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哪一種地理學對應哪一種公共政策?


地理學者對公共政治形成能否提供成功、重大且有效的貢獻?


皮諾契將軍(General Pinochet)是一位受過正規訓練的地理學家,他也成功的將地理學應用於公共政策。皮諾契以軍人集團首腦身分,於1973年9月11日推翻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領導的智利民選政府,成立軍事政府。他反對類似社會學、政治學,甚至哲學等具「顛覆性」的學科思想,要求所有智利學校和大學都必須教授「愛國思想課程」,而他大力提倡地理課程,也是眾所周知的——據他說,這種科目最適合用於教導智利人民愛國思想,向人民傳達他們真正的歷史命運感。由於軍隊完全控制了大學,並嚴密監督學校教學,地理學必將成為智利教育系統中的重要學科。


皮諾契將軍也積極改變智利的人文地理。這裡有個恰當的範例。智利的健康照護系統有段時間曾包含三個不同部分:富人依據「自由市場」準則來支付醫療服務;中產階級利用民營保險計畫資助的醫院系統;低階層及窮人(約佔人口的60%)則透過國家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體系支持的社區健康中心,接受免費醫療照護(Navarro 1974)。前述三個部門中,第三個部門向來資金不足,備受忽略,但是在阿葉德執政期間,資源逐漸由前兩個部門移轉至社區健康服務。健康照護體系的地理,開始從一種迎合中上階級需求,由供應者掌控、以醫院為中心的集中式系統,轉化為由社區掌控的分散式免費健康照護系統,以符合下層階級與窮人的需求。這種轉型並非全無抗拒——醫院系統供應者發動示威,力求保持舊有的健康照護的社會地理,反對新地理的興起。然而,社區健康中心在阿葉德在位期間蓬勃發展。此外,透過成立社區健康委員會來達成社區控制,對政治影響甚鉅,生活的諸多面向也開始環繞著社區健康中心組織起來。健康照護的重心也由治療醫學(擁有令人目眩神移的昂貴裝備)轉變為預防醫學,將醫療照護視為整體環境議題(供水、汙水處理等等)不可或缺的一環。社會接觸、政治權力及分配的人文地理,因而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下層階級和窮人開始了解他們控制自身所處社會狀況的潛力。


但軍事力量和皮諾契將軍改變了這一切。社區健康委員會解散了,許多參與者也遭囚禁或處決。社區健康中心的運作受到嚴重限制。醫療體系的管理大權重回醫藥供應者手中,回復至一種以醫院為中心、符合中上階級需求的集中式系統。治療醫學又成為常規,少數人的開心手術取代多數人的衛生環境改善,成為醫療保健的主要目標。舊地理捲土重來,新地理則遭廢棄。因此,地理學家(皮諾契將軍)的介入,成為智利健康照護體系之人文地理的決定性力量。


智利似乎與英國相去甚遠。然而,我之所以引用這個例子,並非要同英國比較,尋求相似之處(儘管這裡不得不指出,一個在1939至1945年間堅決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卻在皮諾契將軍當權後急切地伸出友誼之手。不但如此,1973年夏天,英國國家健康服務重組,移除所有社區控制的痕跡,將健康照護的提供牢牢交在偏好集中式醫院健康照護系統的供應者手中)。我的關切是要利用這個地理學成功介入公共政策的範例,指出將地理學應用於任何公共政策之前,必須提出的兩個非常基本的問題:「哪一種地理學?」及「用於哪一種公共政策?」


這些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也許比較好的方式是先探問:我們一開始為什麼會覺得有必要將任何類型的地理學應用於任何類型的公共政策。如果我們認真思考我們的動機,會發現這種急迫感源於個人抱負、學科帝國主義、社會需求和道德義務形成的奇特混合。某些人受各種因素影響(或自認為受影響)的程度可能不一,但毫無疑問的,沒有人能聲稱自己完全不受任何影響。


個人抱負是個重要因素,因為我們都成長於一個內蘊了個人主義和競爭性的經濟和社會體系。由於社會裡的權力(包括經濟和政治)大致集中於公共領域,學者便自然而然被吸引到權力之所在。個人野心大概是解釋個人行為的動機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項,卻無法充分解釋地理學者的行為不同於其他學科人士之處,而且至少在英國,一個野心勃勃的學者是否會在學科階序分明的學術界中,選擇一個明顯劣勢的基地〔譯按,指地理學〕為出發點,恐怕不無疑問。


