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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編號：SOC029
 書       名：社會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Pragmatism）
 出版日期：2011.4.06
 作       者：派翠克．貝爾特（Patrick Baert）
 譯       者：何昭群
 規       格：15 x 21 cm
 頁       數：336 頁
 定       價：350 元
 I S B N ：978-986-6525-41-4

貝爾特徹底的實用主義，是對社會科學的哲學爭論極具希望的轉向。本書以雄心來討論數位典範人物，他們的哲學反思一直影響著社會科學……。重要的是，這種討論示範了貝爾特的倡議：他將這些理論家及其論點置於脈絡中，讓他們與其他人對話，以及萃取出承載於哲學的討論傳統且相應於社會科學的哲學課題。我向所有批判思考社會科學之目標與假設的人推薦這本書，不論是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研究者或專業人士。
——Alison Wylie，華盛頓大學哲學系教授

【內容簡介】

派翠克．貝爾特在這部開創性的作品中，仔細分析社會科學哲學裡的重要觀點，精闢研究涂爾幹、韋伯、波普、批判實在論、批判理論及羅蒂新實用主義的學術成果。他的生動敘述將這些關鍵智識人物，放置在他們寫作的社會及政治脈絡裡，並且清楚呈現出他們的觀點如何能轉移到經驗研究中。《社會科學哲學》既是一本權威性的教科書，也是一份參與令人振奮的新研究議程的邀請。對於想清楚掌握各種社會科學哲學主要立場的學生，本書將非常有幫助。而對於贊同實用主義觀點（知識具有增進人類可能性的潛力）的研究者，本書也極具吸引力。

【名家推薦】

貝爾特針對社會科學哲學的關鍵議題，提出一份清晰而有助益的闡釋。研究者經常認為自己可以把這些重要問題，留給某種學科分工下的其他人。但貝爾特闡明為何對所有社會科學家來說，參與有關社會世界之知識的本質與生產的問題是重要的。他對於實用主義作品的結合，不僅使本書具有新意，而且更加切合研究者及理論工作者的需要。
——Craig Calhoun，紐約大學社會系教授

貝爾特精緻且巧妙地展現出該領域中哲學關懷與社會科學關注的連續性。本書包含了傑出的批判性討論，以及對於實用主義立場的有力論據。
——William Outhwaite，薩塞克斯大學社會系教授

貝爾特徹底的實用主義，是對社會科學的哲學爭論極具希望的轉向。本書以雄心來討論數位典範人物，他們的哲學反思一直影響著社會科學……。重要的是，這種討論示範了貝爾特的倡議：他將這些理論家及其論點置於脈絡中，讓他們與其他人對話，以及萃取出承載於哲學的討論傳統且相應於社會科學的哲學課題。我向所有批判思考社會科學之目標與假設的人推薦這本書，不論是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研究者或專業人士。
——Alison Wylie，華盛頓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者簡介】

派翠克．貝爾特（Patrick Baert）
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劍橋大學社會系資深講師。著作包括Time, Self and Social Being (1992)、Social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1998)、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Pragmatism (2005)、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2010，合著)。

【譯者簡介】

何昭群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現任職於HONDA TAIWAN。主要閱讀興趣為社會理論、德國觀念論。

【目錄】

致謝
導論

第1章 涂爾幹的自然主義
1 導論
2 與實證主義的不穩定關係
3 如何成為稱職的社會學家
4 應用：自殺研究
5 評價
6 延伸閱讀

第2章 韋伯的詮釋方法
1 導論
2 超越方法論戰
3 理念型與各種行動類型
4 應用：基督新教倫理
5 評價
6 延伸閱讀

第3章 波普的否證主義
1 導論
2 科學本身為何
3 與孔恩的爭辯
4 如何讓社會科學變得科學
5 歷史主義及烏托邦主義的問題
6 方法論個體主義
7 評價
8 延伸閱讀

