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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110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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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02立體書封.jpg  書籍編號:JM002
 
書       名:海參戰役
  出版日期:
2011.5.5
  作       者:赤嶺 淳
  譯       者:童琳、陳佳欣
  規       格:14.8 x 21 cm
  頁       數:384 頁
  定       價:400 元
  I S B N :978-986-6525-42-1

 

本書榮獲日本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北海道新聞,以及TBS電視台NHK電視台,專題報導、評論

2010年7月11日  『朝日新聞』。
2010年7月4日  『日本経済新聞』。
2010年6月20日 『北海道新聞』。

2010年12月10日 TBSラジオ。「久米宏 ラジオなんですけど」。
2010年8月27日 NHK教育テレビ。「視点・論点」、「ナマコから生物多様性保全を考える」。
2010年8月25日 NHKラジオ第1放送。「私も一言! 夕方ニュース」、シリーズ生物多様性条約3、「文化人類学的立場からナマコの視点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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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編號:JSTS12 (科技、醫療與社會)
 書  名:科技、醫療與社會 第12期 
 出版日期:2011.04
 本期作者:陳信行、林宜平、陳政亮、Paul Jobin、曾育慧、何建志、陳思廷、王榮麟、成令方、蔡昌成 
 規  格:15.5 x 23.5(cm)
 頁  數:400 頁
 定  價:250 元
 I S S N :1680-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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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與個人傳記生命的平衡關係上,我們已聊了許多歷史這一邊的東西。至於那些創造歷史者的生命又是如何?現在我們有可能指出夏日計劃如何對志工們的個人傳記生命產生影響嗎?我想是可以的。志工們是第一批辨識出並爬上六零年代浪頭的人。事實上,正因為他們爬上了浪頭,才賦予了這股浪潮最初的樣貌以及動能。只要這股浪潮還向前襲捲的一天,志工們就能享受我們之中如今鮮少能體驗到的那種高潮感。傳記生命與歷史以特定的方式囓合著,而這種方式只有那些身處在社會及政治變遷最前緣的人才能體會。從他們的敘述裡,我們清楚感受到這種經驗是多麼令人歡騰,使他們目眩神迷在一種交織了理想、個人使命及承諾的感受之中。

  然而,這股浪潮卻逐漸遠去,到了如今1988年仍持續衰退中。我們不僅從保守派在政治場域裡繼續占有優勢看出這種衰退,同時從在社會層面上對六零年代反文化的各主要元素的反制也可以看出。雖然研究指出事實上自從七零年代初以來,絕大多數的非法毒品的使用已逐漸減少,但在公共領域上對這個問題的議論與咆哮是比以往更加刺耳且訴諸道德。國會議員的妻子帶頭淨化搖滾樂的歌詞。甚至還有人私下樂見愛滋病的蔓延,認為它將是解決源於六零年代的性革命瘋過頭的問題,雖然染病本身令人感到遺憾,但卻是正義的展現。從許多方面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反動的年代。

  面對這樣的反制,志工們又該如何自處呢?一般普遍認為六零年代的基進份子已調整自己適應,甚至是擁抱了八零年代的生活方式。對於那些較晚才爬上六零年代浪潮的或對它的熱忱並不特別強烈的人來說,上述看法或許有幾分真確。然而,一旦我們談到的是志工,這種普遍說法就顯然有誤。任何人只要像許多志工曾如此徹底投身社運,就不會輕易遺忘了其熱忱之基礎的政治願景及自我認同。雖然「基進份子變雅痞」的意象看起來別具吸引力,在現今的政治氣氛下聽來也格外合理,但志工當前的生活卻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密西西比參與者仍令人驚異地忠於他們二十五年前曾支持的政治信念。如果我們只以一般常見的標準來衡量的話,他們的忠誠令他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面臨過去二十五年來在這個國家中政治與文化的鐘擺效應擺向另一端的困境,他們仍持守信念,這意味著他們將體驗到深刻的疏離及在政治上被邊緣化的處境。有位志工將自己的困境,與在麥卡錫主義達到高峰時四面楚歌的左派人士的處境相比擬。這個類比是很貼切的。後者同樣也為了持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付出龐大的代價。曾被譽為是下一波典範的政治價值與個人認同,如今卻染上污名。歷史與個人傳記生命曾是並肩齊行,如今卻分道揚鑣,偶爾還伴隨著悲劇性的結果。

