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易受傷的觀察者


通常關於人類的書若非被看成講究實際,便是被視為不切實際。我的作品可說既非二者,也可說二者皆是,它致力追求不切實際本身的客觀性——若缺乏這項特質,便沒有任何實際的行為科學是可能的。
——喬治.德弗羅,《從焦慮到方法》(George Devereux, From Anxiety to Method


1985年,一場發生在哥倫比亞的山崩,將整個村莊掩埋在泥濘中。從電視中目睹這場悲劇的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渴望表達自己無助地看著這麼多人被泥土吞噬時所感到的絕望。阿言德在短篇故事〈我們從泥土受造〉(Of Clay We Are Created)中,描寫成為媒體過分關注焦點的十三歲女孩歐瑪拉.桑切士(Omaira Sánchez)。追逐新聞的攝影師、記者及電視拍攝人員,對於解救她的生命無能為力,卻在她身陷泥濘時紛紛湧來,將他們好奇而無用的目光固著在她的受苦之上。阿言德將攝影師羅夫.卡勒(Rolf Carlé)置於一群恐怖的旁觀者之中,包括透過螢幕觀賞這場殘酷「實況秀」的阿言德本身。卡勒不停地觀看、凝視、報導及拍照。後來某件事物衝擊了他,他再也無法忍受躲在相機之後默默觀看。他選擇不再以無罪旁觀者的身分來記錄這場悲劇。卡勒蹲伏在泥濘中,把相機扔在一旁,並將手伸向歐瑪拉,但此時她的心和肺都衰竭了。

作為典型的易受傷的觀察者(vulnerable observer),卡勒體現了在目擊苦難時想做出各種努力的主要兩難。無論是經歷大屠殺、面對折磨、目睹颶風、遭逢地震,或即使是恐懼表面上較溫和地出現在記憶裡(這些記憶將不會褪去,以致傾洩在廚房的晚夜寂靜中),當說故事者向聽眾敞開心房,述說深深鑿開自我溝渠的傷痛,作為觀察者的你,還能佇立在相機的鏡頭後、打開錄音機、手握著筆?難道尊重、虔誠及憐憫的界線不應該跨越,甚至是把記錄扔在一旁?但是,倘若你無法使恐懼止息,難道不該至少把它記錄下來?阿言德認為一旦她的故事出版了,歐瑪拉將從她的生命裡消失。但是在《寶拉》(Paula)一書中——關於女兒因紫質症(porphyria)突然而快速死亡的動人回憶錄——她發現自己返回到歐瑪拉的故事,這故事已獲得小說的怪異能力,可預言未來。這一次,阿言德痛苦地緊靠悲劇,不再有電視螢幕作為緩衝器。如同羅夫.卡勒,她必須與女兒一同「陷入泥濘」,她的女兒已陷入昏迷,她的凝視「聚焦在死亡發生的地平線之外」。阿言德坐在永遠不會醒來的睡美人寶拉身旁,手中握著筆, 放棄藉由小說來想像其他世界的可能性。她屈服於現實的棘手,覺得自己踏上「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對我來說,人類學正是關於從事這種穿越隧道的航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你總是前往他處,但這航行絕非僅是造訪坎塔布連山脈(Cantabrian Mountains)有著厚牆泥磚房的西班牙村落,或是頭頂有飛機消沉盤旋的底特律花園公寓,還是有破碎粉紅圓柱及不可能之夢的港口城市哈瓦那(La Habana)——那裡據說是我的出生地。失落,哀悼,對記憶的渴求,希望進入你周圍的世界卻不知所措,害怕太過冷靜、煩亂或粗糙地觀察,怯懦的怒,永遠遲來的洞見(如同輕蔑的後見之明),覺得寫下什麼都毫無用處卻又熱切地想寫點什麼,上述這些都是一路上的停頓處。如果你夠幸運,在航行的終點,你會瞥見燈塔而滿心感謝。畢竟,人生是豐富的。

但無疑地,這絕不是在我們的大學裡會教授的人類學,那聽起來不像是形成博士的素材,也絕不是讓你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獎助的人類學。坦白說,那也不是我通常會向人們說明我所從事的人類學。就像我的舅媽蕾貝卡(Rebeca)問我,為什麼我要從事人類學—那時我們在人群熙攘的餐館波多沙古(Puerto Sagua)裡,享用古巴麵包與咖啡牛奶等宵夜,人們常在那裡狼吞虎嚥一大盤牛排,加上煮成咖啡色的洋蔥和閃亮的香蕉,彷彿沒有明天。

