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我的眷村‧遊玩創作營」 

《扶桑花與家園想像》新書座談側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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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是百花齊放的會後討論,各式各樣的提問與意見傾巢而出,礙於篇幅限制,只能精選幾項呈現。首先將探問阿巫與妹妹為何會在身分認同上產生差異?又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認同母系的身分?而外台會秘書長周思諾則從不同的立場與位置,來思考壓迫與邊緣化。最後阿巫將分享她的寫作修煉方式,讓每位有心投入寫作的朋友作參考。


當你相信的世界開始崩解 

 

  阿巫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認同母系的身分?為何與妹妹會在身分認同上產生差異?

  阿巫說自己其實不是長女,原本在她之上還有位不幸夭折的長男,於是父親將所有的家國記憶與傳遞,全部灌輸給阿巫;加上母親對母系的事情隻字未提的情況下,阿巫只能認同父親的身分。阿巫與母系身分的聯繫,只有每年回到部落參加豐年祭,然而每當參加完回到家中,父親總會嫌棄她們母女身上有種部落的「氣味」。是什麼味道他也講不出來,但他知道那就是部落的味道,所以他相當不喜歡阿巫母女回部落,那種部落的味道、那種氣息的記憶,很容易就辨認出來。

  阿巫對於身分認同的體認,是從「懷疑」開始。阿巫上高中時,父親過世了,剎那間她生命中的外省世界完全崩塌。父親在世時跟阿巫提過老家的家族有多少人又多少人,但在他過世後,所有提過的美好人、事、物,卻沒有一樣出現。當時十幾歲的阿巫只能眼睜睜看著父親過世,卻不知如何料理後事,而能夠伸出援手、那些記憶中的叔叔伯伯,原來是不存在的、空虛的。

  此時,阿巫的母親,以及父親過去認為有山地味道、吃地瓜不吃大米,那些很不文明的「山地人」出現了。阿巫看著母親的親人協助處理爸爸的喪禮,等於是協助她度過生命中第一個難關。她內心不禁懷疑,難道我父親說的全是假的?到底我從小到大聽見的是不是真的?

  而最大的轉折來自阿巫的婚姻。阿巫結婚以後,母親要從眷村搬回部落,她告訴我:「以後你的娘家不在這裡,而是部落。」於是阿巫的第二個疑惑出現了:「我不是外省二代嗎?我的娘家怎麼不在眷村,而在原住民部落?」懷疑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阿巫發現從小到大相信的一切原來都是假的,她相信的世界瓦解了,於是她重新展開追尋。

  尤其當阿巫有了小孩,更讓她轟然驚醒。阿巫始終只相信爸爸而不相信媽媽,甚至對她有所歧視,因為她認為在外所受的歧視,都是來自身上的原住民血統、來自母親;而母親竟也諄諄告誡她不能透露自己的原住民血統。因此某種程度上阿巫和母親的關係很緊張,直到她自己當了母親才感到恐懼,害怕自己的女兒跟自己當年一樣,完全不認同自己的媽媽。

  阿巫說:「這還得了!我懷孕這麼辛苦,生她痛的要死,她竟然告訴我她心裡只有爸爸。一想到這,我不僅害怕,甚至感到憤怒,這種憤怒讓我回想到我的媽媽為什麼會對我說這樣的話。為什麼歷經這麼痛苦的生產過程後,竟然要她們不要承認你媽媽是誰。這對我來說是很不堪的事,每次一想到就讓我非常生氣。」

  於是,阿巫開始試著滿心喜悅的告訴孩子她的媽媽是誰,但當她想這麼做的時候,卻發現原來自己的身後是一片空白。當阿巫想抹去父親這一塊,想告訴孩子「你外婆是屏東的排灣族」時,無論是排灣族的生活形態、風俗習慣,她居然一個字也講不出來。這讓阿巫再次惶恐,如果父親的世界崩解,與母親聯繫的這塊也一刀兩斷,那麼她將完全無法跟孩子述說自己的生命。

  就這樣,阿巫開始追尋母親的血緣。這種追尋生命的過程永無止境,直到今天阿巫仍在不斷追尋,而這種追尋在不同的階段也讓她產生不同的反省。阿巫表示:「最近我發現,我無法將父親與母親的故事截然二分,我要學習的應該還有用什麼角度去看待我身上的外省血統。於是現在回顧我和父親的關係,跟我十七歲看待與父親的關係,又是一番不同的心境。」

  至於妹妹的身分認同,阿巫認為一方面是父親過世時妹妹年齡還小,衝擊沒有那麼強烈;另一方面是父親在交代中國的一切家事時妹妹並不場,所以產生的心情與認同也隨之不同。

 

偽裝的一致 

 

  就如前面的討論,眷村中有族群政治,也有性別政治,其中有著各式各樣的權力關係。外台會秘書長周思諾出身旗津的定海新村,[1]對於眷村中的人際網絡與社會壓力產生的影響與壓迫,至今仍印象深刻。

  根據她的觀察,眷村媽媽的地位差異不只反映階級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有時還是種「我不想與別人不同」的壓迫感。她們很怕自己身在眷村,卻與其他外省媽媽不同,於是她們會努力做許多事情來證明自己是和別人「一樣的」。