  麥卡錫時代扣紅帽子及獵殺共產女巫的行動,讓許多人賠上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家庭,有時甚至連命都賠上了。我們也看到志工們同樣遭遇了這樣的悲劇,像是曾最富盛名的志工Denis Sweeney這個令人傷感的例子。他在自由之夏後的幾年間,也曾不斷找尋適當的後續行動來參與,然而在七零年代初期突然消失無蹤。那些曾在之後幾年間見過他的人講述著Sweeney怪誕的軼聞,說他偏執地認定中央情報局意圖在他身上植入電擊器,要把他逼瘋。Sweeney去見了當初曾教他很多東西、也曾是自由之夏之策士的Allard Lowenstein;Sweeney認為Lowenstein是籌劃所謂中央情報局陰謀的主謀。這個故事最終以駭人的結局收尾:1980年三月十四日,Sweeney到了Lowenstein位在紐約市的法律事務所找他,然後將帶來的手槍內的子彈全射在他身上。Lowenstein過沒多久就氣絕了。

  另一位志工Stephen Bingham躲躲藏藏地過了十三年政治逃亡的生活。在1971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加州的Soledad監獄裡,極具魅力的黑人社運人士George Jackson及另外五個人──三位獄警及二位獄中的白人犯人──在一場被宣稱是暴動的過程中被殺害,事件發生幾個小時後,Bingham就開始逃亡。當初Bingham是一位從事監獄運動的基進律師,在事件當天曾訪視Jackson,因而被要求接受訓問以了解案情。他被懷疑在當天走私了一把手槍給Jackson,而後來Jackson使用這把手槍來殺人。雖然自稱是無辜的,但當天晚上Bingham就離開了他與其他幾位律師共住的住家,很快地不見蹤影。直到1984年七月九日才再度於舊金山的葛理特紀念教堂前出現,當著許多記者的面宣佈自己回來了,並希望為這場顯然不利於他的官司奮戰。對於稱他在Soledad槍擊事件中扮演犯罪角色的指控,他已獲得了無罪釋放的判決,但他已付出了可觀的代價,包括十三年的歲月、他職涯的中斷,以及「你們永遠無法想像得到那種對我的家人及朋友無盡想念的痛苦

  在我研究期間,我也得知至少還有一位志工因為別人口中的政治因素而自殺。除了Sweeney之外,如今還有三位志工被收容在精神療養機構內。在這些較為極端的案例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密西西比參與者因為對政治的投入而導致離婚或失業的例子。

  當然,從志工的角度來說,夏日計劃留給他們個人傳記生命的遺緒並不全然是負面的。相較於自由之夏的政治氛圍,如今鐘擺已擺向了遙遠的另一端。對志工來說,個人傳記生命與歷史之間令人舒坦的契合只能成追憶。然而,只能成追憶並不表示他們沒有得到回報。志工們深覺自豪,心中充滿動力,而這些大半都來自於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前他們對那個夏天的回憶。事實是他們經過了試煉,並且證明並未失格。這種對自我的肯定是我們其他人永遠不能體會的。這份確知長長久久地成為志工力量的泉源。直到今日,仍汨汨湧流不絕。

「我最記得的東西就是…與我們共事的密西西比公民的勇氣…他們對我啟迪良多,至今,仍是鼓舞我的重要力量來源。我的意思是,當我面臨很艱困的處境或…(當)我很膽心自己是否有足夠膽識時,我…會重新沉浸回那段時光…回想當初自己看到那些人是如何自處的。

對我來說,那個夏天的回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就個人而言,他們…救贖了我…(他們)提醒我,原來在我裡頭還存在著一些有價值的特質…以及人真的可以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那是我人生中影響我最深遠的一刻…它比任何事物都更令我信賴。

我知道我誇大了那個夏天的重要性…尤其是我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那些回憶的確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生命中最單純的一刻就在Hattiesburg的一座小教堂裡,當時揮汗如雨的我像個孩子般在流淚,唱著「我的這一點微光」(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你知道它的歌詞嗎?其中有一段是這麼唱的:

發亮的微光是愛的光芒,

從高處照亮黑暗。

照亮了我,照亮了你,

我們看到了愛的力量有多大。

我的這一點微光,我要盡情照亮,

盡情照亮,盡情照亮,盡情照亮,

(開始哭泣)不知為何,我曾經擁有過這段經驗,這對我來說是那麼地重要…就好像那一點微光仍在我生命中隱隱照亮著。

盡情照亮,盡情照亮,盡情照亮。」

*節錄自《自由之夏》,頁330-335。Doug McAdam 著/黃克先 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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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密西西比志工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或許不會因為六0年代的終結而劃下句點。他們或許將在美國左派社運的再崛起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雖然這僅止於臆測,但卻是有許多歷史上的先例可循。「社運已死」或「政治的年代已經告終」只是大眾流行的說法,而這些說法卻鮮少成真。社運與其說是已死,倒不如說它如今的規模較小。媒體比較感興趣的是背棄當初理想的社運,因此常創造出社運已死的印象。然而,這並非事實。相反地,社運是縮編了、規模縮小,並調整自己以適應變遷的政治氛圍。我們以為禁酒運動已消失很久了,但事實上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直到今天都還在運作。三K黨也是這樣,雖然我們往往認為它是存在於充斥著種族歧視的憤恨敵意的老南方,而不是1980年代如今的南方。在麥卡錫主義的鼎盛時期,美國左派仍倖存於孤獨的紐約市格林威治村內的小組會議、個別孤立的和平主義團體,以及常被騷擾(以及追捕)的美國共產黨之中。

  同樣地,新左派仍然持存於當代美國,在像自由之夏參與者這樣的人的政治參與裡。他們是左派火把的守護者,細細呵護著過去光榮歲月中令人驕傲、盛極一時的社運殘存下的意識型態或組織。然而,他們這麼做並不僅是一種懷舊、握緊不想放手的反應。為了生存下去,社運即便在充滿敵意的年代裡還是必須能經營。左派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它撐過了1890年代平民政治主義的崩解(譯註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赤色恐慌,以及1950年代初在政治上獵殺赤色女巫的行動(即麥卡錫主義)。它未來仍將安渡過雷根引導的革命以及道德多數的興起,因為像參與過自由之夏的人們將在意識型態及組織上打造起一座橋,連結新左派(到時間,或許叫舊左派)與下一個左派運動的全盛時期。

  當初殘存的老左派引領了新左派的興起,同樣地,未來志工與其他同類型的人也將帶領新的運動。當初的美國就像現在一樣,一般大眾對於近期左派歷史已鮮少有印象。因此,六零年代的年輕人對於他們的左派前輩所知甚少,他們對於後者與其說是信任或推崇他們,倒不如說把他們當成是帶著點懷舊味道的罕見珍品。事實上,新左派是仰賴這些“罕見珍品”所提供的意識型態或組織上的延續性的資源。SDS是在這種工業民主聯盟的支持──或說到底是限制──的脈絡下發展起來。SNCC受益於兩個源於老左派的組織──高地民眾學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以及南方聯盟教育基金組織(Southern Conference Educational Fund)──的資源及意識型態上的指導。社運歷史可溯及三零年代的特定幾位人士也在引領新左派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像Ella BakerGlenn SmileyBayard RustinAnne BardenCarl Braden、Miachael Harrington等人對六零年代左派重新崛起所做出的貢獻之大讓人難以忽略。

  某些自由之夏的參與者很有可能將在美國下一次左派運動的崛起中扮演類似的角色。僅管他們目前是被孤立的且士氣低落,但是當政治鐘擺效應擺向另一端時,志工們與他們領導的組織很可能被担供到新崛起的左派勢力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誰說Heather Tobis Booth的中西部學院未來在1990年代不會扮演像高地民眾學校在五零及六零年代的角色呢?我們怎麼知道從Ricky Sherover-Marcuse的拋掉種族主義工作坊裡不會出現能在灣區興起新一波左派運動的人呢?這實在很難說,尤其想到當初新左派的開始也是那麼不起眼。很有可能下一次左派運動的肇始也是那麼微不足道,並深深仰賴不久前的過去留下的意識型態及組織的遺緒。

  上述的預測與本研究在實證上的中心論旨十分一致。社會運動所憑藉的不僅是理想主義而已。人們光是在態度上願意發起社運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正式的組織或非正式的社會網絡來構築集體行動並維持下去。志工相較於未現身者,並非特別對自由之夏有熱忱。然而,他們與夏日計劃有著較緊密的連結,這讓他們更容易將自己的熱忱付諸行動。今日仍積極參與的志工與那些不積極的志工之間的分野,就在前者隸屬於組織的程度較強,同時與其他社運人士保持連繫。態度指引人們行動的方向;社會結構則使他們可以往那些方向行動。因此,藉由維持政治組織的運作以及與他人保持聯繫,志工們一直保存下社運能萌芽的典型社會脈絡。結果,他們或許終將迎接另一個歷史階段的到來。將近二十年前,Michael Harrington(1972)推測六零年代的基進人士對八零年代的影響,可能比對七零年代的要更大。Harrington的預測或許終將證明他是很有遠見的。

