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與個人傳記生命的平衡關係上，我們已聊了許多歷史這一邊的東西。至於那些創造歷史者的生命又是如何？現在我們有可能指出夏日計劃如何對志工們的個人傳記生命產生影響嗎？我想是可以的。志工們是第一批辨識出並爬上六零年代浪頭的人。事實上，正因為他們爬上了浪頭，才賦予了這股浪潮最初的樣貌以及動能。只要這股浪潮還向前襲捲的一天，志工們就能享受我們之中如今鮮少能體驗到的那種高潮感。傳記生命與歷史以特定的方式囓合著，而這種方式只有那些身處在社會及政治變遷最前緣的人才能體會。從他們的敘述裡，我們清楚感受到這種經驗是多麼令人歡騰，使他們目眩神迷在一種交織了理想、個人使命及承諾的感受之中。
然而，這股浪潮卻逐漸遠去，到了如今1988年仍持續衰退中。我們不僅從保守派在政治場域裡繼續占有優勢看出這種衰退，同時從在社會層面上對六零年代反文化的各主要元素的反制也可以看出。雖然研究指出事實上自從七零年代初以來，絕大多數的非法毒品的使用已逐漸減少，但在公共領域上對這個問題的議論與咆哮是比以往更加刺耳且訴諸道德。國會議員的妻子帶頭淨化搖滾樂的歌詞。甚至還有人私下樂見愛滋病的蔓延，認為它將是解決源於六零年代的性革命瘋過頭的問題，雖然染病本身令人感到遺憾，但卻是正義的展現。從許多方面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反動的年代。
面對這樣的反制，志工們又該如何自處呢？一般普遍認為六零年代的基進份子已調整自己適應，甚至是擁抱了八零年代的生活方式。對於那些較晚才爬上六零年代浪潮的或對它的熱忱並不特別強烈的人來說，上述看法或許有幾分真確。然而，一旦我們談到的是志工，這種普遍說法就顯然有誤。任何人只要像許多志工曾如此徹底投身社運，就不會輕易遺忘了其熱忱之基礎的政治願景及自我認同。雖然「基進份子變雅痞」的意象看起來別具吸引力，在現今的政治氣氛下聽來也格外合理，但志工當前的生活卻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密西西比參與者仍令人驚異地忠於他們二十五年前曾支持的政治信念。如果我們只以一般常見的標準來衡量的話，他們的忠誠令他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面臨過去二十五年來在這個國家中政治與文化的鐘擺效應擺向另一端的困境，他們仍持守信念，這意味著他們將體驗到深刻的疏離及在政治上被邊緣化的處境。有位志工將自己的困境，與在麥卡錫主義達到高峰時四面楚歌的左派人士的處境相比擬。這個類比是很貼切的。後者同樣也為了持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付出龐大的代價。曾被譽為是下一波典範的政治價值與個人認同，如今卻染上污名。歷史與個人傳記生命曾是並肩齊行，如今卻分道揚鑣，偶爾還伴隨著悲劇性的結果。
麥卡錫時代扣紅帽子及獵殺共產女巫的行動，讓許多人賠上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家庭，有時甚至連命都賠上了。我們也看到志工們同樣遭遇了這樣的悲劇，像是曾最富盛名的志工Denis Sweeney這個令人傷感的例子。他在自由之夏後的幾年間，也曾不斷找尋適當的後續行動來參與，然而在七零年代初期突然消失無蹤。那些曾在之後幾年間見過他的人講述著Sweeney怪誕的軼聞，說他偏執地認定中央情報局意圖在他身上植入電擊器，要把他逼瘋。Sweeney去見了當初曾教他很多東西、也曾是自由之夏之策士的Allard Lowenstein；Sweeney認為Lowenstein是籌劃所謂中央情報局陰謀的主謀。這個故事最終以駭人的結局收尾：1980年三月十四日，Sweeney到了Lowenstein位在紐約市的法律事務所找他，然後將帶來的手槍內的子彈全射在他身上。Lowenstein過沒多久就氣絕了。
另一位志工Stephen Bingham躲躲藏藏地過了十三年政治逃亡的生活。在1971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加州的Soledad監獄裡，極具魅力的黑人社運人士George Jackson及另外五個人──三位獄警及二位獄中的白人犯人──在一場被宣稱是暴動的過程中被殺害，事件發生幾個小時後，Bingham就開始逃亡。當初Bingham是一位從事監獄運動的基進律師，在事件當天曾訪視Jackson，因而被要求接受訓問以了解案情。他被懷疑在當天走私了一把手槍給Jackson，而後來Jackson使用這把手槍來殺人。雖然自稱是無辜的，但當天晚上Bingham就離開了他與其他幾位律師共住的住家，很快地不見蹤影。直到1984年七月九日才再度於舊金山的葛理特紀念教堂前出現，當著許多記者的面宣佈自己回來了，並希望為這場顯然不利於他的官司奮戰。對於稱他在Soledad槍擊事件中扮演犯罪角色的指控，他已獲得了無罪釋放的判決，但他已付出了可觀的代價，包括十三年的歲月、他職涯的中斷，以及「你們永遠無法想像得到那種對我的家人及朋友無盡想念的痛苦。
在我研究期間，我也得知至少還有一位志工因為別人口中的政治因素而自殺。除了Sweeney之外，如今還有三位志工被收容在精神療養機構內。在這些較為極端的案例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密西西比參與者因為對政治的投入而導致離婚或失業的例子。
當然，從志工的角度來說，夏日計劃留給他們個人傳記生命的遺緒並不全然是負面的。相較於自由之夏的政治氛圍，如今鐘擺已擺向了遙遠的另一端。對志工來說，個人傳記生命與歷史之間令人舒坦的契合只能成追憶。然而，只能成追憶並不表示他們沒有得到回報。志工們深覺自豪，心中充滿動力，而這些大半都來自於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前他們對那個夏天的回憶。事實是他們經過了試煉，並且證明並未失格。這種對自我的肯定是我們其他人永遠不能體會的。這份確知長長久久地成為志工力量的泉源。直到今日，仍汨汨湧流不絕。
「我最記得的東西就是…與我們共事的密西西比公民的勇氣…他們對我啟迪良多，至今，仍是鼓舞我的重要力量來源。我的意思是，當我面臨很艱困的處境或…（當）我很膽心自己是否有足夠膽識時，我…會重新沉浸回那段時光…回想當初自己看到那些人是如何自處的。
對我來說，那個夏天的回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就個人而言，他們…救贖了我…（他們）提醒我，原來在我裡頭還存在著一些有價值的特質…以及人真的可以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那是我人生中影響我最深遠的一刻…它比任何事物都更令我信賴。
我知道我誇大了那個夏天的重要性…尤其是我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那些回憶的確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生命中最單純的一刻就在Hattiesburg的一座小教堂裡，當時揮汗如雨的我像個孩子般在流淚，唱著「我的這一點微光」（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你知道它的歌詞嗎？其中有一段是這麼唱的：
發亮的微光是愛的光芒，
從高處照亮黑暗。
照亮了我，照亮了你，
我們看到了愛的力量有多大。
我的這一點微光，我要盡情照亮，
盡情照亮，盡情照亮，盡情照亮，
（開始哭泣）不知為何，我曾經擁有過這段經驗，這對我來說是那麼地重要…就好像那一點微光仍在我生命中隱隱照亮著。
盡情照亮，盡情照亮，盡情照亮。」
*節錄自《自由之夏》，頁330-335。Doug McAdam 著／黃克先 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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