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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易受傷的觀察者

通常關於人類的書若非被看成講究實際，便是被視為不切實際。我的作品可說既非二者，也可說二者皆是，它致力追求不切實際本身的客觀性——若缺乏這項特質，便沒有任何實際的行為科學是可能的。
——喬治．德弗羅，《從焦慮到方法》（George Devereux, From Anxiety to Method）

1985年，一場發生在哥倫比亞的山崩，將整個村莊掩埋在泥濘中。從電視中目睹這場悲劇的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渴望表達自己無助地看著這麼多人被泥土吞噬時所感到的絕望。阿言德在短篇故事〈我們從泥土受造〉（Of Clay We Are Created）中，描寫成為媒體過分關注焦點的十三歲女孩歐瑪拉．桑切士（Omaira Sánchez）。追逐新聞的攝影師、記者及電視拍攝人員，對於解救她的生命無能為力，卻在她身陷泥濘時紛紛湧來，將他們好奇而無用的目光固著在她的受苦之上。阿言德將攝影師羅夫．卡勒（Rolf Carlé）置於一群恐怖的旁觀者之中，包括透過螢幕觀賞這場殘酷「實況秀」的阿言德本身。卡勒不停地觀看、凝視、報導及拍照。後來某件事物衝擊了他，他再也無法忍受躲在相機之後默默觀看。他選擇不再以無罪旁觀者的身分來記錄這場悲劇。卡勒蹲伏在泥濘中，把相機扔在一旁，並將手伸向歐瑪拉，但此時她的心和肺都衰竭了。

作為典型的易受傷的觀察者（vulnerable observer），卡勒體現了在目擊苦難時想做出各種努力的主要兩難。無論是經歷大屠殺、面對折磨、目睹颶風、遭逢地震，或即使是恐懼表面上較溫和地出現在記憶裡（這些記憶將不會褪去，以致傾洩在廚房的晚夜寂靜中），當說故事者向聽眾敞開心房，述說深深鑿開自我溝渠的傷痛，作為觀察者的你，還能佇立在相機的鏡頭後、打開錄音機、手握著筆？難道尊重、虔誠及憐憫的界線不應該跨越，甚至是把記錄扔在一旁？但是，倘若你無法使恐懼止息，難道不該至少把它記錄下來？阿言德認為一旦她的故事出版了，歐瑪拉將從她的生命裡消失。但是在《寶拉》（Paula）一書中——關於女兒因紫質症（porphyria）突然而快速死亡的動人回憶錄——她發現自己返回到歐瑪拉的故事，這故事已獲得小說的怪異能力，可預言未來。這一次，阿言德痛苦地緊靠悲劇，不再有電視螢幕作為緩衝器。如同羅夫．卡勒，她必須與女兒一同「陷入泥濘」，她的女兒已陷入昏迷，她的凝視「聚焦在死亡發生的地平線之外」。阿言德坐在永遠不會醒來的睡美人寶拉身旁，手中握著筆， 放棄藉由小說來想像其他世界的可能性。她屈服於現實的棘手，覺得自己踏上「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對我來說，人類學正是關於從事這種穿越隧道的航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你總是前往他處，但這航行絕非僅是造訪坎塔布連山脈（Cantabrian Mountains）有著厚牆泥磚房的西班牙村落，或是頭頂有飛機消沉盤旋的底特律花園公寓，還是有破碎粉紅圓柱及不可能之夢的港口城市哈瓦那（La Habana）——那裡據說是我的出生地。失落，哀悼，對記憶的渴求，希望進入你周圍的世界卻不知所措，害怕太過冷靜、煩亂或粗糙地觀察，怯懦的怒，永遠遲來的洞見（如同輕蔑的後見之明），覺得寫下什麼都毫無用處卻又熱切地想寫點什麼，上述這些都是一路上的停頓處。如果你夠幸運，在航行的終點，你會瞥見燈塔而滿心感謝。畢竟，人生是豐富的。

但無疑地，這絕不是在我們的大學裡會教授的人類學，那聽起來不像是形成博士的素材，也絕不是讓你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獎助的人類學。坦白說，那也不是我通常會向人們說明我所從事的人類學。就像我的舅媽蕾貝卡（Rebeca）問我，為什麼我要從事人類學—那時我們在人群熙攘的餐館波多沙古（Puerto Sagua）裡，享用古巴麵包與咖啡牛奶等宵夜，人們常在那裡狼吞虎嚥一大盤牛排，加上煮成咖啡色的洋蔥和閃亮的香蕉，彷彿沒有明天。