就某種程度而言,學科的聲譽和地位是一種以群體意識為仲介的個人抱負。學門無可避免地將個人予以社會化,使個人以「地理學」、「經濟學」、「生物學」等詞彙來定位自己的認同。我們常在他人問起「你是誰?」時,回答「我是地理學家(或經濟學家、生物學家等)。」學科的重要性在於它能讓我們了解自己的角色,進而提供安全感。然而,地理學是諸多學科的一支,必須與其他學科爭取公眾眼中的地位和特權。各學科也會競爭公共經費。因此,那些自稱「地理學家」者的保障,大致取決於地理學相對於其他學科的地位。於是,我們就認為「對地理學有利者必對我有利」,進而認知到「對地理學的威脅就是對我的威脅」。發揚地理學就是彰顯自己,我們也藉由保衛地理學來保護自己。


個人抱負和學科帝國主義,大致上可以用來理解個人和專業行為,但我認為這種說明仍過於簡化。因此,接下來我打算將個人抱負暫時擺在一邊,集中焦點討論其他兩項更深刻的問題:社會需求(經由學科帝國主義的仲介)和道德義務。


地理學和社會需求


要了解地理學科的演變,必須以社會需求的變動為背景。由於每個社會的需求各有不同,因此後文的討論將以英國近期的地理學史為重心。


在英國,地理思想和活動的「認識論決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大致發生於1945年前後。這項決裂大概能以伍爾里奇教授(Wooldridge)影響深遠的口號「愚昧者眼望地極」(the eyes of the fool are on the ends of the earth)為最佳象徵,至於第二個象徵就是在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之外,另行成立了英國地理學者協會(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地理學多半牽涉非學術性的實務活動,不具有強烈學術色彩。地理學主要是透過皇家地理學會的活動,以發展所謂「帝國管理的技術和方法」為導向。以大學為根據地的地理學相對微弱,大部分活動都跟帝國有關(與殖民調查的密切關連,是最佳例證)。這種情形現在已大幅改變了。以大學為基礎,強調獨特學術訓練的專業地理學,業已蔚為主流。現在,大多數地理學家希望能對所謂「都市、區域和環境管理的技術和方法」有所貢獻。誠如所有類似的「認識論決裂」,新成份早就存在於舊思惟中(1930年代史丹普〔Dudley Stamp〕的土地利用調查〔Land Use Survey〕是最鮮明的範例),舊成份的殘餘也遺留至今。然而,毫無疑問的,地理學的風格和重心已經有了重大轉變。


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又為何發生呢?我們當然無法將其歸因於地理學知識傳統本身的內部鬥爭(像是某種數學典範轉移的方式),而應視之為地理學適應外在條件的結果。帝國的終結本身就足以解釋「皇家地理學會」那種舊式地理學的衰落(伍爾里奇所預示的,正是這個時代的結束)。但我們要如何解釋新地理學風格的興起呢?是何種社會需求推動著我們,讓我們轉而關注都市、區域和環境管理的技術和方法呢?我們又為何轉而以大學為基礎,堅持專業立場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從地理學的當代發展史談起。


假設未來我們還能回到地球,又如果屆時地球上的居民仍然願意(也有能力)書寫歷史,他們的教科書會如何描述1930年至1970年這段時期呢?我猜想,相關篇章可能會使用下列標題:「統合型國家的分娩之痛」。統合型國家(corporate state)的原型源自俾斯麥(Bismarck),其後由墨索里尼(Mussolini)治下的義大利(尤其是早年)加以衍伸,而希特勒統治下德國駭人的暴行,往往隱蔽了法西斯體制的真正意涵。今日,我們對西班牙、烏拉圭、希臘、巴西、瓜地馬拉、智利……等袖手旁觀,在國內則放任國家以經濟穩定(凱因斯爵士〔Lord Keynes〕)及分配正義(貝弗里奇爵士〔Lord Beveridge〕)之名提升干預程度。我們很清楚,西方資本主義正經歷某種劇烈轉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各自摸索,尋找通往某種形式的統合型國家的道路(Miliband 1969),而其實際結果則取決於各國既有的制度架構、政治傳統、主導意識形態,以及經濟成長和發展機會。


若統合型國家是一種社會政治組織模式,我們要如何描述其一般形式特徵?它是一種組織相對嚴密、階層結構分明的體制,其間各機構如政治、行政、法律、財經、軍事等環環相扣,由上往下傳遞資訊,並「指示」位於下層的個人和團體,告訴他們哪些才是維繫整體社會存活的適當行為。這種操作的口號是「國家利益」。統合型國家的支配倫理是「合理性」和「效率」(一般認為這兩個概念彼此可以互換)。由於不論效率還是理性,都必須有個目標才能予以定義,因此國家利益——統合型國家的續存——就成了那個既存的「目的」。先進資本主義統合型國家內部的新興統治階級,幾乎全來自工業及金融利益階級。在許多採取統合型國家形式的共產國家中,統治菁英則多來自政黨。


