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密西西比志工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或許不會因為六0年代的終結而劃下句點。他們或許將在美國左派社運的再崛起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雖然這僅止於臆測,但卻是有許多歷史上的先例可循。「社運已死」或「政治的年代已經告終」只是大眾流行的說法,而這些說法卻鮮少成真。社運與其說是已死,倒不如說它如今的規模較小。媒體比較感興趣的是背棄當初理想的社運,因此常創造出社運已死的印象。然而,這並非事實。相反地,社運是縮編了、規模縮小,並調整自己以適應變遷的政治氛圍。我們以為禁酒運動已消失很久了,但事實上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直到今天都還在運作。三K黨也是這樣,雖然我們往往認為它是存在於充斥著種族歧視的憤恨敵意的老南方,而不是1980年代如今的南方。在麥卡錫主義的鼎盛時期,美國左派仍倖存於孤獨的紐約市格林威治村內的小組會議、個別孤立的和平主義團體,以及常被騷擾(以及追捕)的美國共產黨之中。

  同樣地,新左派仍然持存於當代美國,在像自由之夏參與者這樣的人的政治參與裡。他們是左派火把的守護者,細細呵護著過去光榮歲月中令人驕傲、盛極一時的社運殘存下的意識型態或組織。然而,他們這麼做並不僅是一種懷舊、握緊不想放手的反應。為了生存下去,社運即便在充滿敵意的年代裡還是必須能經營。左派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它撐過了1890年代平民政治主義的崩解(譯註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赤色恐慌,以及1950年代初在政治上獵殺赤色女巫的行動(即麥卡錫主義)。它未來仍將安渡過雷根引導的革命以及道德多數的興起,因為像參與過自由之夏的人們將在意識型態及組織上打造起一座橋,連結新左派(到時間,或許叫舊左派)與下一個左派運動的全盛時期。

  當初殘存的老左派引領了新左派的興起,同樣地,未來志工與其他同類型的人也將帶領新的運動。當初的美國就像現在一樣,一般大眾對於近期左派歷史已鮮少有印象。因此,六零年代的年輕人對於他們的左派前輩所知甚少,他們對於後者與其說是信任或推崇他們,倒不如說把他們當成是帶著點懷舊味道的罕見珍品。事實上,新左派是仰賴這些“罕見珍品”所提供的意識型態或組織上的延續性的資源。SDS是在這種工業民主聯盟的支持──或說到底是限制──的脈絡下發展起來。SNCC受益於兩個源於老左派的組織──高地民眾學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以及南方聯盟教育基金組織(Southern Conference Educational Fund)──的資源及意識型態上的指導。社運歷史可溯及三零年代的特定幾位人士也在引領新左派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像Ella BakerGlenn SmileyBayard RustinAnne BardenCarl Braden、Miachael Harrington等人對六零年代左派重新崛起所做出的貢獻之大讓人難以忽略。

  某些自由之夏的參與者很有可能將在美國下一次左派運動的崛起中扮演類似的角色。僅管他們目前是被孤立的且士氣低落,但是當政治鐘擺效應擺向另一端時,志工們與他們領導的組織很可能被担供到新崛起的左派勢力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誰說Heather Tobis Booth的中西部學院未來在1990年代不會扮演像高地民眾學校在五零及六零年代的角色呢?我們怎麼知道從Ricky Sherover-Marcuse的拋掉種族主義工作坊裡不會出現能在灣區興起新一波左派運動的人呢?這實在很難說,尤其想到當初新左派的開始也是那麼不起眼。很有可能下一次左派運動的肇始也是那麼微不足道,並深深仰賴不久前的過去留下的意識型態及組織的遺緒。

  上述的預測與本研究在實證上的中心論旨十分一致。社會運動所憑藉的不僅是理想主義而已。人們光是在態度上願意發起社運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正式的組織或非正式的社會網絡來構築集體行動並維持下去。志工相較於未現身者,並非特別對自由之夏有熱忱。然而,他們與夏日計劃有著較緊密的連結,這讓他們更容易將自己的熱忱付諸行動。今日仍積極參與的志工與那些不積極的志工之間的分野,就在前者隸屬於組織的程度較強,同時與其他社運人士保持連繫。態度指引人們行動的方向;社會結構則使他們可以往那些方向行動。因此,藉由維持政治組織的運作以及與他人保持聯繫,志工們一直保存下社運能萌芽的典型社會脈絡。結果,他們或許終將迎接另一個歷史階段的到來。將近二十年前,Michael Harrington(1972)推測六零年代的基進人士對八零年代的影響,可能比對七零年代的要更大。Harrington的預測或許終將證明他是很有遠見的。

*節錄自《自由之夏》,頁328-330。Doug McAdam 著/黃克先 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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