第4章 批判實在論
1 導論
2 實在論、實在與因果關係
3 工作中的創意科學家
4 對於社會理論的貢獻
5 應用：英國政治
6 評價
7 延伸閱讀

第5章 批判理論
1 導論
2 早期的法蘭克福學派
3 哈伯瑪斯
4 延伸閱讀

第6章 羅蒂與實用主義
1 導論
2 美國實用主義與羅蒂
3 科學方法的迷思
4 新左派與文化左派
5 評價
6 延伸閱讀

第7章 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
1 實用主義觀點概述
2 文化人類學
3 考古學
4 史學與社會科學
5 一些最終的評述

【導論】

導論

社會科學哲學屬於後設理論事業，其反思的是社會研究之實踐。這種反思可以採取各種不同形式。大部分的社會科學哲學家，試著判定特定理論或方法論選項，是否適用於解釋（explaining）社會現象。舉例而言，他們可能會研究演化論解釋形式或理性選擇模型的融貫性及解釋力，或者，更廣泛地，他們可能想確定歷史法則是否真的存在。我個人的意見是，社會科學哲學不應該假定社會研究的唯一目標是去解釋外部世界。因此，社會科學哲學也必須思索知識習得（knowledge acquisition）的另類模式。此觀點在本書後半部將格外明顯，但本書前幾章也會清楚呈現，我所討論的大部分社會科學哲學家並不贊同我的觀點。對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而言，社會研究就是致力於解釋外部社會領域；因此，這些哲學家的任務，便是去反思這種解釋性嘗試及伴隨而來的方法論策略。

本書有兩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提出此學科的新途徑，一種受惠於美國實用主義的新途徑。第二個目標是對社會科學哲學的主要途徑，提出一份深入評估。因此，本書可以用下列各種方式閱讀。那些對於第二個目標有興趣的人，可以閱讀一到六章；對於第一個目標有興趣的人，可以讀第六、七章，或者，已經熟悉實用主義的人，也可以只讀第七章。這並不意味著本書的一到六章與結論那一章互不相干。它們並非不相干，但不讀前面幾章，還是有可能理解最後一章。本書前五章所涵蓋的主題及作者之所以能入選，是因其觀點處於社會科學哲學的核心，而非因其以某種方式符合了終將導向我的實用主義觀點的敘述。闡述於第七章的實用主義立場所發展出來的觀點，將會迥異於前幾章那些思想家所擁護的觀點。我將主張社會科學哲學應採取新方向，並且提出不同的問題。

對社會科學哲學主要途徑的評估，會在一到六章中處理。我完成此任務的途徑不同於其他人，而這需要一些說明。首先，我並非只是介紹觀念，還會聚焦於這些觀念背後的作者及思想學派。社會科學哲學經常以嚴格的分析形式來呈現，此分析形式表現為一組核心主題或問題，可用不同答案來回應。或者，社會科學哲學被視為是對各種理論架構的批判性綜述，這些理論架構往往採用自然主義或準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模式（亦即，或強或弱地奠基於自然科學的模式）。在此類重構裡，誰給出答案相對不重要。我反而把焦點放在為數有限的幾位思想家，並試著指出，這些個別思想家在不同領域裡的觀點，如何彼此相連。舉例而言，涂爾幹（Emile Durkheim）主張，對社會進行科學研究將使我們能對終極價值做出決定，他還篤信功能分析的優點，而根據一般說法，涂爾幹屬於整體主義（holism）思想家。在他的例子裡（雖然其他思想家不見得適用），這三項立場彼此相連：他的功能主義——在他那個年代還沒有功能主義這個詞（avant la lettre）——屬於整體主義，而且他相信功能主義將有助於從「是什麼」中推論出「應該是什麼」。再者，這三項立場也與他對社會學更廣泛的見識有關，不論是社會學的範圍，或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的關聯性。同樣的，波普（Karl Popper）的可否證性判準（做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區隔線），及其對整體主義的拒斥，強調出他對各種版本的歷史主義的反感。這些不同立場形成了一種融貫的整體。