英國統合型國家的基礎設施多由工黨以分配正義的名義實施奠定,但很快便發現,如果不在「國家利益」旗幟下運作,便無法達成「社會良善」的目標。只要以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的官僚體制和技術官僚保守主義為例,便足以顯示我們自1945年以來改變了多少,也能了解以分配正義之名建立的基礎設施,又多麼容易轉化成為階級鬥爭工具。當然,還是有抵抗存在。當法律、教育、研究、社會服務,都屈從於統合型國家的需求時,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倡導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便與左右兩派的深刻疑慮同調。就連《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1974年1月14日)也認為:

 


我們現在離那種以技術和官僚力量,來建立並維持對市民生活的歐威爾式監控的現代國家,恐怕已相距不遠。要避免赫胥黎《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及歐威爾《一九八四》中描寫的那種令人不寒而慓的極權主義體制,法院應更積極以法律保障個人的權利。

 


《金融時報》聚焦關切的是一椿法律判決,其結果對政府有利,而有違於個人權利。


在社會和政治組織都往統合型國家形式靠攏的同時,教育也逐漸被視為一種純粹的人力投資。我們的計算往往忽略了個人健康、福祉及心理等因素,結果就是被迫將地理學畢業生當成商品來行銷。統合型國家必須靠技術嫻熟的官僚才能運作。因此,我們目前生產的商品,除了供應師資市場外,主要就是因應這個市場的需求。此外,我們還得針對商品的生產,建立起適當的品管機制,這就導引了學科內專業標準的成長。學術研究也成了商品。國家的優先順序和需求(又是無所不在的國家利益)制約了市場,我們逐漸被迫將學術研究出賣給某個具有特定需求的客戶,而這個客戶越來越是政府本身。


這些「國家需求和優先順序」是什麼?在延續統合型國家生存的最高考量下,我們可以辨識設計和執行各種操縱、控制和收編技術的需求,以確保:(1)經濟成長、資本積累的速度,以及保持和提升國家在世界市場內的競爭地位;(2)經濟的週期性危機獲得控制;以及(3)節制並平息不滿。地理學家努力回應這些需求,不論在研究和教育上,都致力於都市、區域和環境管理等領域的技術發現和傳播。1960年代,統合型國家的結構緊縮,讓我們感受到更大壓力,不得不往這個方向移動,我們現在比以往更屈服於英國的國家。簡言之,我們被收編了。然而,卻幾乎沒有跡象顯示我們有過任何反抗。的確,我們看來都急於參與這種過程,卻未曾花任何心思擔憂可能的後果。


不擔心的原因頗為複雜。首先,收編學者進入統合型國家架構,提供這些學者接近社會權力核心的管道。地理學家身為學者,是否真能取得實權並不是重點——光是權力的幻象,就足以讓我們屈服於個人野心的驅使而予以默認。然而,更重要的是學科帝國主義的仲介力量。地理學家必須證明,地理學對國家需求及優先順序的達成有所貢獻。事實上,1960年代有關地理學性質的大多數辯論,就是在討論達到這種默會承諾的最佳方式。這是生死交關的問題,因為各大學完全不認為有投資地理學的必要。如果整個地理學科要存活下去,就必須跟其他學科競爭,而在過程中被迫要拓展學科利基(niche),建立一處專屬我們而能夠主導的「地盤」。


當然,建立這種利基是地理專業(尤其是英國地理學者協會)的工作。地理學的利基究竟何在的問題,一直爭議不休。為了顯示地理學確實是擁有特定學術知識地盤的學科,我們須看來像是熟知地理學的內涵,還必須對外口徑一致;這類情況導致諸多後果。首先,對於學科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必須有強大的約束。康德式的「空間綜合體」(synthesis in space)概念過於廣泛,不夠具體,因而展開了迂迴曲折的搜索,尋找我們可以聲稱為本學科獨有的分析方法論。地理學者性喜四處探索的毛病也得加以控制,專業必須設法壓抑內部異議;學科內形成了一個統合架構——地理學科內部的迷你統合型國家,忠實複製了國家的統合結構。我們在學科內配置了權力經紀人、自封的品味仲裁者,最後甚至建立了協會本身鬆散的霸權力量。


我們透過這些調整來界定一處地理學的利基,幫助我們在一個社會需求變動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成為好市民,在所謂「國家優先順序」和「國家利益」之前卑躬屈膝,賤賣自己的學術訓練。簡言之,我們因接受艾希曼心態(Eichmann mentality)而苟活下來。除了得以生存外,唯一獲得的慰藉是:這種心態明顯和我們的道德義務感背道而馳。