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你我如何進入⋯⋯那時我還年輕⋯⋯我很渴望書寫⋯⋯一位老師對我很有信心⋯⋯他們提供我一份讀人類學的獎學金⋯⋯我到一個西班牙村莊生活⋯⋯我在那裡學會背誦玫瑰經，並且聽見我的西班牙系猶太人（Sephardic）祖先在我耳邊低語：「羞恥、羞恥⋯⋯。」在那些年裡，這種人類學成了一種不斷離開的方式、一種不斷復返的方式、一種不斷打包行李及取出行李的方式，彷彿我一直模仿我們自己家族的歷史：從歐洲到洲，然後到美國，再到波多沙古——不是島上那個同名的波多沙古，不過這裡的波多沙古從來不乏古巴麵包與咖啡牛奶⋯⋯。

在我尚未回答完第一個問題， 舅媽又接著問我：「露思，但是告訴我，什麼是人類學？」當我還在躊躇時，她很有自信地大聲說：「就是研究人們？ 還有他們的習俗， 對吧？ 」

是的，人們和他們的習俗。沒錯，就是這麼簡單！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人類學家以某種方式承繼了遺產，也就是源自歐洲的殖民驅力——認識「他者」，是為了打擊、便於管理或提升他們——進而造就出廣闊的智性豐盛。在人類學的列表中（新頁仍不斷在增加），有著各式各樣的研究：希臘人的死亡輓歌、匈牙利和尼加拉瓜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命運、布魯克林區的海地巫毒教（voodoo）、巴厘島藝術品的交易、北達科他州西法戈（West Fargo） 女性對於墮胎的爭論、馬雅智者的讀書團體、印度大師的諺語、貝都因人（Bedouin）的榮譽觀、印地安人所說關於白人的玩笑話、墨裔美籍的罐頭工廠工人的困境、迪士尼樂園的理想國，甚至我希望包括我們一家剛從古巴抵達美國不久，在環狀公園大道（Belt Parkway）發生車禍的故事（事實上，我們那晚在波多沙古就聊著這個主題。舅媽告訴我，他們是在隔天早上打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時，才震驚地讀到這則新聞）。

我給了舅媽一個誇張的回答：人類學是二十世紀末，最迷人、奇異、令人不安而必需的見證（witnessing）形式。作為一種依賴特殊關係—由特殊的人類學家與一群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時空下交會而形成—的認識方式，人類學始終苦惱於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問題。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說：「你無法完全透視另一種文化，如同陽剛主義者的意象（masculinist image）所做的那樣。你將自己置於該文化的法則之下，它會體現出來並且牽絆著你。」是的，確實如此，但你會讓異文化牽絆你多深？我們的知性任務非常矛盾：獲得「地方觀點」，但請不要真的「成為當地人」。我們由矛盾之詞「參與觀察」所定義的方法論，在此根源分裂了：以參與者的身分行動，但別忘了張大眼睛。置身於哥倫比亞的泥濘中，用手臂環抱歐瑪拉．桑切士。但當獎助金花完或暑假結束了，請起身， 拍拍身上的灰塵，回到書桌，將你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把它與你從馬克思、韋伯、葛蘭西（Gramsci）或紀爾茲所讀到的東西連結起來，那麼你就是走在從事人類學的道路上。

最奇怪的事莫過於，人類觀察其他人類是為了記錄他們。《財星雜誌》（Fortune）派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去美國南方，帶回關於貧困農夫在大蕭條時期的動人故事，他原本熱切希望可以用鋤頭掘起一塊土，然後把它放在版面上並予以出版。但他後來反而寫下《讓我們現在讚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那是關於他害怕自己利用南方佃農的生命的不安沉思。這構成了他敘事的一部分，在敘事中，他帶著誇大的禮儀與羞恥感，試圖描繪那些相同生命的輪廓。

像艾吉和阿言德這樣的作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達成了不切實際的實際性（tenderminded toughmindedness）—喬治． 德弗羅在三十年前建議，這應該作為任何涉及人類觀察其他人類之調查的目標。身為人種心理學者的德弗羅相信，社會科學中的觀察者還沒學會，如何讓自己最大的情感與研究素材連結起來。德弗羅堅持，如果想認識觀察之物的本質，就必須知道觀察者自身發生了什麼事。他指出，觀察者的主觀性「在根本上影響所觀察事件的過程，就如同『檢測』影響（「干擾」）電子的活動」。觀察者「永遠無法觀察他不在場時『所發生』的行為事件，也無法聽見同一個敘說者對其他人說出的相同報導。」然而，由於沒有清楚又容易的途徑，可藉以與從事觀察的自我相遇， 因此最專業的觀察者發展出防禦措施，亦即「降低焦慮並使我們有效發揮的方法」。甚至說出「我是一個人類學家，這是田野工作」這樣的話，這是使用該方法的典型形式，藉以從某些情境的焦慮中抽離；在這些情境裡，我們覺得自己是權力結構的同謀，對於使他人脫離苦難感到無能為力， 對於應該行動還是進行觀察感到困頓迷惑。