除了關注幾位重要作者，我更喜歡概述社會科學哲學與其他科目之間的關聯性，尤其是（儘管不限於）社會科學哲學所論及的那些學科，例如社會學或史學。在分析途徑的傳統裡（前面曾提及），人們傾向把社會科學哲學與其他智性活動分開處理。我反而希望釐清其中的關聯性——例如，藉由指出一些實踐者（像是涂爾幹或韋伯〔Max Weber〕）的抱負如何伸至社會科學哲學領域來釐清。一旦人物成為焦點，完美的區隔便會粉碎。並非只有「社會學經典」如此，對於當代思想家也同樣適用。舉例而言，對於許多批判實在論者來說，採取某一立場或其他立場，並非簡單的分析遊戲而已；這對他們所從事的學科有嚴重的後果。勞森（Tony Lawson）曾指出，只要採納實在論議程，經濟學將激烈轉型。本書關注於社會科學哲學對社會研究的錯綜影響。

要整理出本書所關注的問題與論題，是相對簡單的，因為人們對本學科的核心議題大抵已有共識（如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對立，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對立等）。要穿梭各種不同人物與思想學派並寫出底稿，則非易事，因為這會引發該包括誰的問題，或更具爭議的是該排除誰。我限定在分析六個思想派別，其中五個涉及個別思想家（涂爾幹的「科學理性主義」、韋伯超越詮釋學與實證主義之對立的嘗試、波普的否證主義議程、批判實在論、批判理論及羅蒂〔Richard Rorty〕的新實用主義倡議）。此限縮有助於提供深入探討，也避免盲目討論各種主義。舉例而言，我將會展示涂爾幹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貼上實證主義標籤，以及他到底偏離了孔德（Comte）的學說及邏輯實證主義的晚近發展有多遠。由於本書所論及的人數不多，所以選取的判準非常重要。部分原因與我最後一章的提案有關，而且確實可將前面幾章解讀為導向最終章。但更重要的是，我選取的這些作者或思想派別，都曾在社會科學的建立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或曾在社會科學哲學中發展出具有影響力的學派。涂爾幹及韋伯屬於前者，而波普及批判實在論屬於後者。我之所以決定為實用主義專門寫一章，是基於下述信念：雖然實用主義迄今受忽視，但它必會成為社會科學哲學的一股關鍵力量，而且我自己的提案確實大大援用了實用主義智識傳統。

這也把我帶往本書的另一目的：我提出了一份受實用主義啟發的社會科學哲學大綱。並非所有的科學哲學史，都假定研究者會從所論及的哲學反思中得到收穫，有些甚至明確否認研究者能從閱讀哲學中受益。我提出的歷史綜述與這些觀點並不相同，因為我確實試圖幫助研究者以一種新方式思考自己的研究。 我的提案，部分基於拒斥其他社會科學哲學策略。其中一種策略——以自然主義之名為人知曉——涉及追求唯一（single）的科學方法，以適用於社會及自然領域之研究。在自然主義的傳統裡，有些人相信，藉由揭示鑲嵌於自然科學史的探究邏輯，他們可以找出科學成功的關鍵，而這能被社會科學所仿效。其他人則不傾向於採用歷史方法，而是單純指出科學探究的邏輯，及其如何優於其他探究形式，且如何能適用於社會領域的研究。還有另一些人，像是涂爾幹或波普，藉由指出優越的邏輯形式也就是自然科學家所展示的，來同時論證上述兩種方針。我的部分論點則是，對科學本質的自然主義式追求是個誤導，因為並不存在這種所有科學活動共享之物。然而，另一種社會科學哲學策略則是將社會研究者視為「社會繪圖師」（social cartographer）——盡可能正確且完整地描繪社會世界之人——此觀點構成了批判實在論與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理論的基礎。正如實用主義者反覆指出的，此種將知識視為反映工具及描繪工具的觀點，深深鑲嵌於西方思想中。我將指出，從這種觀點出發不僅前後矛盾，而且會導致智識上的末路。這兩種策略—自然主義與繪圖模式—都將知識的目的視為理所當然。對自然主義者來說，知識的目的是去解釋及預測外部世界；對繪圖師而言，知識就是去描繪該領域。這兩種策略都沒有反思到知識可能具有其他形式，或者，更正確的說，這兩種策略都沒有反思到社會研究可以追求其他目的。這些目的之一，便是我所謂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即人們具有質疑或重新描述自身及其文化預設的能力。我認為自我知識是被嚴重忽視的社會研究要素，而且我將在後文中提倡此自我知識。

