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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社會學是一門深具挑戰性的學科。它的多重理論傳統與多重方法論傳統，提供了多種選項給予重要問題，也提供了多種回答問題的方式。本書運用古典和當代研究的實例，提出可供架構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的幾種方式。主要目的是，將理論、方法和證據之間的傳統連結予以「解凍」。我主張，不能偏愛質化或量化資料，也不能偏袒歷史方法或民族誌方法，亦不能只著重微觀或宏觀分析層次，也不能只在意理論或資料。
        每當我們展開一項計畫，都是從自己本身歷史不同地方的模糊想法著手，像是個人經驗和議題，或是讀了一些令我們困惑的理論，或是來自道德、政治或政策上的關懷等。如何把你自己的歷史，轉化為研究問題的構思，正是學習探究技藝的過程。回答研究問題的技巧—統計學、田野訪談、檔案檢閱—應該源於研究問題，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讀者

        本書設定的讀者，主要是在學術生涯初期的大學部高年級學生或研究生。理想上，學生應該熟悉某些核心的社會學觀念，而且已經學過一些研究技巧。就我自己從事研究設計工作坊的經驗來判斷，這本書也會對正在進行研究報告、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提案的研究生有幫助。探究技藝的「操作語彙」（working vocabulary of the craft of inquiry），對於那些奮力從一團混亂的田野筆記、訪談、統計表及檔案摘要中，理出一條連貫論證，同時試圖將論點安置於「主題文獻」裡的人，將有幫助。這本書可以作為理論課程和方法課程的輔助閱讀材料，或者當作社會學解釋、社會學分析，或研究設計討論課等課程的主要教材，像是我教了好多年的那種課程。
        本書不會在理論或方法論議題上採取極端立場。不同理論立場和不同方法論偏好的指導者（及學生），如果對理論、方法和證據之間關係的不同觀點保持開放，都能發現這本書派得上用場。認定不同探究典範都是正當的，在某些人看來，或許大有問題，尤其是堅定的實證主義者（positivists）和忠誠的後現代主義者（postmodernists），更會這麼想。我擁護各式各樣的理論及方法論選擇，但也相信以辯證的方式來整合多重典範，可以產出最豐碩的探究成果。
探究的典範（paradigms of inquiry）
        「典範」（paradigm）是有關理論、方法和證據之間合宜關係的操作規則，典範塑造了特定科學社群、研究方案或研究傳統之成員的真實作為。典範是在特殊研究裡視為理所當然的理論假設、方法論程序，以及證據標準的結合，採用探究技藝的語彙來說的話，它們「位居前景」（in the foreground）。
        「典範」一詞可能會過度強調探究技藝是一種認知的事業，好像規則和程序脫離了情感、經濟和政治的脈絡而存在，但這些卻是界定難題（problem）、定義理論、收集資料之所繫。一套可用的技藝語彙總是有變得物化的風險，會被誤認為是真實事物，而非一種有用的抽象化。
        在社會學裡，有三種主要探究典範，我名之為「多變項」（multivariate）、「詮釋」（interpretive）和「歷史」（historical）典範。我的核心主張是，每個好研究都以各種方式結合這三種典範的元素，無論是作為前景論證，或是背景假設。典範類型學給了你一套分析上的區分，可以用來思考你的研究選擇。
        本書使用實證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洞識，建構探究技藝的操作語彙。後現代主義和實證主義通常被視水火不容的選項，若是當成相互競爭的哲學立場來爭辯的話，確實如此。但我不把這些議題當成哲學議題，而當成協助發展有效研究實作的實用策略之一環。
我從後現代的立場出發：人類是兼具情感和智識的自我，不斷建構著我們周遭的世界。在這個複雜的自我建構過程裡，我們使用的範疇，受制於源自我們的社會成員資格和社會認同的立場。因此，這個世界是由語言於社會層次上建構的，而語言是由文化意義構成的，文化意義則協商自一群有特定認同的人，這群人的認同又由他們的歷史經驗和社會位置所塑造。知識具有歷史偶然性，而且受到人類興趣和社會價值的塑造，並非外在於我們，也非完全客觀永恆，不像極端的實證主義觀點所說的那樣。
        後現代對於正統科學方法概念的批判，對於我們該如何從事研究，沒有提供什麼線索。甚者，極端的後現代主義立場，拒絕任何超越論述語言建構的可能性。但是，當我們批判地檢視，有關真實（存有論）的知識（認識論），它生產過程背後的預設為何時，後現代批判就是不可或缺的起點。
        實證主義認識論的用處，在於提出有個真實世界就在那兒的實用主義假設，我們可以觀察真實世界的特徵，有時也能加以測量，然後以最接近真實的方式來概括（generalize）。我們可以找出行為和事件之間的經驗關聯，提出有關其含義的推論。我們可以用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來評估解釋某個社會現象之不同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在這個領域，有強烈的驅動力，想要發展出逼近「科學方法」的東西，這種嘗試是要實現實證主義的理論願景，讓理論獨立於證據，證據獨立於理論，方法論則自立於前兩者之外。