雖然德弗羅承認所有社會知識的主觀本質，但對他來說，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就其本身而言並非終點。辨識出社會觀察裡的主觀性，是通往更重要終點的一種方法，此終點為取得客觀性的重要形式，以及成為非常「真實」的科學。無論我們是否嚮往科學（至少我不是），接受德弗羅「所有社會觀察的冷酷主觀性」之假設，都留給我們一個實際的問題：你用什麼方法把主觀性寫入民族誌中，而仍然可將你所做之事稱為民族誌？當民族誌變得過熱而「太個人」時，我們是否要擔心煙霧警報器會在我們耳邊作響？紀爾茲在《工作與生活》（Works and Lives）一書中碰觸此問題，他主張民族誌是充滿作者（author-saturated）與作者消失（author-evacuated）兩種文本的奇特跨越， 既非羅曼史，亦非實驗報告，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紀爾茲不像德弗羅，將人類學再造成一種較好的科學並非他的主要關懷；他反倒關切民族誌進程的後面階段，亦即書寫的時刻以及對人類學者作品的反應。紀爾茲想瞭解，人類學者（無論如何，有一小撮人）如何把對他人及地方的觀察，轉化為極具說服力的修辭，以致往後若不藉由這些作品，那些人及地方將難以想像？如同紀爾茲所言： 「我們可以重新去觀察阿贊德人（Azande），但如果沒有找到伊凡—普里查（Evans-Pritchard）聲稱在那所發現的熱情、知識及因果的複雜理論，我們比較可能會質疑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質疑他的能力——或者可能會斷定阿贊德人不再是阿贊德人了。」

人類學家在田野地的對話與互動， 永遠不可能完全再現。就算是以現在式書寫，它們仍是獨一無二、無以復返、發生前便消逝、永遠存在過去之中。民族誌成了人類學家航行的唯一證據，而冒險事業的成功取決於，人類學家多麼優雅地肩負起紀爾茲所謂「作者身分的負擔」（burden of authorship）。書寫必須傳達「與遠處生命的親密接觸」的印象。

誰來決定這個目標是否達成了？紀爾茲說：最終，接受某個人類學家的真理超過另一人的理由， 是非常「個人特定的」〔person-specific〕（他堅持用這個詞，而非「個人的」〔personal〕，其實二者的區分很模糊）。例如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在關於墨西哥市鎮特波次蘭（Tepotzlan）的重新調查中， 強烈質疑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對該地生活觀察的真實性，但這並未使得雷德菲爾德的作品遭廢棄。相反地，如果將注意力轉移到對相同的人群與地方之完全相反的觀察上，劉易士只是成功證明了，他與雷德菲爾德都是對的，他們是「不同種類的心靈，分別握住大象不同的部位」。

雖然紀爾茲知道在人類學裡，每件事都得依靠人類學家在航行中所攜帶的情感與智性的行李，但對我來說，他和德弗羅一樣似乎仍勉強擁抱主觀性的目標。德弗羅為了科學的緣故而倡議「易受傷」；而紀爾茲則一再向我們顯示，人類學絕對是個人特定的但卻非「個人的」，就像李維史陀（Lévi-Strauss）、伊凡—普里查、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潘乃德
（Benedict） 等偉人所實踐的。諷刺的是， 對於採取自傳立場來處理追尋（我們稱為「田野工作」——總是到某個地方、穿越漫長隧道的航行）的民族誌書寫，紀爾茲保留最嚴厲的批判。他堅持， 內化太多「事實上是極度公開的活動」並不適當。

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又是一種多公開的活動？是的，我們前去並與人們說話。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抱著耐性、善意及慷慨來和我們說話。我們試著好好傾聽；對於我們所誤解的每件事，以及之後將顯得微不足道、非常生活表面的事， 我們都寫下田野筆記。然後，是時候打包行李回家去。接著開始我們的工作，也是最艱難的工作：憶起民族誌的時刻、使它復甦、拉近我們的所見所聞與無法在我們的表述中對它公道評論的距離——太快展開以致不會感覺像個無底洞。我們的田野筆記變成羊皮紙，除非用來探測遺忘的天啟時刻、未表達的渴望及悔恨的創傷，否則將是毫無用處。如此一來，即使我們以走入公眾開始，卻仍以自我反思來延續我們的工作。然後，我們再次走入公眾。如果我們第一次處理的事物幾近悲劇，那麼第二次我們顯然處於鬧劇之中。當我們站上講台——在希爾頓飯店裡舉行的學術會議上，我們向著其他緊張的民族誌學者，大聲讀出自己的民族誌作品，那裡懸掛著吊燈，冷氣則令我們感到寒風刺骨——我們的不確定感及對田野對象的依賴都被轉移到權威的位置上。甚至紀爾茲承認存在一個問題：「當我們實際上在工作時，我們缺乏一種語言來表達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有一種文類消失了。」

把此書視為對那種文類的追尋！

(摘自群學十一月份新書《傷心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