第一章處理的是涂爾幹對於社會科學的見解。雖然涂爾幹（1858-1917）並非社會科學哲學家，卻企圖將社會學建立為一種科學且自主的學科，而且他花了長時間寫作，指出科學的社會科學應該是何模樣。涂爾幹的方法論是自然主義觀點的極佳例子，因為他深信，考察社會時必須模仿自然科學所採用的方法，而那些方法已造就許多卓越成果。牛頓物理學的成功，吸引了許多法國社會哲學家（例如孔德），而涂爾幹也不例外，儘管他在著迷於物理學的發展時，也對生物演化（biological evolution）持續保持興趣。只要社會學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程序，並加上相似的精確性與確定性，那麼，社會學不僅能成為科學事業，而且對於政策制訂者與政治人物來說將具有實用性。問題在於，社會學仍受到社會哲學家與形上學家的支配，他們向來很少研究經驗事實，寧願哲學化而非從事適當的研究。許多人都追求一種社會的科學（science of society），並將其視為理性駕馭社會的基礎，涂爾幹並非唯一一位，但他對於科學是什麼、自然科學家做了什麼、社會學家應該做什麼，均有獨特見解。人們曾將他貼上許多簡單的標籤，如實證主義、化約主義、歸納主義或經驗主義，但沒有一個真的適用。他提出有力又原創的觀點，這觀點曾經具有影響力，恰如其爭議性，儘管最終被證明並不正確。此觀點的核心想法是，社會學研究經驗規律，而且可藉由因果分析或功能分析來達成。此種社會學研究，將有助於某一特定社會去抉擇適用的終極價值。從這一觀點來看（而且僅限於此觀點），社會學將取代哲學。然而，涂爾幹社會學的特殊性，在於他堅持社會學規律需要社會學式的解釋。就此而言，大量的心理學解釋終究是錯誤的。

第二章探索韋伯的方法論反思。韋伯（1864-1920）沒有涂爾幹的那種抱負：將社會學這門崛起中的學科加以貫徹並制度化。然而，他有系統的運用一般概念及比較分析，使其著作對於引介一種具有歷史敏感性並理論精緻的社會學研究方式來說，顯得不可或缺。韋伯生性喜歡沈思，他寫了很多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品，而其寫作風格比涂爾幹更精緻（儘管也更模糊）。涂爾幹明確地將自己定位於自然主義陣營，韋伯則主張一種更微妙的觀點，而且試著避開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錯誤。對於韋伯來說，單單建立社會生活的規律是不夠的，因為社會解釋（social explanation）需要更多的東西。若要理解觀察到的規律，就必須帶入詮釋學的要素，即重新體驗人們為何那樣行事。韋伯與部分詮釋學派的成員相反，他並不認為這種再體悟（re-enactment）與因果分析不相容。再體悟是因果網絡的開端，因為人的目標與慾望使其事其所事，而這些行動接著造成各種後果，部分後果是行動者所企圖的，而部分不是。目的性行動（purposive action）的非意圖後果或非預期後果，對於韋伯的分析特別重要。韋伯也在其他方面與涂爾幹不同。涂爾幹堅持，終極價值的判斷能推論自經驗研究，韋伯則強烈反對：「實然」不能推論出「應然」。對於韋伯而言，這並不是說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無關—其實是有關的，但是，是以一種更為有限的方式。經驗調查或許有助於確定何種手段對於達成特定目標較為有效，或有助於確定追求某一特定目的所產生的非意圖後果。就此而言，社會研究提供政策制訂者一種技術性援助，但也僅此而已。