據我所知，從來沒人寫過文章，討論當你試著決定研究難題時，你所面臨的情感議題與認知議題之間的關係。相對的，當前的研究文化，理所當然地認為研究興趣很清楚地，是由取得資金的限制、你的論文指導者、你的理論偏好，或是你的政治與政策關注來界定的。透過研究提案的起草，以及博士論文計畫書的審閱，這種私人學問由教師傳遞給學生。如果我說的沒錯，這是個社會研究的部落文化實例，強調了客觀性與非關私人，那是「科學」的美德。結果是，私底下的驚慌，還有不被承認的焦慮，只會在少數朋友和信賴的同事之間交流。我們每個人在每個新計畫前，都會重新面對一次這種處境。我在第二章，處理了研究過程特有的「第一級和第二級恐慌」。
本書嘗試從事三項彼此相關的任務。依照重要性的順序，本書首先將提出一套探究技藝的操作語彙，協助你形成研究問題的策略。其次，本書透過批判地檢視幾個古典與當代文獻，闡明這套操作語彙。第三，本書是社會學的批判社會學（a critical sociology of sociology）。當前的教學都任意分割社會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這門學科沒能自覺到，理論、方法和證據的選擇，在在反映了那些深刻鑲嵌、甚至是「文化性的」，有關社會知識如何生產的預設。
        這些目標之間的緊張，沒辦法完全解決。當前學科裡的權力組態，讓我們很難結合不同的探究典範。從歷史和制度的面向可以解釋多變項探究典範為何居於主導地位。或許，你有極佳的實質理由引導你，有策略地選擇了某個探究典範，但原因可能只是，如果你依循既有的正當研究作法，研究計畫就可以更輕易更快地完成。由於多變項典範位居主導地位，所以我在整本書裡都拿它作為實例參照點。不過，強調多變項典範是唯一「真實」的社會科學，是很貧乏的做法，那是這門學科的危險記號，而非科學成熟度的表徵。
社會學領域的潛能令人振奮，只要它能對廣泛的理論和方法論選項保持開放。社會學應該更具冒險精神、少些門戶之見，對其他學科更開放。最好不止於了解每個探究典範的限制，還要掌握它們的潛力。

個人史

        我自己的知識史讓我在接受教育、教學和從事研究的機構裡，接觸到各種理論傳統和方法論。技藝語彙是我於威斯康辛大學陌地生（Madison）校區、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Santa Cruz）、柏克萊、舊金山和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校區、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英國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以及我學術旅程的最後一站，紐約市立大學，評閱學生報告和論文的這些年裡發展出來的。
        擔任教師和研究人員的經驗，使我得以深刻接觸現代社會學的主要典範。我的大部分學術著作都屬於政治社會學這個次領域：投票和參與、地方政府的結構，以及公共政策。實際的主題非常多樣：英語系民主政體的選舉、威斯康辛四座城市的決策、健保政治、比較都市決策。我也做了一些有關國家理論，以及鋼琴師疼痛之社會建構的研究。在這些計畫歷程，我分析了很多種證據：在威斯康辛四座城市裡訪問了 2,000 名領導人和選民；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三十年裡做了 56 次民意調查；另外還分析了紐約醫院的檔案，以及鋼琴教師的田野觀察。1
        1950 年，我從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畢業，主修為通識課程（結合了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我的第一堂社會學課受教於 Robert Nisbet，課堂中呈現了他後來出版的《社會學傳統》（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1966）中的許多觀念。Nisbet 提出了一種歷史視角，關注人類受到社會制度、知識傳統和人類價值塑造的方式。他認為，社會科學基本上是一種人文主義學科（他最著名的一本書，名為《社會學是一種藝術形式》〔Sociology as an Art Form〕）。2 Nisbet 開啟了我的心靈，邁向新世界：我現在可以超出純屬個人的層次，來解釋自己的社會起源與社會位置。
        1951 年，我展開畢業後的工作，正值冷戰升高的年代，當時有一項忠誠誓約，要求所有大學員工都得發誓，他們不是任何致力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組織成員。那是個政治普遍退化的時期：許多工會也採用相同的誓約；參議員麥卡錫指控「好萊塢十人幫」（Hollywood Ten）編劇與共產黨有涉後，該片編劇就列入黑名單。Julius Rosenberg 和 Ethel Rosenberg 因為據稱偷竊原子彈機密而遭處決。對我而言，和其他人一樣，學術生活不僅因這些誓約而變得不可能，也因為顯然遠離了促進社會變遷的「真實」行動而失效。
