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喧嘩:眷村文學與眷村
/吳忻怡(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這些人在原本應該安身立命的地方流浪與衝突,漫無目的遊蕩,失去座標,成為地球永遠的漂浮者,切斷在生命光譜的兩極,恐怖到像無止盡的懲罰。時時刻刻宜乎問:鄉關何處?正是薩依德《鄉關何處》,記錄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
──蘇偉貞〈眷村的盡頭〉(二○○四)

前言

  一九九六年,我在碩士論文《「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第一段寫道:「可能是在台北市的南機場,或者台南市的長榮路旁、高雄的左營地區,甚或是台灣省的每個都市裡,你看見一大片低矮灰暗的房子,對應著四周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寬廣馬路,透露著一股迥異於現代化社區的氣息。若想走進去一探究竟,也許會看見『光復大陸』的標語,也許會聽見帶有四川或浙江等各省口音的國語,更可能看見臂膀上留有『反共抗俄』這類刺青的老人。是的,就是這裡了,這就是政府遷台後形成的特殊人文景觀—眷村。」時隔十多年後,重新回顧這段文字,企圖再次準確爬梳「眷村文學」,才發現自己的文字也落入歷史進程,成為過時的描述。不管是台南的長榮路,還是高雄的左營地區,那些幽暗狹小的村舍聚落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式高聳的集合式住宅,簇新偉岸的社區大樓。眷村,在一九九○年代末期經歷是否全面改建的關鍵時刻後,逐漸被拆毀、重建,轉型為新的社區型態。而大部分的眷村人,也果真如我碩士論文的喟嘆:「一旦改建政策付諸實現,所有有過眷村經驗的人都將失去回憶眷村生活的實際場景。」失去他們的台灣原鄉。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記錄眷村族群生活、歷史風貌、人物場景的眷村文學,在傳遞族群記憶、打造族群認同的功能上,無疑將扮演更為不同、吃重、複雜的角色;也值得用更細緻的方式,來理解台灣文學中獨特的一支—眷村文學。


什麼是眷村文學?

文學類型的創生過程

  在進一步研究「眷村文學」的特定內涵前,必須先釐清何謂眷村文學。早先的台灣當代文學評論與分析專書,如彭瑞金代表作《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並不把「眷村文學」當成特定的文學類別或寫作題型。也就是「眷村文學」這個名詞雖曾零星出現在各別文章,例如張大春為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作序的〈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裡的時間角力〉提到:「《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不該只被看成是『眷村文學』的代表作」,但學術界與文學批評界對此則沒有較為統一的定義或內涵。

        最早嘗試對「眷村文學」做學術定性的,應屬前台大外文系教授齊邦媛。一九九一年十月,《聯合報》副刊連載齊教授的〈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文中提到:「最近五年來,一些眷村生長的作家,以眷村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連續出版,暫時可被稱為眷村文學,不免令人聯想到一九六○年代的軍中作家和反共懷鄉文學。」從齊教授的觀點來看,「眷村文學」與「反共懷鄉文學」能產生連結,重點在於寫作者的「外省人」身分。因著一九四九年前後跨越台灣海峽的遷徙,第一代外省籍作家開發了所謂的「懷鄉文學」以及後續的「探親文學」;而繼承父親籍貫的眷村第二代,則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在特殊的眷村環境中,創生了「眷村文學」。齊邦媛認為,「眷村文學」的核心概念是「軍人族群的二度辭鄉」,同時「兩代文學之間,相同之處甚少,這辭鄉的心情也許是唯一相同之處。反共懷鄉文學和眷村文學都是在度過成長歲月的家園消失之際,以辭鄉的心情,塑造出追憶的容顏。」

  在這篇以「鄉愁」為核心概念的分析中,齊邦媛勾勒出「眷村文學」這個文學類型,以及此文學類型的幾個重要特色,包括:強調眷村的聚散是因「緣」而起、多描寫眷村生活的困境與叛離、勾勒眷村父親形象的蛻變、偏重角色人物離開與回歸眷村的描寫,以及凸顯鄉愁的捨棄與超越等等。這樣的重點鋪陳,首次讓一般讀者得以大致一窺所謂「眷村文學」的面貌。然而在齊教授的文章中,讀者雖能透過她篩選出的作家與少數文本節錄,來了解「眷村文學」的寫作內容,卻仍難以對「何謂眷村文學」做更系統性、知識性的理解。因此,在齊邦媛教授的分析基礎上,我們不妨更進一步從作者背景、文章意圖、文本脈絡等三個面向,一一檢視其作為「眷村文學」定義的適切性。