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你我如何進入⋯⋯那時我還年輕⋯⋯我很渴望書寫⋯⋯一位老師對我很有信心⋯⋯他們提供我一份讀人類學的獎學金⋯⋯我到一個西班牙村莊生活⋯⋯我在那裡學會背誦玫瑰經,並且聽見我的西班牙系猶太人(Sephardic)祖先在我耳邊低語:「羞恥、羞恥⋯⋯。」在那些年裡,這種人類學成了一種不斷離開的方式、一種不斷復返的方式、一種不斷打包行李及取出行李的方式,彷彿我一直模仿我們自己家族的歷史:從歐洲到洲,然後到美國,再到波多沙古——不是島上那個同名的波多沙古,不過這裡的波多沙古從來不乏古巴麵包與咖啡牛奶⋯⋯。

在我尚未回答完第一個問題, 舅媽又接著問我:「露思,但是告訴我,什麼是人類學?」當我還在躊躇時,她很有自信地大聲說:「就是研究人們? 還有他們的習俗, 對吧? 」

是的,人們和他們的習俗。沒錯,就是這麼簡單!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人類學家以某種方式承繼了遺產,也就是源自歐洲的殖民驅力——認識「他者」,是為了打擊、便於管理或提升他們——進而造就出廣闊的智性豐盛。在人類學的列表中(新頁仍不斷在增加),有著各式各樣的研究:希臘人的死亡輓歌、匈牙利和尼加拉瓜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命運、布魯克林區的海地巫毒教(voodoo)、巴厘島藝術品的交易、北達科他州西法戈(West Fargo) 女性對於墮胎的爭論、馬雅智者的讀書團體、印度大師的諺語、貝都因人(Bedouin)的榮譽觀、印地安人所說關於白人的玩笑話、墨裔美籍的罐頭工廠工人的困境、迪士尼樂園的理想國,甚至我希望包括我們一家剛從古巴抵達美國不久,在環狀公園大道(Belt Parkway)發生車禍的故事(事實上,我們那晚在波多沙古就聊著這個主題。舅媽告訴我,他們是在隔天早上打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時,才震驚地讀到這則新聞)。

我給了舅媽一個誇張的回答:人類學是二十世紀末,最迷人、奇異、令人不安而必需的見證(witnessing)形式。作為一種依賴特殊關係—由特殊的人類學家與一群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時空下交會而形成—的認識方式,人類學始終苦惱於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問題。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說:「你無法完全透視另一種文化,如同陽剛主義者的意象(masculinist image)所做的那樣。你將自己置於該文化的法則之下,它會體現出來並且牽絆著你。」是的,確實如此,但你會讓異文化牽絆你多深?我們的知性任務非常矛盾:獲得「地方觀點」,但請不要真的「成為當地人」。我們由矛盾之詞「參與觀察」所定義的方法論,在此根源分裂了:以參與者的身分行動,但別忘了張大眼睛。置身於哥倫比亞的泥濘中,用手臂環抱歐瑪拉.桑切士。但當獎助金花完或暑假結束了,請起身, 拍拍身上的灰塵,回到書桌,將你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把它與你從馬克思、韋伯、葛蘭西(Gramsci)或紀爾茲所讀到的東西連結起來,那麼你就是走在從事人類學的道路上。

最奇怪的事莫過於,人類觀察其他人類是為了記錄他們。《財星雜誌》(Fortune)派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去美國南方,帶回關於貧困農夫在大蕭條時期的動人故事,他原本熱切希望可以用鋤頭掘起一塊土,然後把它放在版面上並予以出版。但他後來反而寫下《讓我們現在讚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那是關於他害怕自己利用南方佃農的生命的不安沉思。這構成了他敘事的一部分,在敘事中,他帶著誇大的禮儀與羞恥感,試圖描繪那些相同生命的輪廓。

像艾吉和阿言德這樣的作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達成了不切實際的實際性(tenderminded toughmindedness)—喬治. 德弗羅在三十年前建議,這應該作為任何涉及人類觀察其他人類之調查的目標。身為人種心理學者的德弗羅相信,社會科學中的觀察者還沒學會,如何讓自己最大的情感與研究素材連結起來。德弗羅堅持,如果想認識觀察之物的本質,就必須知道觀察者自身發生了什麼事。他指出,觀察者的主觀性「在根本上影響所觀察事件的過程,就如同『檢測』影響(「干擾」)電子的活動」。觀察者「永遠無法觀察他不在場時『所發生』的行為事件,也無法聽見同一個敘說者對其他人說出的相同報導。」然而,由於沒有清楚又容易的途徑,可藉以與從事觀察的自我相遇, 因此最專業的觀察者發展出防禦措施,亦即「降低焦慮並使我們有效發揮的方法」。甚至說出「我是一個人類學家,這是田野工作」這樣的話,這是使用該方法的典型形式,藉以從某些情境的焦慮中抽離;在這些情境裡,我們覺得自己是權力結構的同謀,對於使他人脫離苦難感到無能為力, 對於應該行動還是進行觀察感到困頓迷惑。