        因為這樣，我到一家汽車工廠工作了五年，在美國汽車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變得活躍。雖然那幾年的生活令人覺得五味雜陳，經常很痛苦，因為我的文化背景不同於那些南方白人與黑人同僚。種族歧視和階級團結以難解的方式混雜在一起。但以後見之明來看，我發覺這些經驗對我的社會學想像是無價之寶。
        我於 1957 年回到柏克萊的研究所。柏克萊一直沒有「現代」社會學系，直到 Herbert Blumer 於 1952 年從芝加哥大學過來創辦才成立，而那是我拿到學士學位以後的事了。Blumer 把一些重要教師帶到柏克萊，包括從芝加哥來的 Reinhard Bendix和 Erving Goffman，以及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 Seymour Martin Lipset、Philip Selznick、Charles Glock 和 Hanan Selvin。
        Bendix 是納粹德國難民，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以比較歷史研究聞名，包括《工業的工作與權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和《國王或人民》（Kings or People），也以他對韋伯著作的經典詮釋《韋伯：一幅知識畫像》（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著稱。3 Bendix 成為我和其他許多學者的模範，因為他體現了對於真理和理性的熱情信奉。
        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師，繼承了一邊是 Robert K. Merton和 Paul F. Lazarsfeld，另一邊是 C. Wright Mills 和 Robert S. Lynd的偉大社會學傳統。這些配對很重要。Merton 和 Lazarsfeld 在應用社會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的建立上是隊友，這是現代社會學最偉大的制度創新。這個單位成為嘗試展現學者和研究生之學術興趣（與募款能力）的研究機構的模範。
        因受到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影響，我閱讀了 Merton 的《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這是本寫作優美的分析，探討科學和社會的關係、功能分析，以及理論與經驗證據的關係。4依循 Merton 的「中層理論」（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研究局的計畫傾向於分析特定制度（醫學院、科學、大學）和行為（選舉、消費者選擇）。
        我也學習了 Lazarsfeld 的「多變項方法論」。研究局的計畫通常牽涉特殊人群的抽樣調查，像是醫學生、選民、教師、工會成員、科學家。隨著好幾代研究生在可用來寫論文的研究計畫中謀得一職，研究局產出了許多學位論文、報告和書籍。Merton 和 Lazarsfeld 在個人及知識上（以及研究局在制度上），成為社會學門專業化的一環。他們提出一種中層研究視野，致力於實用主義的制度改變和社會變遷。研究局發展出一種方法論文化，由在哥倫比亞大學受訓的教師傳承給我們這些研究生。例如，「故事」這個詞總是用來指稱某一章節或論文裡的統計表序列，而非指傳統的事件和行動的敘事。敘事是一種論證，其中的某一點接續著另一點，讓一組複雜資料之間關係的內在意義，能夠揭示給讀者。5
        哥倫比亞大學的另一對夥伴，Robert S. Lynd 和 C. Wright Mills，都是美國社會的激進批評者。關於社會學在社會裡的角色，他們的看法非常不同於 Merton 和 Lazarsfeld。Lynd（和他的妻子 Helen Merrell Lynd）寫了兩本有關印第安納州蒙西（Muncie）的經典研究，《中鎮》（Middletown, 1929）和《轉變中的中鎮》（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1937）。Lynd 從來不做量化研究，而且從來沒有發展出任何形式理論架構或引起注意的概念。除了《中鎮》還用於美國社區史的課程之外，今天已經沒人讀他的書了。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Lynd 在《知識是為了什麼？》（Knowledge for What?, 1939）6，批判了美國社會和社會學。比起當時寫作的時刻，這本書的論點或許更適用於今日。
