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話來說，我們生命的每時每刻都代表「個人傳記生命與歷史的接合」。雖然我們僅能隱隱約約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為歷史洪流所形塑，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事實確實如此。然而，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個人生命故事與歷史的疊合過程似乎有些理所當然，也就是說，兩者若非緊密鑲嵌在一起，不然就是在為社會塑造出的我們與自身成長的歷史時期之間，可以明確地預測到兩者的契合之處。我們所長成的樣式與長大後所接觸到的大社會世界之間是相對一致的。
對某些少數特例而言，他們自身的傳記與其身處的時代之間，其相接合的過程與模式則較難以捉摸。這些人所面對的歷史環境，是那些負責社會化他們的前代人預測不到的，他們驟然遭逢形塑社會行動與自我形象的嶄新可能性。原本按部就班地進入成年人的進程被歷史事件與過程所打斷，所以歷史與個人傳記的互動模式便帶著斷裂的特質。結果往往造就了一個徹底再社會化的時期，個人的傳記生命與認同也根據了視野裡的歷史新律則而有所調整。這些個人傳記生命吻命上述描述的極少數例子裡，包括那些在經濟大恐慌時期甫成年的年輕人、許多歷經二次大戰與越戰的退伍軍人，以及參與自由之夏的志工──儘管並不像前兩例那麼極端。
此刻，讓我們先將志工間的差異擱置，先談談他們幾項普遍的特徵。大體來說，他們是美國權貴之後，所出身的家庭皆不酬吃穿，通常是很富有的，有些甚至是貴族世家。在就讀這個國家裡最頂尖的菁英大學院校之際，他們向這個計劃提出申請。這些志工們在生活中很少遇到跨不過的限制，特別是因為種族或階級而設下的橫阻。父母大致傾向自由派，偶爾會變得基進的政治態度也在這群志工身上烙上印記，使他們比起大多數權貴階級的子弟在政治上更左傾。再者，在夏日來臨前，他們仍舊是改革主義者而非革命家，是自由主義者而非基進主義者。從申請此計劃的表格上自述的陳詞裡，看得出他們對美國仍抱持著一種立基在當時代自由主義想像之特質上，一般說來很理想化的觀點：美國當然並非十全十美，但它的缺憾並非整個體制與生俱來的，而是人為的錯誤所導致的；這體制原本期待能徹底實現作為立國根基的人道主義與平等主義的價值，人們是可去修補以使其回到常軌。不論是他們的既有經驗或這種一般而言傾向自由派的政治觀點來看，這群志工對於將在密西西比經歷的一切並未準備就緒。他們即將在那裡接受的洗禮將造成深遠且持續的影響。其中一位志工Gren Whitman曾說：「這無疑是我生命裡最重要的一段經驗，它確確實實為我的後來的人生鋪好了軌道，至今我依然走在其上。」這樣的自陳在志工間十分普遍，在近二十五年之後，他們依舊把那個夏天當成是生命的分水嶺，是一個以今非昔比的語彙來重新陳述傳記生命的時點。就是在這個時刻，他們登上了日後以六０年代經驗為總稱但此時仍鮮被察覺的政治與文化浪頭，它將在日後席捲整個世代，而這些志工則是第一批體驗者。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重要性。因為，歷史的洪流並非勢不可擋地驅動著他們及每個人跟著走。不管他們的結構性或意識型態上的根源為何，他們牽引著人們，也為人們所牽引著。我們不只是歷史洪流裡的乘客，也是它的領航者。最終，社會歷史幾乎就是漫長時間裡無數次的個人抉擇的加總。如果事實看來似乎不是如此，那是因為儘管我們能根據我們的選擇去做事，但我們卻很少能隨心所願地做選擇。一般而言，人類的選擇會再確認與強化「事物的常態秩序」。六０年代引人注目的就是有為數眾多的人們，透過他們的選擇來挑戰長久以來各種社會、政治與文化上的陳規。這個過程並非隨機進行的。相反地，一如其他擴散的過程一樣，改變的事物──對戰爭的態度、穿著風格、聽音樂的品味等──是在那不斷外擴的圓圈範圍中，自最初之創新者的核心向外散佈。自由之夏對整體社會的重要性正在於它為整個過程提供刺激。在促使許多志工變得更基進的同時，這個計劃也創造了一個政治與（反）文化先驅的核心團體，他們在日後抱持著「將密西西比的信息帶到這個國家的其他角落」的念頭回到各自那些遠離南方的校園與社群。雖然每個志工的情況不盡相同，這個信息包含了各種面向，其內容明顯與主流價值大異其趣，如對美國、政治、社群、人與人的關係、性的觀念。這些觀念很快地將吸引廣大的跟隨者，尤其是那些嬰兒潮世代。緊接下來，在這股「六零年代狂潮」開始褪去之前，這些觀念將屢屢為更基進的想法所取代，只是這件事已無關重要了。重要的則是在這個過程在成形之初的階段中，這些志工扮演了什麼角色。
然而，為了更徹底地了解這個角色，我們必須更深入地認識個人傳記生命與產生它的歷史之間是如何交雜。在第二章裡，我們將檢視這些在進入夏日計劃前的志工們。至於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我們將集中討論在這個夏天來臨前，這些志工身處的各種歷史脈絡。這些脈絡不但瞬息萬變，同時各脈絡間交互影響著。
*節錄自《自由之夏》，頁13-16。Doug McAdam 著／黃克先 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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