*節錄自《自由之夏》,頁328-330。Doug McAdam 著/黃克先 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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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夏》精彩試讀—盡情照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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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第一章中,我強調在娓娓道來自由之夏故事的時候,個人傳記生命與歷史之間疊合的重要性。如今,故事已近尾聲,我該重回這項概念以略加討論。

  我與密西西比參與者聊得愈多,就愈覺得夏日計劃就像是個三稜鏡,不只是參與的白人、黑人本身的傳記生命的折射,也映照出了美國的歷史。每一位參與這個計劃的人當初都是帶著自己更早的傳記生命中根植的理解與動機來加入的。SNCC工作人員來自一個成長五零及六零年代初蓬勃奮興的樂觀主義的世代。伴隨著1954年最高法院裁定在學校裡實行種族隔離的作法是違憲的決定而來的那種歡欣鼓舞,已經年紀夠大的他們是記得的。他們曾受到馬丁路德金恩之勇氣與魅力,以及蒙哥馬利公車罷駛事件的成功所啟迪。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曾分享了當初靜坐運動的風潮橫掃南方的那種興奮及歡欣。那些靜坐運動及那種啟迪他們的動力及樂觀,在1961年將SNCC的工作人員帶到南方。在那裡,他們面對了野蠻的殘酷暴力、沮喪以及挫敗。然而,密西西比的夢魘尚不足以徹底澆熄跟著他們來到這裡的理想主義與樂觀態度。從夏日計劃的基本構想就可看出他們對信念的持守以及樂觀的態度。這個活動的籌劃者幾乎就是將希望寄托在道德勸說能奏效以及摯愛社群的力量之上。

  至於白人志工,他們一如SNCC工作人員一樣擁有理想性格及樂觀態度。他們從出生起就習慣了身處優勢地位,覺得自己什麼事都做得到,來到密西西比前這些特質是從未被挑戰的。他們的個人生命歷程使他們樂於接受愈來愈普遍的自由派思想以及六零年代初期那美好的許諾。他們勇於回應存在主義神學的挑戰及甘迺迪呼籲投身公眾服務的聲音。對他們而說,前往密西西比反映出的動機,與稍後驅使他們當中許多人投身和平軍的是十分雷同的。他們絕大多數都充滿了理想主義,尚未經歷過犬儒思想或支持革命之論述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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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就認為歧視是不對的,而現在就是克服這些困境的時候…在我們為那些在民主與基督宗教之下的理念所努力以前,我無法做壁上觀,眼睜睜看著歧視與不公義存在在那裡,看著恐怖與懼怕存在在哪裡,而我卻什麼事都不做。

我想要在這個夏天去密西西比工作的原因是…有好多事情等待著我們去完成…需要很多的工作夥伴來做…但更重要的是,我覺得有必須要幫忙。這麼多事要做,人與人之間存在著這麼多的隔閡等待打破,有這麼深的仇恨等待化解。我認為在密西西比的情況是最嚴重的,在那裡打擊因無知而生的隔閡、恐怖與懼怕的工作才剛要有效展開,我想貢獻所能,我們才能建立起一個可長可久、「人人享有自由與公義」、真正超越膚色的社會。

一百年前,解放黑人的宣言被簽署了。十年前,學校裡種族隔離的制度被下令要打破。今日,密西西比的黑人仍然等待從多重的隔離制度綑綁下得到解放。僅管如此,他們不再被動接受政治、經濟、社會、教育上的種種束縛。現在,他們急切地即將展開行動。

  現在,我也急切地即將展開行動,因為我已被動地等待了這麼多年了。在無止盡的討論裡,我以哲學的語言思想人類的本質,試圖建立道德行動的基本原則。一直以來,我抱持著以自由派自居的超然距離,平心靜氣地看待James Baldwin的斥責與Pete Seeger的哀歌。隔年,我進入研究所過著專注學術的日子,開始做起了長期的醫學研究,致力於減輕人類的痛苦。