第三章轉向波普的社會科學哲學。波普（1902-1994）是一種哲學家的最佳例子——尋求所有適切科學活動的共同點，以及是什麼構成了科學。波普以自然科學哲學家的身分展開其生涯，而他的社會科學知識一直很有限。雖然他瞭解社會哲學及政治哲學，但他對社會學及政治學知之甚少。他逐步學習經濟學，但整體來說，並不熟悉其餘社會科學。諷刺的是，他對社會科學哲學有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1950及1960年代，雖然他在自然科學家中的聲望總是比較大，部分是因為他以一種完美且英雄式的筆調來描繪他們的活動。對於波普而言，科學家是一群富有創造力且勇於冒險的人，他們發展大膽的理論，並且將理論付諸檢驗。如果一個理論經不起檢驗，科學家便接著追尋另一個新理論。然而，只有當理論是可駁斥的（refutable），理論才會被駁斥，可駁斥性（或波普創造的著名「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是他選擇用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判準。因為只有當科學理論是可否證的，科學才能沿著不斷反覆試錯的道路進步。大部分的社會科學並非適切的科學，因其建構及支持的理論在經驗上不會遭到駁斥。被指控的人包括了馬克思（Karl Marx）、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及阿德勒（Alfred Adler），波普年輕時讚賞他們，後來轉而詆毀他們。他們的理論是不可否證的這一事實，不必然使其成為無可救藥的多餘物；這些理論仍可為人類心靈或社會提供敏銳洞見。然而，正因為它們是不可否證的，所以它們並非科學理論。對於波普而言，社會科學的解救之道在於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研究者必須將個體視為分析起點。他們必須假定人類的行為是帶有目的且理性的，儘管行為所產生的結果並不總是符合人們的意圖。這並不意味著波普相信人們總是理性地行動，但只要找出人們於何時、何地偏離了理性，那麼對於社會研究而言，這種理性假定將是有用的指引。近來社會學與政治學所風行的理性選擇理論，與波普的觀點完全一致。

第四章介紹批判實在論，它於1970年代嶄露頭角，並顯著影響各種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與經濟學。與波普的否證主義一樣，批判實在論假定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方法論統一。此觀點的出發點在於，大部分的社會研究依循實證主義的判準來操作，因此不能超越觀察到的規律性連結（observed regularity conjunctions）的表面領域。然而，解釋必然意味著不只是指出規律性而已。解釋還包括指涉各種機制、結構或力量，它們說明了那些被紀錄的資料。部分機制無法直接得到觀察，因為它們的作用可能會被其他機制的運作所抵銷。然而，它們確實存在，而科學的任務（包含了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去獲得關於它們的可靠知識。只要在一點創造力的幫忙下這是可達成的，例如藉由運用我們對已知事物的類比及比喻。事實上，科學家藉由指出新現象與已知現象的異同處，來認識新現象。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擺脫實證主義的束縛，並且探索那些無法直接可見、卻持續影響表層現象的底層結構及力量。因此，不令人意外的是，實在論者非常喜愛法國結構主義，而且一些「第一波」實在論者確實來自馬克思結構主義傳統。然而，由於結構主義者忽視（達到否定的程度）人類事務裡的施為（agency），批判實在論者對此感到不安，而傾向將結構主義的部分洞見，與行動者導向的社會行動模型結合起來。在此意義上，他們的智識作為接近於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或是布迪厄（Bourdieu）的生成結構主義（genetic structuralism）。最近，他們對演化理論越來越感興趣，從這方面來看，他們已偏離了紀登斯—布迪厄的思想路線。

批判實在論者強調社會研究具有解放性。此要素在第五章顯得更加重要，該章處理批判理論。對批判理論家而言，研究不僅僅是描述或解釋而已；研究還提供了批判當代社會的平台。批判最終將提供人們工具，以擺脫社會限制並創造更好的社會。批判理論家敵視任何將社會研究化約為描述性事業的社會科學哲學。實證主義是明顯的標靶。批判理論最初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有關，該學派是左翼學術團體，他們當中較為著名的學者包括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他們寫作的時期，正是邏輯實證主義最有影響力的時期，其影響力同時涵蓋哲學和社會科學。他們雖然支持人類社會在某些方面朝現代性轉型，但他們關心的是現代性的負面特質，尤其是工具理性的蔓延及實質理性的喪失。當人們以效率為原則來達成目的時，他們所表現的是工具理性或手段目的理性；當人們批判地反思及評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時，他們表現的則是實質理性。對於阿多諾等人而言，實證主義社會學正是手段目的理性佔優勢的另一種表現：手段目的理性具有技術上的精密性，而且讓人能控制事物，但卻缺乏批判性判斷。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遵循此一智識傳統：他也積極追尋社會學的批判潛能，並質疑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正統。然而，他的作品在本質上異於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哈伯馬斯更同情啟蒙傳統，並且試著揭示啟蒙的積極面：公開討論及批判之程序的出現，與邁向現代性的轉型過程緊密相連。他運用實用主義哲學，來說明知識與認知旨趣（interests）之間的關聯性。隨後，他用言說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來發展以語言為核心的批判理論。