  思諾住定海新村時,隔壁鄰居的經濟狀況並不好。有一回外婆要思諾到隔壁請女主人飯後到家中打牌,年幼的思諾卻發現隔壁的女主人正在鐵盆中刷洗清潔的空盤。這一幕要到好幾年後思諾長大了才能明白。原來經濟處境不佳的鄰居,每餐只能吃到由軍方配給的麵粉製作的大餅,無力再採買、烹煮配菜,對外卻仍然要表現出清洗碗盤、一切如常的模樣,深恐讓人家知道家中的情況進而產生差別對待,讓自己無法融入眷村的人際圈。思諾據此觀察得出,原來「偽裝一致」是眷村媽媽在眷村生活中必須承受與付出的最大代價。

  另一個反差是高雄左營的「將官村」——明德新村。[2]思諾小時候非常欣羨生活其中、小孩都由家中的副官接送的將軍夫人。後來做研究時終於得以進入一窺究竟,而且發現有時最可憐的,其實是這些將官夫人。她們因為丈夫的位階關係,其實是處於眷村女性網絡中的邊緣狀態。她們一出去就得穿旗袍、不能隨便說話(因為我的先生可能就是你的上司),而且只能規規矩矩的跟著丈夫參加各種公開活動。這種附屬地位是相當可憐的處境,而且附屬的身分會讓她們一輩子只能生活在沒有友誼的深苑之中。於是思諾開始反省,究竟是怎樣的地位或階級,是受壓迫或邊緣化的?  

  思諾的話提醒我們,所謂的權力關係或「壓迫」的形式,其實會隨立場不同而變動不羈,不是只有固定、單向的形式。因此,當我們觀察、看待或描述某種現狀時,必須適度的關照身處於不同位置、立場者的處境,如此才能更細緻、更立體的呈現所見事物的樣貌。


寫作的煉成 

 

  座談最後,鄭美里老師請教阿巫,究竟寫作對阿巫而言有什麼意義?她又是如何鍛鍊自己的寫作?阿巫認為寫作之於自己,在於自我追尋與療傷,不僅療自己的傷,也療母親的傷。至於如何鍛鍊寫作,阿巫建議大家不妨從「五覺」的練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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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覺就是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是人類感知世界的最基礎,但人們讀到的作品或自己寫出來的東西,都會不自禁偏重視覺描摹。不過真正好的作家卻會結合這五種知覺,讓內容變得有深度,描寫的東西也變得很具體。因此她建議可以每天嘗試用兩百到五百字、設定一種知覺,試著描述身邊的東西。例如,以五百個字描述礦泉水在嘴裡的味道。如此一來就會發現自己怎麼這麼「辭窮」,會用的形容詞這麼少。阿巫說:「要注意!很多人經常會犯一種錯誤。當我要學生以味覺描述一杯熱咖啡時,大多數人會不知道味覺要怎麼寫,甚至把其他知覺當作味覺,例如『這是一杯又香又濃的黑咖啡』,裡面根本沒有味覺。」(按:味覺似乎是指酸、甜、苦、辣、鹹,其中辣似乎被證實是痛覺,屬於一種觸覺)[3]

  當然,起步很難,但一路練習下來不只能增加辭彙,還能找回自己的「知覺」,當你在面對一樣事物時,才能清楚知道自己要用什麼的感覺去形容或說明它。這種基本功是觀察的練習(你得打開知覺、打開你的心進行觀察)也是文字的練習,而後呈現的就是你文字的程度。阿巫最後表示:「創作需要的還是耐心和毅力,看你能否每天下去寫。當作家其實不難,當不成只在於你其中一項做不到而已。」

 

結語 

  

  透過拼湊各種片斷的資訊和形象,人們往往就自以為掌握了眷村完整的樣貌。這種樣貌也許是新聞媒體傳達出的政治形象,如:國民黨的鐵票區、坐享國家照顧與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也或許是影視戲劇中建構的浪漫想像,如:鄰里街坊的聲息相通、軍中袍澤的甘苦與共。然而眷村實際上存在更多微觀層次的東西,是一般人在平常容易忽略或視而不見的。例如眷村中蘊含的階級、族群和性別政治,以及女性特有的生活網絡和男性壓抑的家國苦悶。這種枝微末節,往往只有透過研究者或文學家深刻觀察與深入調查,加上細膩的筆觸和鉅細靡遺的描述,才得以呈現在世人眼前。而我們也才猛然發現,原來自以為熟悉的眷村,其實我們對它的理解尚不及其全貌之萬一。

  可是,就在我們倏忽驚覺並欲重新理解眷村時,那有著精彩生命故事的眷村上一代,已幾乎凋零淨盡;而眷村的空間也正遭逢劇烈的破壞,標誌眷村記憶與特性的具體物件、場景,也被逐一拔除。如今,我們真的是在和時間賽跑,但我們要做的不只是保存眷村的文化與歷史,更希望能有愈來愈多人能關注眷村,共同投入與開創另一種眷村研究與眷村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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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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