  然而,這種缺乏身體力行的倫理思辨與知性工作是空洞的,對於在密西西比向頑強的不公義進行的抗爭也是全然無用的。光有同理心卻沒有行動的時代早已過去,現在的我急切地將展開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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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自由之夏發生前的美國

用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話來說,我們生命的每時每刻都代表「個人傳記生命與歷史的接合」。雖然我們僅能隱隱約約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為歷史洪流所形塑,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事實確實如此。然而,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個人生命故事與歷史的疊合過程似乎有些理所當然,也就是說,兩者若非緊密鑲嵌在一起,不然就是在為社會塑造出的我們與自身成長的歷史時期之間,可以明確地預測到兩者契合之處。我們所長成的樣式與長大後所接到的大社會世界之間是相對一致的。

  對某些少數特例而言,他們自身的傳記與其身處的時代之間,其相接合的過程與模式則較難以捉摸。這些人所面對的歷史環境,是那些負責社會化他們的前代人預測不到的,他們驟然遭逢形塑社會行動與自我形象的嶄新可能性。原本按部就班地進入成年人的進程被歷史事件與過程所打斷,所以歷史與個人傳記的互動模式便帶著斷裂的特質。結果往往造就了一個徹底再社會化的時期,個人的傳記生命與認同也根據了視野裡的歷史新律則而有所調整。這些個人傳記生命吻命上述描述的極少數例子裡,包括那些在經濟大恐慌時期甫成年的年輕人、許多歷經二次大戰與越戰的退伍軍人,以及參與自由之夏的志工──管並不像前兩例那麼極端。

  此刻,讓我們先將志工間的差異擱置,先談談他們幾項普遍的特徵。大體來說,他們是美國權貴之後,所出身的家庭皆不酬吃穿,通常是很富有的,有些甚至是貴族世家。在就讀這個國家裡最頂尖的菁英大學院校之際,他們向這個計劃提出申請。這些志工們在生活中很少遇到跨不過的限制,特別是因為種族或階級而設下的橫阻。父母大致傾向自由派,偶爾會變得基進的政治態度也在這群志工身上烙上印記,使他們比起大多數權貴階級的子弟在政治上更左傾。再者,在夏日來臨前,他們仍舊是改革主義者而非革命家,是自由主義者而非基進主義者。從申請此計劃的表格上自述的陳詞裡,看得出他們對美國仍抱持著一種立基在當時代自由主義想像之特質上,一般說來很理想化的觀點:美國當然並非十全十美,但它的缺憾並非整個體制與生俱來的,而是人為的錯誤所導致的;這體制原本期待能徹底實現作為立國根基的人道主義與平等主義的價值,人們是可去修補以使其回到常軌。不論是他們的既有經驗或這種一般而言傾向自由派的政治觀點來看,這群志工對於將在密西西比經歷的一切並未準備就緒。他們即將在那裡接受的洗禮將造成深遠且持續的影響。其中一位志工Gren Whitman曾說:「這無疑是我生命裡最重要的一段經驗,它確確實實為我的後來的人生鋪好了軌道,至今我依然走在其上。」這樣的自陳在志工間十分普遍,在近二十五年之後,他們依舊把那個夏天當成是生命的分水嶺,是一個以今非昔比的語彙來重新陳述傳記生命的時點。就是在這個時刻,他們登上了日後以六0年代經驗為總稱但此時仍鮮被察覺的政治與文化浪頭,它將在日後席捲整個世代,而這些志工則是第一批體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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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編號:SOC029
 書       名:
社會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Pragmatism)
 出版日期:
2011.4.06
 作       者:派翠克.貝爾特(Patrick Baert)
 譯       者:何昭群
 規       格:15 x 21 cm
 頁       數:336 頁
 定       價:350 元
 I S B N :978-986-6525-41-4

 

 

貝爾特徹底的實用主義,是對社會科學的哲學爭論極具希望的轉向。本書以雄心來討論數位典範人物,他們的哲學反思一直影響著社會科學……。重要的是,這種討論示範了貝爾特的倡議:他將這些理論家及其論點置於脈絡中,讓他們與其他人對話,以及萃取出承載於哲學的討論傳統且相應於社會科學的哲學課題。我向所有批判思考社會科學之目標與假設的人推薦這本書,不論是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研究者或專業人士。
——Alison Wylie,華盛頓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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