羅蒂（Richard Rorty, 1931-）的實用主義則又不同。他的實用主義是本書倒數第二章的主題，也是我闡述最終章的前導。雖然羅蒂對於社會科學的影響有限，但我認為羅蒂是重要的，因為他開啟了一條道路，讓我們以不同方式思考社會科學哲學，使我們免於無意義地追尋那難以捉摸的科學本質。羅蒂在哲學上的原創性突破，源自於他對認識論（意指為優越的知識習得形式建立永恆根基的智識努力）的激烈批判。運用維根斯坦（Wittgenstein）與分析哲學的新近發展，羅蒂的訴求在於，任何在哲學上致力置身語言之外，並找出倫理或知識的關鍵基礎，都注定是悲劇。此外，這種遍布於當代哲學與認識論裡的知識「旁觀者觀點」（spectator view）很可疑。這種觀點以錯誤地描述知識為基礎，彷彿知識被動地映照或反映出外在世界的本質。相反地，羅蒂建議我們應該將知識視為主動的，彷彿其造成了什麼事物一般。隨後，羅蒂在早一輩實用主義者中找到了盟友，尤其是杜威（John Dewey）。對他而言，杜威針對知識與真理所提出的激進總評，明顯類似於當代法國解構主義者，例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與傅柯（Michel Foucault）。雖然羅蒂也借用維根斯坦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觀點，但其論點是道地的實用主義，不僅是因為他拒斥了超驗的（transcendental）探究形式或知識的旁觀者理論，也因為他以實踐上的成功而非真理來作為評判理論的基礎，再加上他避免不會造成任何實質的實踐差異的理論性爭辯。這些實用主義的觀念，大部分都對社會科學哲學造成顯著影響。但羅蒂走得更遠。對他而言，許多社會科學方法論爭論都是假爭辯。例如，十九世紀德國學界的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並不是真的與方法有關的爭論，因為那必須對該追求什麼目標先有共識。自然主義者與反自然主義者向來追求不同東西。對於羅蒂的社會科學哲學反思來說，研究的目的很重要。這些反思讓他擔憂美國的左翼社會科學家，這些社會科學家已偏離杜威的自由實用主義，而擁抱教條馬克思主義，或更糟的是，擁抱法國解構主義貧乏且無效的版本。

第六章透過對羅蒂的批判性註解來作為結尾，以形成最終章的序幕。在第七章，我詳述了一條改良社會科學的道路。我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長期糾纏社會科學的自然主義幽靈，不只是因為它錯誤地假定所有科學均有共同的本質，也因為它將知識化約成單一類型（哈伯馬斯適切地指出那是一種經驗分析的知識形式）。我詳細說明了，社會科學以自我指涉的知識習得（self-referential knowledge acquisition）為目標的可能性。這種研究探索並質疑當代文化中普遍的深層預設，並且努力察覺其他的生活方式。因此，此種社會科學觀點與實用主義的立場完全吻合——並非再現行為（acts of representation），而是語言與知識，讓人們能擴充人類可能性的範圍。在廣泛的學科範圍內，各類社會研究已開始探索這種自我指涉的知識。尼采（Nietzsche）的系譜學方法（genealogical method）是明顯的例子，該方法近來已運用在幾個學科中，例如史學與社會學。也有較不為人知，或至少是較受學科所限（discipline-bound）的例子，像是後過程考古學（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的興起， 以及人類學的批判轉向（critical turn）。這些例子指出了，追求自我指涉的知識，可以在各領域內形成非常成功的研究策略， 而不只是理論性概念（construct）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