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尚未臨終卻也孤寂」的小書


  書本的大小真的是很重要的。讀者往往不假思索認為:「書大學問大」,所以一本小書就很難讓人嚴肅對待。這是這本社會學大師所寫的小書所必須面對的第一個難題。



  書本的主題則是另一個讓讀者親近或是遠離的試金石。現在來談「臨終者」這樣的主題,很難不讓人想到這是「生死學」的專業領域。一本社會學理論家所寫的書要「踩到」看似「別人的領域」的這種「大學問」,其命運應該也是可以「生死立判」的吧!這麼一個大哉問的領域,竟然只用這麼小的篇幅來處理,更何況這本小書也沒有庫布樂—羅絲(Elisabeth Kübler-Ross)在一九六九年的成名作《論死亡與瀕死》(On Death and Dying)書中那麼條理清楚的說出瀕死的五階段(否定和孤立→氣憤難平→討價還價→鬱鬱寡歡→安然接受),對於期待內容條理分明的讀者而言,這本小書恐怕也很難有所勝出!

  如果還要從作者的生平小我脈絡來看這本書的緣起,也很容易讓讀者茫然。這本看似「沒頭沒尾」的小書怎麼看都像是一本還沒寫完的一本大書的一個小部分。作者既沒有「序」,也沒有「跋」,只有出版商簡要的說明,讓讀者搞不清楚這是作者的手稿,還是口述的整理稿。

  如果從上面幾種方式來看待這本書,「孤寂」大概會是這本「大師小書」的必然的命運。

  但是如果您願意換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的話,您也許會有機會發現一位社會學理論大師面對這個生死大哉問的議題上的「善言」。我們可以說,這是一位社會學大師用生命寫的書。


若有似無的文獻回顧

  其實高齡或臨終或死亡的議題並不是古往今來社會學理論家不關心的問題。就死亡議題來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德國社會學大師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在自己死前七、八年就發表過《死亡形上學》(Zur Metaphysik des Todes)一書;被戴上「結構功能論」的帽子的美國二十世紀社會學大師帕深思(Talcott Parsons, 1902-1979)也曾經在死前三年在《生物倫理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Bioethics)上發表過〈西方世界的死亡〉(Death in the Western World)一文。可惜的是,這些都沒引起學界太多的重視。愛里亞斯的這本小書也沒有提及這個被眾人遺忘的隱匿傳統;他倒是在第二篇演講中提及後來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著稱的雙人組葛雷瑟(Barney G. Glaser)和史特勞斯(Anselm L. Strauss)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臨終時刻》(Time for Dying),而沒有提及其他類似的研究成果。這種若有似無式的文獻回顧,讓人很難從嚴格學術的規範來看待這本書的特性。


生命脈絡及其昇華

  愛里亞斯應該不是想要寫一本符合嚴謹學術格式的小書。這本書於一九八二年首次以德文出版的時候,愛里亞斯已經是八十五歲高齡的老者。完成這本書的動力顯然不是來自他的「精力」,而是他的「經歷」;他在書稿完成後的五年後才過世,所以很難說是他的「臨終者」身分的經歷,但卻絕對來自他的高齡的親身經歷。

  雖然他強調臨終者的主觀經驗是本書的重點之一,他卻沒有從夫子自道的層面來做回憶錄式的論述。他仍然選擇從社會學者的立場來將個人的煩惱昇華為社會議題的層面來討論。


吾道一以貫之

  因此在這本小書裡面,雖然他沒有明說,但是對他的思想發展略有所知的讀者,應該可以找到他從自己過去理論延伸的種種軌跡。

  首先最明顯的是他的「文明歷程」(或譯「文明化進程」)的長期關懷。他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成名作《文明歷程》中就對於西方世界社會生活從中古時代以來的演變感到高度的興趣。當時的書中討論過的主題涵蓋:餐桌禮儀、擤鼻涕、吐痰、臥房行為、兩性關係、攻擊性、武士生涯、封建制度,以及國家,林林總總,幾乎無所不包,可是就是遺忘了生命的最後關頭:臨終和死亡。所以這本小書,可以算是「文明歷程」的增訂,讓「文明歷程」的討論更為完整。在這個議題上,他仍然應用有限的精力,表達對於自稱「周日史家」(un historien du dimanche)的法國作者阿力耶斯同類研究結果的不敢茍同。這種對於長遠歷史文化脈絡的強調,恐怕是諸多生死學的書所罕見而無法容受的吧!

