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意象:新聞的再現與社會建構
/莊雪屏(TVBS新聞台新聞部中部中心資深記者暨副組長)


那每到選舉就暴增的新聞……

  我在台中后里馬場附近一個小小的眷村長大,那是混雜日式建築與新建瓦房的社區,居民多是原在后里馬場任職以及服役的官兵和眷屬,口操各省鄉音的叔叔伯伯,和習慣說台語、客語和「山地話」的本省籍阿姨,這種家庭組合是社區中的常態,反映出外省第一代在特殊政治因素下,被迫在台灣落地生根,又因外省族群中男女比例極度不均,而選擇以本省籍女性作為婚配對象的歷史背景。

  「眷村」在許多人印象中是封閉落後的場所,而我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亦深刻感受到與非眷村人/非外省人在意識形態及觀念上的差異性。我年少時是解嚴前少數外省菁英掌握台灣政治權力的年代,我的外省族群身分從未帶給我任何負面影響,而我亦在小小的心靈中,以身為「眷村人」與「外省人」為榮。但隨著政治上的解嚴與民進黨成立,「本土意識」與「大中國情結」之爭在黨派角力下更顯激化,而外省族群也連帶在族群衝突和省籍情結的激化過程中,烙上了汙名化的身分標籤。這樣看來,跟隨解嚴而來的自由化浪潮,將體制作了一番汰舊換新,解除許多禁令,但「族群身分」與「政黨認同」,卻成了眷村論述中解不開的結。爾後在政黨與媒體的刻意操作下,使眷村成為熱門的選舉話題與工具,卻處在無力為自己發聲的窘境裡。

  台灣政治、社會及文化情勢的轉變向來息息相關,因此政治上特意操作的「外省人」標籤,在族群認同意識本就高漲的社會,起了更深遠的效應。據我個人長久以來的觀察,在民間社會的人際互動過程中,不同族群或社群間向來存有對他群的刻板印象或歧見,尤其每到選舉,族群衝突和省籍情結就會成為熱門話題,被媒體炒作、激化,透過媒體的報導和詮釋,使不同族群或社群對他群的印象產生重組或強化。

  以「眷村」社群為例,眷村議題平時很難擠上報紙版面,弔詭的是,每到選舉期間,眷村相關報導的比例往往大幅成長。在新聞工作者和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裡,眷村顯然是個「具政治性的社群單位」,從早年「眷村為國民黨的鐵票區」,到一九九○年代產生「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視為政策賄選」、「眷村改建違反了社會正義公平原則」等說法,證明媒體習於將眷村題材與政治產生聯繫,而身為閱聽大眾,接收來自新聞媒體的訊息,卻未必能了解訊息背後隱藏的涵義。媒體報導的眷村意象為何?為何如此呈現?媒體的眷村議題報導及呈現的眷村意象,閱聽大眾又有什麼反應?本文將透過新聞外部與內部的觀點,審視現今「眷村意象」產生的背景與發生的影響,試圖讓眷村脫離媒體與政治建構的「真實」,還給眷村一個自我發聲的機會。

……

新聞媒體應如何報導眷村?

  在有關眷村議題的報導中(在本文中即報紙呈現及指涉的眷村意象),可以找出三種基本的故事類型和敘事結構。從新聞議題區分,分別是:「眷村改建」、「眷村的投票意向與選舉活動」、「竹籬笆內的春天:眷村的生活樣態、面貌與文化保存」三種故事類型;而分析「故事元素」、「時空場景」、「人物屬性」、「報導結構」、「敘事方向」與「敘事論點」六個變項後發現,報紙上眷村故事的論述,大部分循著相同的既有模式,也就是說,眷村故事雖然由許多不同的事件組成,但述說的方式很容易導入預知情節與刻板形象的窠臼中。

  由此看來,記者用的方法是很公式化的「說故事類型」,他們蒐集新聞事件,評論並建構一個想呈現的結構和內容,因此報導很容易落入刻板情節,而且可被預測。此外,不論是資深記者或是年輕記者,總是跟隨原先的公式,運用標準化的想像力、陳腔濫調的角度和觀點,以及早已深植記者與編輯心中的劇本,「建構」所謂的「眷村意象」,眷村新聞的操作方式也因此容易顯得老調重彈。

  那麼新聞媒體該如何報導眷村呢?媒介報導理應反映「社會真實」,但新聞報導的內容或結構,實際上都與事實呈現某種程度上的差距,無法完全真實反映社會情境。然而,究竟新聞工作者該如何把新聞事件的原本面貌盡可能呈現給讀者,而不受個人偏見或外在影響呢?從新聞專業的「客觀性」來說,新聞記者應憑藉蒐集到的、能觀察與查證的種種事實,試圖了解真正的「事實」。然而,現今傳統新聞學的規範和新聞專業,早已受到多方質疑、爭論和挑戰。

  因此,今後處理與「眷村」類似的族群議題時,為了能更具「敏感度」地呈現多面向、多角度的新聞報導,並且注意到被報導人的感覺,應從下列幾個方向重新予以檢討和反思,審視新聞報導代表的社會意涵。首先,從新聞專業來說,新聞媒體應思考並勇於反省的是:新聞專業框架及意識形態的限制;其次,媒體應該有對社會現狀的基本認知,才能根據相關的社會共識價值觀,來判斷新聞的重要性和社會意義,並加以選擇和連結。處理新聞時如果缺少對現狀的了解,便很容易落入前文所提的「刻板印象」操作方式。再者,新聞背景的再現與多元觀點的呈現也十分重要;在眷村新聞的處理上,才能避免一味以政治性社群來形塑眷村意象,讓眷村的形象過於平板與汙名化。因此,新聞從業人員的自我批評與對專業自主權的堅持,就顯得十分重要。

  「眷村」存在台灣約有五十多年,眷村在台灣社會中產生,也隨著台灣社會環境而改變,但在時代與政治的變遷中,社會卻慣以政治化與同質化的眼光來看待,這使眷村的「變化」與眷村中的「人」,都在新聞的刻意操作下隱去不見。尤其近年來選舉議題不斷在社會裡發燒,眷村的投票意向更是大眾矚目的焦點,使大家只注意到眷村的「政治同質性」,卻忽略眷村的「社會異質性」,眷村的社會文化層面一向難以成為新聞的論述焦點。然而眷村作為政府遷台過程中的時代產物,對許多眷村社群來說,眷村生活的點滴更是重要的記憶寶庫。竹籬笆內那種相濡以沫的情感,家戶守望、手足扶持的精神,更是現今都會生活中最匱乏的。對現今的眷村人而言,眷村的身分認定、社會類屬、社群特性及社會位階,都需要社會給予「正名」及「界定」。而面對逐漸凋零的眷村人口與逐漸消失的「竹籬笆」文化,該如何珍惜竹籬笆的意義及文化資產,這正是報紙新聞與台灣社會中缺乏的深切關懷。

(摘自群學八月份新書《扶桑花與家園想像》,2011.08.02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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