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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意象：新聞的再現與社會建構
／莊雪屏（ＴＶＢＳ新聞台新聞部中部中心資深記者暨副組長）

那每到選舉就暴增的新聞……

　　我在台中后里馬場附近一個小小的眷村長大，那是混雜日式建築與新建瓦房的社區，居民多是原在后里馬場任職以及服役的官兵和眷屬，口操各省鄉音的叔叔伯伯，和習慣說台語、客語和「山地話」的本省籍阿姨，這種家庭組合是社區中的常態，反映出外省第一代在特殊政治因素下，被迫在台灣落地生根，又因外省族群中男女比例極度不均，而選擇以本省籍女性作為婚配對象的歷史背景。

　　「眷村」在許多人印象中是封閉落後的場所，而我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亦深刻感受到與非眷村人／非外省人在意識形態及觀念上的差異性。我年少時是解嚴前少數外省菁英掌握台灣政治權力的年代，我的外省族群身分從未帶給我任何負面影響，而我亦在小小的心靈中，以身為「眷村人」與「外省人」為榮。但隨著政治上的解嚴與民進黨成立，「本土意識」與「大中國情結」之爭在黨派角力下更顯激化，而外省族群也連帶在族群衝突和省籍情結的激化過程中，烙上了汙名化的身分標籤。這樣看來，跟隨解嚴而來的自由化浪潮，將體制作了一番汰舊換新，解除許多禁令，但「族群身分」與「政黨認同」，卻成了眷村論述中解不開的結。爾後在政黨與媒體的刻意操作下，使眷村成為熱門的選舉話題與工具，卻處在無力為自己發聲的窘境裡。

　　台灣政治、社會及文化情勢的轉變向來息息相關，因此政治上特意操作的「外省人」標籤，在族群認同意識本就高漲的社會，起了更深遠的效應。據我個人長久以來的觀察，在民間社會的人際互動過程中，不同族群或社群間向來存有對他群的刻板印象或歧見，尤其每到選舉，族群衝突和省籍情結就會成為熱門話題，被媒體炒作、激化，透過媒體的報導和詮釋，使不同族群或社群對他群的印象產生重組或強化。

　　以「眷村」社群為例，眷村議題平時很難擠上報紙版面，弔詭的是，每到選舉期間，眷村相關報導的比例往往大幅成長。在新聞工作者和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裡，眷村顯然是個「具政治性的社群單位」，從早年「眷村為國民黨的鐵票區」，到一九九○年代產生「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視為政策賄選」、「眷村改建違反了社會正義公平原則」等說法，證明媒體習於將眷村題材與政治產生聯繫，而身為閱聽大眾，接收來自新聞媒體的訊息，卻未必能了解訊息背後隱藏的涵義。媒體報導的眷村意象為何？為何如此呈現？媒體的眷村議題報導及呈現的眷村意象，閱聽大眾又有什麼反應？本文將透過新聞外部與內部的觀點，審視現今「眷村意象」產生的背景與發生的影響，試圖讓眷村脫離媒體與政治建構的「真實」，還給眷村一個自我發聲的機會。

……

新聞媒體應如何報導眷村？

　　在有關眷村議題的報導中（在本文中即報紙呈現及指涉的眷村意象），可以找出三種基本的故事類型和敘事結構。從新聞議題區分，分別是：「眷村改建」、「眷村的投票意向與選舉活動」、「竹籬笆內的春天：眷村的生活樣態、面貌與文化保存」三種故事類型；而分析「故事元素」、「時空場景」、「人物屬性」、「報導結構」、「敘事方向」與「敘事論點」六個變項後發現，報紙上眷村故事的論述，大部分循著相同的既有模式，也就是說，眷村故事雖然由許多不同的事件組成，但述說的方式很容易導入預知情節與刻板形象的窠臼中。

　　由此看來，記者用的方法是很公式化的「說故事類型」，他們蒐集新聞事件，評論並建構一個想呈現的結構和內容，因此報導很容易落入刻板情節，而且可被預測。此外，不論是資深記者或是年輕記者，總是跟隨原先的公式，運用標準化的想像力、陳腔濫調的角度和觀點，以及早已深植記者與編輯心中的劇本，「建構」所謂的「眷村意象」，眷村新聞的操作方式也因此容易顯得老調重彈。

　　那麼新聞媒體該如何報導眷村呢？媒介報導理應反映「社會真實」，但新聞報導的內容或結構，實際上都與事實呈現某種程度上的差距，無法完全真實反映社會情境。然而，究竟新聞工作者該如何把新聞事件的原本面貌盡可能呈現給讀者，而不受個人偏見或外在影響呢？從新聞專業的「客觀性」來說，新聞記者應憑藉蒐集到的、能觀察與查證的種種事實，試圖了解真正的「事實」。然而，現今傳統新聞學的規範和新聞專業，早已受到多方質疑、爭論和挑戰。

　　因此，今後處理與「眷村」類似的族群議題時，為了能更具「敏感度」地呈現多面向、多角度的新聞報導，並且注意到被報導人的感覺，應從下列幾個方向重新予以檢討和反思，審視新聞報導代表的社會意涵。首先，從新聞專業來說，新聞媒體應思考並勇於反省的是：新聞專業框架及意識形態的限制；其次，媒體應該有對社會現狀的基本認知，才能根據相關的社會共識價值觀，來判斷新聞的重要性和社會意義，並加以選擇和連結。處理新聞時如果缺少對現狀的了解，便很容易落入前文所提的「刻板印象」操作方式。再者，新聞背景的再現與多元觀點的呈現也十分重要；在眷村新聞的處理上，才能避免一味以政治性社群來形塑眷村意象，讓眷村的形象過於平板與汙名化。因此，新聞從業人員的自我批評與對專業自主權的堅持，就顯得十分重要。

　　「眷村」存在台灣約有五十多年，眷村在台灣社會中產生，也隨著台灣社會環境而改變，但在時代與政治的變遷中，社會卻慣以政治化與同質化的眼光來看待，這使眷村的「變化」與眷村中的「人」，都在新聞的刻意操作下隱去不見。尤其近年來選舉議題不斷在社會裡發燒，眷村的投票意向更是大眾矚目的焦點，使大家只注意到眷村的「政治同質性」，卻忽略眷村的「社會異質性」，眷村的社會文化層面一向難以成為新聞的論述焦點。然而眷村作為政府遷台過程中的時代產物，對許多眷村社群來說，眷村生活的點滴更是重要的記憶寶庫。竹籬笆內那種相濡以沫的情感，家戶守望、手足扶持的精神，更是現今都會生活中最匱乏的。對現今的眷村人而言，眷村的身分認定、社會類屬、社群特性及社會位階，都需要社會給予「正名」及「界定」。而面對逐漸凋零的眷村人口與逐漸消失的「竹籬笆」文化，該如何珍惜竹籬笆的意義及文化資產，這正是報紙新聞與台灣社會中缺乏的深切關懷。

（摘自群學八月份新書《扶桑花與家園想像》，2011.08.02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