地理學與道德義務


多數地理學者對於自己從事的工作顯得心安理得。執業的地理學家的自我形象似乎是在行善。如果傾聽地理學者間的討論,會發現討論多半是從仁慈官僚(benevolent bureaucrat)的角度出發,他們比其他人博學多聞,因此他們替別人做的判斷一定優於別人自己做的決定。這種仁愛慈善的自我形象,顯然與前一節地理學家搏鬥社會需求的實際行徑格格不入,我們要如何詮釋這種自我形象呢?


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形象源自文藝復興以來即滲入西方思想的人文主義創造性學術的廣泛傳統。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動力,必須依賴科技和社會創新的支撐。與資本主義演變同時成長的創造性個人主義傳統(有時受到抑制,有時則受到鼓勵),成為資本主義秩序的支撐力量,不但適用於學術,也適用於實際發明。這個傳統也被認為是人類進步(有時用來作為資本累積的委婉說法)的基本要素。我們無疑受到這項傳統的影響;由於我們在大學裡建立了一處基地,這種影響就更為深遠。西方人文主義作為一個知識傳統依然相當強盛;當然,它也不是毫無缺點,它極度偏向菁英主義,因而家長作風頗重。但是,這個傳統裡有著眾多非異化的、真正創造性的學識。


地理學傳統中的人文主義源頭,問題比較大。儘管我們也能列出一些帶有人文主義色彩的書寫,但較傳統的地理學文獻多半充斥種族主義、族群中心主義,以及強烈的家長制作風;即便如洪堡德(A. von Humboldt)這般聲譽卓著的學者,也曾對「土著」發表過一些讓人毛骨悚然的觀點,馬爾薩斯(Malthus)則欣然將這些觀點引用於其稍後修訂的《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中。今日的地理學教科書仍然延續這種我們無法引以為傲的觀點。長年鑽研帝國管理技巧和方法累積而成的思維,還沒有從學校教科書的字裡行間刪去。雖然地理學的傳統不甚光彩,但地理學思考中仍有那麼一脈思維,確實培養了對地方和社區,對個人、社群和環境間共生關係的敏銳度。這種對場所和互動關係的敏銳度,導致了某種偏狹的人文主義——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一種深入且極具穿透力的人文主義,卻局限於區域概念產生的絕對空間中。


地理學的關注從帝國轉移至都市、區域和環境管理的技巧和方法,也讓我們接觸到另一項深植於人文主義的傳統。查德維克(Edwin Chadwick)和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傳統以慈愛和改良主義為核心,在英國深植人心。在與這個傳統的文獻接觸下,地理學內部也興起一股改良主義傳統,將查德維克和霍華德樹立的標準用於當代。


1945
年以來,人文主義及其相關的道德義務,在地理學著作和思想內的分量漸增。這顯然與統合型國家權力和影響力的不斷增長有所矛盾。由於(西方式的)學術研究之憎惡矛盾,猶如自然之厭惡真空,我必須傾力化解之。當代地理學的人文主義大體而言較為偏狹且帶有菁英傾向,因而對統合型國家的運作較不具威脅性。事實上,我們可以說這種人文主義形式有其優勢,因為它具有讓那些設計和執行操縱、控制及收編技巧者,以仁慈的自我形象來完成任務的作用。簡言之,如果一定得收編和化解社區的不滿情緒,那麼執行者最好能面帶微笑。


但是,輕蔑的將地理學者全都視為容易被收編,對統合型國家的需求卑躬屈膝,則又對人文主義傳統的力量,以及那些帶有個人主義色彩但極具創意的學術研究很不公平。毫無疑問,積極、創造而知性的人文主義傳統和統合型國家的運作,兩者全然扞格不入。當然,這項知識傳統是在某些不利條件下發展。地理學的專業化及其壓制內部異議分子的能力,確實是個必須克服的障礙,但也絕非牢不可破,而且事實上,敢於突破障礙者往往還能博得美名。統合型國家也無法承擔密封所有障礙的後果,因為它本身也陷入某種矛盾位置:一方面它需要一個彈性的教育系統,以及具有高度適應力的勞動力,以因應不斷變動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它又難以容忍不受約束的創造性個人主義(Gorz 1973)。