眷村文學的界定

  首先,就作者的背景來看,曾在創作過程中選擇以眷村為題材者,幾乎都是眷村出身或與眷村有密切接觸的外省籍作家。與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政府來台,並身處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氛圍下的第一代外省籍「反共作家」(如陳紀瀅、姜貴)、「軍中文藝作家」(如朱西甯、司馬中原、管管、張拓蕪)等不同,大部分處理眷村題材的作家多是在台灣出生或從小就隨親人來台,並以眷村為成長環境的所謂「外省第二代」,這點和齊邦媛教授的觀察非常一致。從早期的張曉風、愛亞,到中期的孫瑋芒、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蘇偉貞,到更年輕的向鴻全等,他們經歷眷村的生活方式並深受影響。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在生活經驗、人格養成、文字語彙使用方式等面向上,作家們雖然受到眷村生活不同程度的影響,卻不一定會表現於所有作品中,有時甚至刻意排除在外。換言之,創作題材的多樣性,使作家的出身背景不足以作為固定的分類標準,無法因為作者具有眷村生活經驗,就將其作品包含於「眷村文學」。

  再就文學文本來看,牽涉眷村概念的各式各樣文學作品(包括散文、小說、劇本等形式),也包含各式各樣的作者意圖。有的只是對個人生命史做一番懷舊的巡禮(如朱天心《未了》);有的希望為自己所經歷去而不復返的年代,做些文字上的紀錄(如蘇偉貞《離開同方》);有的積極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希望檢視眷村族群的共通性與共同記憶(如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但在更多作品中,眷村只是說故事的背景(如朱天文〈小畢的故事〉、愛亞《曾經》、張大春《我妹妹》),只是作家勾勒的文學場景。如果我們只以某個單一意圖作為文學分類標準,將失去從眾多文本中精緻掌握其敘事結構的機會;這也將使我們不易掌握作品中,那些如評論者林芳玫所說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地體驗並感受到的情感元素」,而喪失精確掌握「眷村文學」內涵的機會。

  因此,在進一步論述「眷村文學」的特性之前,我們必須對「眷村文學」這個文學類型做一些定性的工作。在分析了以作者背景、作者意圖為分類原則之不足後,這裡將提出另一個較為適於分析的分類原則:文本脈絡。也就是說,凡是在行文中提到眷村中之人、事、物、生活形態、文化,或以之為主體,或以之為情節背景的散文、小說、劇本,都可以包括在「眷村文學」此一類型中。

  事實上,以眷村為創作題材,且具一定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最主要還是出現在一九八○年代末期之後。也就是前述那些在眷村中成長的外省第二代作家逐漸立足於文壇之後,才慢慢有了較為完整且具原創性的作品出現。在此之前,讀者大眾也不難在一般的報紙副刊或文藝雜誌上看到一些與眷村生活有關的散文作品(如希代出版社所集結之《我從眷村來》),但這些文章大部分只是一些作者生活於眷村之中的感言,或是對於眷村日常生活的零星描述、個人的所思所感,而非以「眷村」作為文學表達的重點。另外有些作品以極小比例來描述眷村,目的可能用來作為對比,或較為工具性地用來鋪陳、連結該文的情節(如朱天心之〈新黨十九日〉),眷村完全不是創作的焦點,則可以稱為「文學中的眷村」。因此本文討論的範圍,雖然也將早期有關眷村的散文納入,並參考其他相關「文學中的眷村」,以力求論述的完整性。但必須強調的是,直到朱天心、朱天文、張大春、蘇偉貞、張啟疆等具有眷村生活背景的世代,在文學創作的領域逐漸成熟、立足後,「眷村文學」才正式展開新的紀元。

(摘自群學出版社八月份新書《扶桑花與家園想像》,2011.08.02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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