  其次是他應用學生Cas Wouters的「正式化」(formalization)和「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的對比概念來呈現死亡或臨終議題在西方文明歷程的轉變。這一組概念雖然沒有在愛里亞斯的成名作中出現,可是Cas Wouters在本書中所被徵引的那篇文章中卻明白說過,這是愛里亞斯口授給他的一組概念,說的是西方文明進展中,有些禮節逐漸由嚴格規定趨向越來越鬆散的趨勢,他就分別名之為「正式化」和「非正式化」。愛里亞斯在這本小書也四度徵引到這個和學生分享的概念組。

  還有一個就是愛里亞斯的招牌概念:「形態」(figuration),或者可以用更通俗的說法,「社會網絡」或「社會關係網絡」。這個字眼其實並沒有在書中出現,可是他在書中所說的臨終者的「孤寂」,其實就是現成西方高度發展國家將臨終者和他熟悉的生活世界和社會網絡關係隔絕,並且將他們錯置在一群陌生人之中的這種作為和制度,就是缺乏了「人是生活在人群中」的這種基本的「形態」概念。有關這一個概念的闡發,愛里亞斯在一九七○年的著作《什麼是社會學》中的第四章就有清清楚楚的說明。


語重心長

  除了這些看似老調重「談」的部分,愛里亞斯在書中其實提醒我們要注意到「臨終者的孤寂」不僅是一種心理現象而已,而且也是一個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現象,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習為背景。

  愛里亞斯在書中指出,這些文化的積習都忽略了人是生活在社會關係網絡中的,所以面對高齡者或是臨終者,當局並沒有把這個重要的因素考慮在制度設計之中。

  社會的隔離措施,也讓高齡者和臨終者和社會上其他人相處時,會產生心理上的孤立和孤寂感,甚至產生「難堪閾限」(embarrassment threshold),讓不同狀況之間的人們彼此不知所措和無言以對。

  最後,在第二篇對醫學會議演說的結尾中,愛里亞斯語重心長地期盼:對臨終者的照護,千萬不要再「見病不見人」。這也是許多有醫療院所經驗的臨終者家屬所能感同身受的呼籲。

  愛里亞斯在書中並沒有提到改進之道,不過,不是已經有許多人做出不少的努力嗎?看看最近幾年的「安寧病房」、「臨終照護」、「生死學」等概念的出現和逐漸落實,可見這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議題,這是所有人類共同要面對的議題。就這一點而言,愛里亞斯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小書就是預見了一場人間革命的風潮已經悄悄吹動著。


版本的喧囂

  這本書原來是在一九八二年以德文出版,當時的書的扉頁上寫的是長長的《我們這個時代的臨終者的孤寂》(Über die Einsamkeit der Sterbenden in unseren Tagen),可是封面的書名上卻省去了「我們這個時代」幾個字。全書也沒有製作索引。我所看到一九九五年第八版還都是這個樣子。

  一九八五年英譯本由專門翻譯愛里亞斯著作的 Edmund Jephcott 執筆,增加了一篇愛里亞斯在一九八三年十月於 Bad Salzuflen 舉行的醫學會議的一篇演講稿,可是沒有註明這是作者自己準備的稿子,還是別人所做的演講記錄。這在目錄頁之後有一段小小的說明。書後也增加了簡單的索引。

  中文譯者鄭義愷更加認真,以德文原本為根據,但是在德文原本和英譯本不同處,都能一一註明,並譯出德文版沒有的部分。他還很貼心加上一些譯者註。在這個網路查詢越來越方便的時代,譯者的用心也是應該大家讚揚的,這樣也許可以稍稍安慰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孤寂吧!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所以我們都是某種意義的臨終者。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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