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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克雷倫頓講座（The Clarendon Lectures）發表於2003年2月5, 6及7日，牛津大學的地理與環境學院。這個時間點意味深遠。與伊拉克的戰爭，雖看似無可避免，但尚未展開，停止戰爭的微弱希望還在騷動。這個希望獲得大規模全球示威的支持，2月15日約有一百萬人走上了倫敦和巴塞隆納的街頭，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許多城市，包括美國，也記錄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數。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的意見大致上擁護以下觀點，主張任何人都同意是野蠻專制的政權所引起的威脅，可以透過外交手段解決。即使有這些反對，對付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已經在美國的指令下於3月20日展開，而英國和西班牙給予最明確的支持。在我寫作的當下，戰爭的結局雖然在軍事方面毫無疑問，卻依然渾沌不明。它最終會是（或者像是）一種殖民佔領、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還是真正的解放？

　　一方面，面對這些快速變動的事件，很難設計出一套有關「新帝國主義」這個主題的演講。但是，另一方面，這些事件的性質，以及它們對全球安全造成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威脅，卻有必要加以深入分析。因此，我決定盡力嘗試穿透表面的紊流，探勘形塑世界歷史地理的深流，或許可以藉此稍微闡明我們為什麼會走到這種危險又艱困的關頭。

　　在追尋這項目標的過程裡，我從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和歐瑪．達布爾（Omar Dahbour）所組織的，位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CUNY Graduate Center）的地方、文化與政治中心，以「帝國主義」為題的一年討論課裡獲益甚多。我要感謝尼爾、歐瑪，以及這門討論課的參與者，協助塑造了許多我的洞察。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學程的幾位同事，也坦率評論了我的主題，我也要感謝列尼罕（Louise Lennihan）、羅伯坦（Don Robotham）、蘇塞（Ida Susser）、施耐德（Jane Schneider）、阿薩德（Talal Assad），以及特別是布林（Michael Blim）和參與我們聯合開設的「土地、勞動與資本」討論課的學生的貢獻。順著我在這裡建構的線索，從事某種介入的原始想法，最初是我與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在約翰霍普金斯合開的一門討論課裡，模模糊糊想到的。我要謝謝牛津地理學院的同事邀請我回到我的老窩，在這麼適切的時刻，這麼合宜的地點，發表這些演說。我特別要感謝凱卡（Maria Kaika）、蘭頓（Jack Langton）與史溫吉道（Erik Swyngedouw）的誠摯招待，以及他們對於這個主題的濃厚興趣。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亞須比（Anne Ashby）幫了很大的忙，而伯克（Jan Burke）一如往常，扮演了刺激我付諸行動的不可或缺角色。好幾年來，我從很難在此細數的眾多其他人的互動中，獲益良多。我希望我已經在這些演講裡，善加運用了他們的個人和集體智慧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