        Mills 雖然有學術成就，卻是一位社會學的異議者。1962 年，他以 46 歲英年早逝，堪稱悲劇性的損失。我們已經不可能曉得他後來可能會依循的知識軌跡了，因為在他有關古巴革命的最後一本書裡，轉向了爭議性的政治陳述。他最著名的書《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 1956）和《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偶而還成為課程指定教材。後面那本書對我們那個世代的研究生產生了直接的衝擊，部分因為它是「自家人」的批判。7
        Blumer 是當代社會學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t）學派創始者之一（他是哲學家 George Herbert Mead 的學生）。柏克萊教師群中，其他也屬於這個傳統的是 Goffman 和 Tamotsu Shibutani。Goffman 於 1957 年來到柏克萊。他曾經在謝特蘭島（Shetland Islands）（位於蘇格蘭外海）做田野，這成為他在芝加哥的博士論文基礎，後來出版成他的經典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Goffman 有關主導互動之規則的獨特視角，已經很清楚了。互動典範在他對社會生活的分析中，呈現為人群之間透過字詞、姿勢和身體語言而進行的意義、期望與警示的複雜溝通。Goffman 可能是這個社會學典範中，從事經驗研究者最著名的一位。
        Goffman 在做完位於貝斯達（Bethesda）的精神病院的田野研究（後來出版為《精神病院》〔Asylums〕，參見第五章）後，來到柏克萊。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在他位於柏克萊圖書館頂樓的小辦公室裡等他，偷瞄了一眼他的書架，上頭塞滿各式各樣看似不相干的文獻。研究報告、烹飪書、時尚廣告、八卦雜誌、旅遊刊物、禮儀指南等，全都擠在一起。我深感疑惑，不知道它們意味了什麼。後來，我發覺 Goffman 是利用經驗材料的拼湊，建構出有關自我如何在互動中構成、向他人展現以博得讚揚、於損傷後加以修補，以及在必要時予以否認的論證。8
        就這樣，我在柏克萊的研究生涯，讓我敏銳於社會學的主要探究典範：透過 Nisbet 和 Bendix 掌握歷史過程，透過來自芝加哥學派的 Blumer 和 Goffman 掌握象徵意義，以及經由在調查分析的 Merton 和 Lazarsfeld 傳統中受訓的 Lipset、Glock 和Selvin，來掌握多變項關係。
        重構我這段歷史，重點是要展現收集證據和建構理論的不同方式，對應了在真實機構裡從事實際研究計畫的人做研究的方式。9我自己的知識傳記可能有助於澄清，研究的選擇是如何且可能做出來的。社會學是由位於特定時間和地方的人創造的，他們除了生涯，還有生活。

闡述操作語彙的著作

        隨著我在本書說明，闡述不同探究典範之前景與背景論證的那些有影響力著作裡，什麼是強大而有用的，操作語彙就會變得愈來愈清晰。10我討論的這些著作，是以我心目中的幾個標準來挑選。首先，它們必須展現出能夠闡述某個典範的前景論證。其次，它們必須是豐富而複雜的研究，包含足夠材料以便清楚說明背景典範。第三，它們必須在某種意義上是經典：要夠舊，才能眾人皆知，又要夠新，以便近期對這個場域還有影響。第四，大家必須夠熟悉它們，所以不需要完整的摘述。
        除了這些判準，另一項重要考量也要納進來。這些書並不完美；它們有理論論證或支持證據上的缺陷，以及方法論的連貫性與清晰度上的缺失。這些缺陷在我的摘述和討論中會被強調出來。但是，指出這些重大貢獻的缺陷，並不是要證明我們有多麼優越、或是已經有了多少進步。相反的，這些缺陷本身闡明了任何社會科學貢獻的人性特質。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貢獻並非瑕不掩瑜，而是因為有這些缺陷才會有所貢獻。這些書並未解決它們提出來的問題，但是對迄今持續超過一世紀，圍繞著核心議題的爭辯有所貢獻。11
什麼構成了社會現象的「好」解釋，極富爭議。即使有這些缺陷，這些著作還是被使用、閱讀、指派和引述。它們被界定為經典。對於這個明顯弔詭的解答，不在於這些著作證明了分析社會現象時的固有困難，或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不成熟，雖然這些宣稱可能是真的。倒不如說，不同的探究典範包含了矛盾的「好」解釋的判準。對於好的社會學推論來說，規範性、理論性和經驗性的判斷，很難分開來進行。
        第一章「探究的技藝」，批判了理論和方法之間的知識分工，說明了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的經典，如何提供社會學裡多重典範的實例。社會探究的技藝位於藝術和科學之間某處。結合了藝術的創意和自發性（雖然藝術可能是艱困的工作），以及科學的嚴謹與有條有理的特質（雖然科學也可以很有趣味）。