這些張力部分已經透過一個簡單策略解決了。假若我們能接受「事實」和「價值」是彼此分離、互不相關的,前者是科學調查的對象,後者僅為個人意見(是主觀的),我們便能以巧妙的方法論設計,俐落的終止這種張力。如果地理學是一門「科學」,因而關切的主要是事實、模型和抽象理論,我們便能輕易地將人文主義貶為個人意見,是地理學以外的陳述。1960年代倡導更具「科學性的」地理學,正與這股專業化流風,以及製造具備特定技巧和能力之商品〔譯按,指學生〕的需求不謀而合。但這種發展有著更深層的效果,就是它解決了成功適應社會所必須的艾希曼心態,以及影響力日增的人文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解決方法在1960年代效果還不錯,但今日就沒那麼好用了。批判性的學術揭露了事實和價值分離的虛假造作,並指出視科學為意識形態中立的主張,本身就是一項意識形態的陳述。地理學的相關性(relevance)之爭,根本就無涉相關性(誰聽過不相干的人類活動?),而是涉及我們的研究與誰有關,以及以科學(假定為無涉於意識形態)之名所做的研究,是如何具有偏袒現狀及統合型國家之統治階級的效果。換句話說,反省我們自身的地理學實踐,引導我們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哪一種地理學?」「用於哪一種公共政策?」


地理學家的道德義務


想改變世界,就得先了解它。為了改變世界,我們必須根據周遭的現實,創造出新的人類實踐。所以,我們要何去何從呢?我們身處於一個假國家利益之名而運作,逐漸緊縮其組織的統合型國家。但是,如果相信個人生命及存在的唯一價值來自國家利益,那麼我們幾近於擁抱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統合型國家是一種原型法西斯主義。也許這能說明,為何「民主」政府對蓄意壓抑與專制的政府十分友善,皮諾契將軍又為何如此受歡迎。


馬克思認為,人類未來的發展有兩種可能:共產主義或野蠻狀態。我們必須儘快釐清這些詞彙的意義。共產主義當然不是指目前俄國、波蘭,甚至古巴和中國的體制,野蠻狀態也並不意味重回新石器時代。我認為,放眼望去(也許就在不遠處),正確的選擇或許就介於「整合型國家」(incorporated state)和統合型國家之間,整合型國家反映了人民以基本上符合人性的方式,努力控制其存在之社會條件的創造性需求(也就是馬克思所稱的「無產階級專政」),統合型國家則基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金融資本主義或(俄國和東歐)政黨官僚體系的利益而發號司令。統合型國家似乎是邁向歐威爾《一九八四》中描繪的野蠻狀態的過渡形式,而整合型國家則是通往共產主義的過渡形式。統合型國家氣勢正盛,整合型國家必須仰賴龐大的組織才能迎頭趕上,而在這條曲折漫長的道路上,勞工控制和社區控制只不過是其中的兩小步罷了。


當然,了解我們的狀況,並且揭顯蘊含於當下的未來潛能,是批判和反省思考的工作。身為地理學者,我們能提供的可能有限,但身為學者和知識分子,在更大範圍的各種議題上,我們卻可以有更多貢獻。我們生活在統合型國家內,為了養家活口必須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但是,我們也都有一定的聰明智慧,也能憑藉才智存活;我們可以嘗試從內部顛覆統合型國家的精神。事實上,大學提供了相當強大的抵抗基礎——自由創造性學術研究那種基本上屬於「後顧式」(backward-looking)的傳統,與尋求超越統合型國家權力之手段的「前瞻式」(forward-looking)傳統,都會驅使學者與統合型國家對立。地理學也承擔了一些微小但意義重大的任務。首先,必須將種族主義、族群中心主義和傲慢的家長制——帝國時代的餘緒——從我們的教科書中完全刪除。我們也必須建立真正的人文主義文獻,來瓦解人為(且幾近精神分裂)的事實和價值、主觀和客觀、人和自然、科學和人類旨趣等二元對立。地理學家的道德義務便在於直接面對人文主義傳統及統合型國家普遍需求之間的緊張狀態,提高我們對此矛盾的認知,並藉此學習如何在統合型國家結構的內部善用這種矛盾。


地理學家的道德義務若安置於更大的背景中,就成了一種社會需求。畢竟,我輩無人能自限於地理學者的角色,或認為自己只是學者,甚至只是個英國人。我們和所有其他人類一樣,是一群不斷奮鬥,努力控制和改善自身存在之社會條件的人。從偏狹本位觀點出發的鬥爭——不論這種本位主義源於領域(社區、國家),或源自社會裡的準技術性分工——只會適得其反,一開始就註定失敗。任何鬥爭惟有克服內蘊於我們處境的地理形勢,以及地理學之處境中的本位主義時,才有成功的希望。

 

(摘自群學《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2010.05.12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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