雖然德弗羅承認所有社會知識的主觀本質,但對他來說,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就其本身而言並非終點。辨識出社會觀察裡的主觀性,是通往更重要終點的一種方法,此終點為取得客觀性的重要形式,以及成為非常「真實」的科學。無論我們是否嚮往科學(至少我不是),接受德弗羅「所有社會觀察的冷酷主觀性」之假設,都留給我們一個實際的問題:你用什麼方法把主觀性寫入民族誌中,而仍然可將你所做之事稱為民族誌?當民族誌變得過熱而「太個人」時,我們是否要擔心煙霧警報器會在我們耳邊作響?紀爾茲在《工作與生活》(Works and Lives)一書中碰觸此問題,他主張民族誌是充滿作者(author-saturated)與作者消失(author-evacuated)兩種文本的奇特跨越, 既非羅曼史,亦非實驗報告,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紀爾茲不像德弗羅,將人類學再造成一種較好的科學並非他的主要關懷;他反倒關切民族誌進程的後面階段,亦即書寫的時刻以及對人類學者作品的反應。紀爾茲想瞭解,人類學者(無論如何,有一小撮人)如何把對他人及地方的觀察,轉化為極具說服力的修辭,以致往後若不藉由這些作品,那些人及地方將難以想像?如同紀爾茲所言: 「我們可以重新去觀察阿贊德人(Azande),但如果沒有找到伊凡—普里查(Evans-Pritchard)聲稱在那所發現的熱情、知識及因果的複雜理論,我們比較可能會質疑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質疑他的能力——或者可能會斷定阿贊德人不再是阿贊德人了。」

人類學家在田野地的對話與互動, 永遠不可能完全再現。就算是以現在式書寫,它們仍是獨一無二、無以復返、發生前便消逝、永遠存在過去之中。民族誌成了人類學家航行的唯一證據,而冒險事業的成功取決於,人類學家多麼優雅地肩負起紀爾茲所謂「作者身分的負擔」(burden of authorship)。書寫必須傳達「與遠處生命的親密接觸」的印象。

誰來決定這個目標是否達成了?紀爾茲說:最終,接受某個人類學家的真理超過另一人的理由, 是非常「個人特定的」〔person-specific〕(他堅持用這個詞,而非「個人的」〔personal〕,其實二者的區分很模糊)。例如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在關於墨西哥市鎮特波次蘭(Tepotzlan)的重新調查中, 強烈質疑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對該地生活觀察的真實性,但這並未使得雷德菲爾德的作品遭廢棄。相反地,如果將注意力轉移到對相同的人群與地方之完全相反的觀察上,劉易士只是成功證明了,他與雷德菲爾德都是對的,他們是「不同種類的心靈,分別握住大象不同的部位」。

雖然紀爾茲知道在人類學裡,每件事都得依靠人類學家在航行中所攜帶的情感與智性的行李,但對我來說,他和德弗羅一樣似乎仍勉強擁抱主觀性的目標。德弗羅為了科學的緣故而倡議「易受傷」;而紀爾茲則一再向我們顯示,人類學絕對是個人特定的但卻非「個人的」,就像李維史陀(Lévi-Strauss)、伊凡—普里查、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潘乃德
(Benedict) 等偉人所實踐的。諷刺的是, 對於採取自傳立場來處理追尋(我們稱為「田野工作」——總是到某個地方、穿越漫長隧道的航行)的民族誌書寫,紀爾茲保留最嚴厲的批判。他堅持, 內化太多「事實上是極度公開的活動」並不適當。

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又是一種多公開的活動?是的,我們前去並與人們說話。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抱著耐性、善意及慷慨來和我們說話。我們試著好好傾聽;對於我們所誤解的每件事,以及之後將顯得微不足道、非常生活表面的事, 我們都寫下田野筆記。然後,是時候打包行李回家去。接著開始我們的工作,也是最艱難的工作:憶起民族誌的時刻、使它復甦、拉近我們的所見所聞與無法在我們的表述中對它公道評論的距離——太快展開以致不會感覺像個無底洞。我們的田野筆記變成羊皮紙,除非用來探測遺忘的天啟時刻、未表達的渴望及悔恨的創傷,否則將是毫無用處。如此一來,即使我們以走入公眾開始,卻仍以自我反思來延續我們的工作。然後,我們再次走入公眾。如果我們第一次處理的事物幾近悲劇,那麼第二次我們顯然處於鬧劇之中。當我們站上講台——在希爾頓飯店裡舉行的學術會議上,我們向著其他緊張的民族誌學者,大聲讀出自己的民族誌作品,那裡懸掛著吊燈,冷氣則令我們感到寒風刺骨——我們的不確定感及對田野對象的依賴都被轉移到權威的位置上。甚至紀爾茲承認存在一個問題:「當我們實際上在工作時,我們缺乏一種語言來表達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有一種文類消失了。」

把此書視為對那種文類的追尋!

(摘自群學十一月份新書《傷心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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