        第二章「設計研究計畫」處理了在有限資源下，實際研究選擇的具體難題。探究技藝的工具包含了一套操作語彙（下文的粗體字），來協助你做出策略性的選擇，首先是一個難題（problem），然後是進入理論或經驗研究問題的切入點（entry point）。一項特定研究的論證（argument）結合了理論宣稱（theoretical claims）和經驗概括（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這種論證可以區分為一個或多個探究典範：多變項的、詮釋的，以及歷史的。典範的假設可以位於特定研究論證的前景或背景。重要但無法研究的問題必須驅除（exorcised）。研究現象的邊界可以描繪出來。當你在理論和經驗的分析軌道（tracks of analysis）之間往返來回，你就投身於研究問題的滾動式重構（rolling reformulations）。研究過程造成了第一級與第二級恐慌，但總有應付的辦法。
        格式註記：我將一些概念放在引號裡，比一般情況下還多。理由是要強調包含於概念中的潛在理論與經驗假設。字詞並非中立且純真的描述。
        第三章「論證的建構」處理了理論宣稱和經驗概括在多變項、詮釋和歷史探究典範中的建構方式。理想的多變項典範論證，定義了某個社會結構或系統裡，控制、獨立、中介與依賴變項i的鏈結模型，以量化資料來測量，並利用統計技術來分析。實驗是研究的理想模型。詮釋典範中的典型論證，建構了密集的象徵意義網絡，而這構成了一種「文化」或「次文化」，在典型狀況下是由田野工作、參與觀察或民族誌來支持的。歷史典範中的典型論證，發明了一種位於時間和地方的事件敘事，有特定的行動者，位於一個有名稱的總體或環境中（「1789 年的法國」、「1997 年的波士尼亞」），論證的根據來自於分析檔案或文獻。
        某個典範可能位居某個研究的背景，而其他典範則位於前景，但是，依慣例而與某個典範有關的理論、方法和證據，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必須一起運用於特定研究。我自己的前景宣稱是：最令人滿意的解釋和洞見，常常是整合了每個典範之假設的理論、方法與證據而提出的辯證性解釋。
        第四章「前景的多變項論證」闡述了可以將多變項典範置於前景，而其他典範位居背景的各種方式。涂爾幹的《自殺論》（Suicide, 1897）根據普查資料主張，當我們對社會團體的依附太弱或過強的時候，某些人藉由自殺來回應這種規範性「管制」的缺乏。William Julius Wilson 的《種族重要性的衰微》（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1978）是歷史與多變項論證的混合。Wilson 運用經濟和人口資料，主張美國黑人的生命機會受到工作組織變遷的影響，大過於受到種族歧視的影響。Douglas Massey 和 Nancy Denton 的《美國種族隔離》（American Apartheid, 1993）說明了都市種族隔離對美國民主體制造成的後果。
        第五章「前景的詮釋論證」從該典範的古典與當代著作舉出實例。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根據喀爾文派的文獻，說明了某種類型的宗教信仰如何創造出辛勤工作和積累資本的動機。Goffman 的《精神病院》（Asylums, 1961）是本力道十足的民族誌，陳述了病患個人認同的破壞如何發生於精神病院，這種「全控機構」嘗試控制收容者行為的所有面向。Arlie Hochschild 的《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 1990）結合了詮釋和其他典範，但她的根據主要來自，誰在家中從事家戶工作的觀察。
        第六章「前景的歷史論證」分析了這個典範的幾部經典和當代著作。馬克思的《霧月十八的路易波拿巴》（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運用報刊文章和歷史陳述，說了一位「可笑而無足輕重的人物」，如何成為法蘭西皇帝，又如何於 1851 年 12 月 2 日發動政變。Barrington Moore 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是 20 世紀五個西方國家發展路徑的全貌概述，透過震盪性的轉化，歷經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或）民主體制。某些類型的階級聯盟—尤其是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結盟，而非地主與農民的結盟—比較有可能導向民主。在這方面，Moore 的論證也是多變項的。William H. Sewell Jr. 的《法國的工作與革命》（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980）結合了歷史與詮釋典範，探索了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政治語言。
        第七章「多重典範的理論力量」提出了福利國家和革命的假設性研究範例，以便闡明：對於理論、方法與證據之多重結合保持敏感，如何有助於你發展出不受特定典範之假設限制的理論與經驗問題。

第八章「辯證的解釋與社會學想像」，考察了整合的解釋或「辯證的」解釋的可能，討論了選擇研究問題之自由的制度限制。本書的結論則呼籲，要維持社會學想像的多樣來源。

（摘自群學九月份新書，《好研究怎麼做》，2011年9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