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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文化治理、地域發展與空間政治
王志弘（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文化」是發展的還魂丹？

近十餘年來，有個遍及全球、日漸興盛的趨勢，嘗試以各種「文化」之名，開啟城市與區域「再發展」（re-development）或「再生」（re-generation）的新契機。一個較近的例子是 2010 年上映的《艋舺》。這部描繪黑幫兄弟情誼的電影，不同於以往香港古惑仔或台灣黑道電影之處，在於協助拍攝的官方寄望它承擔一項任務：振興地方觀光。果然，帶有懷舊風味的《艋舺》吸引不少遊客一探台北萬華老市區，尋覓拍攝場景（包括經過保存運動而修復再利用的剝皮寮老街區），也刺激了當地零售消費。

影視場景帶動觀光的案例很多，稍早有《海角七號》的墾丁，以及韓國與日本戲劇規模更大的旅遊產業（《大長今》是著名案例）。近年高雄市政府協助影視戲劇於當地拍攝取景，也成為宣傳和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策略。不過，《艋舺》在激起一波旅遊人潮之外，也有不同的聲音，質疑黑道主題是否加深了萬華地區的污名、選擇性的再現而無法呈現當地多元豐富樣貌、拍攝期間對剝皮寮史蹟的破壞，以及觀光只是一時風潮，或者，只有少數人獲利等等。換言之，文化不僅是商機或美學行銷手法，還有著多種詮釋可能，牽涉了社會群體的記憶、認同、意義和生活方式，以及因此引發的爭議。

看來，即使官方、業界和大眾都寄望文化是門好生意，期許文化產業（或謂：文創產業、文化經濟或象徵經濟，或是中國大陸說法：「經濟搭台，文化唱戲」）的榮景，文化卻不是那麼容易被馴服，溫馴地成為地域發展的穩定驅動力。除了影視媒體外，還有更多其他領域的案例：許多地方文化中心或文物館舍經營不善，淪為「蚊子館」而備受批評；台中市政府一度希望促成於西班牙畢爾包一戰成名的古根漢博物館來台設分館，終因爭議過多而取消；2006 年《中國時報》策劃「全台飆節慶」系列報導，指出公部門大型節慶的「十大亂象」，質疑其品質浮濫抄襲、效益不彰、政績導向、浪費公帑且缺乏文化內涵等弊端；2010 年底開幕的「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除了捲入類似批評，與其搭配的「台北好好看」綠美化計劃，也遭質疑是趁機推動不合公義、過度開發的都市更新。

然而，相較於眾人的殷切期盼，以及各級政府的持續推動，這些批評似乎只是微弱的漣漪，或被視為執行成效、能力和技術的問題。然而，隨著文化產業或文化經濟政策規模越來越大、層級日益升高，從原來具有塑造新國族作用的「社區總體營造」的地方文史，轉而強調鄉鎮特色產業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到了 2010 年初通過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納入十餘種類別，涵蓋精緻藝文、流行消費文化、設計和民俗技藝，文化產業已經堪稱無所不包了1。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投入大量公共資源，產值和就業持續擴增，將深刻影響台灣城鄉風貌及社會生活方式的趨勢，尤其是提出一種宏觀且批判性的視野呢？「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正是本書提出的探索方向。

文化治理：一個批判的視角

簡單的說，文化治理就是經由文化來治理，可能以文化本身為對象，但也經常以經濟發展或政治秩序穩定為目標2。

採用文化治理概念，有其分析和批判上的考慮。相對於以文化政策描述官方文化作為，文化治理概念試圖超越單純的分類或描述，以「治理」（governance）帶出批判分析的視野。首先，「治理」是當前政治科學的新取向，往往用於替代過去侷限於「政府」的公共決策概念，提示了更複雜的圖像。包括橫跨國家機構、企業與民間第三部門的公共事務決策和執行過程；從層級型組織到水平複雜網絡的變化；從管理主義到強調企業主義和創新（Harvey, 2001）；乃至於反身性自我治理（Bang, 2004）的心態。

其次，治理也可以對應於傅柯（1991）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概念，以及相關的權力∕知識、規訓、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self）等更具批判性的觀點。換言之，這裡必須指出文化治理是「文化政治」場域。據此，文化治理或可界定為：「權力規制、統治機構和知識形式（及其再現模式）的複雜叢結。……透過再現、象徵、表意作用而運作和爭論的權力操作、資源分配，以及認識世界與自我認識的制度性機制。」（王志弘，2003：130）。

再者，我們可以將文化治理同時聯繫上「文化領導權」（hegemony）和「文化經濟」概念，來探討文化治理的效果或功能，亦即文化治理是「政治和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的調節與爭議場域」（王志弘，2010）。

晚近有關文化政策的討論，指出了從國家論述（強調國家機制的作用）、公民論述（強調公民權利的作用），到市場論述（強調經濟發展與市場機制）的變化趨勢，以及從偏重菁英文化的教化功能，轉變為冀求文化經濟和文創產業的發展動力（王俐容，2005）。換言之，文化從過去與商業無涉、甚至對立的政府教育和規訓（文化領導權下的意識形態控制）開銷，轉變為同經濟密切結合的營收期待。就此，我們可以說文化是當前資本主義的重要修補機制，利用文化、意義和美學而創造出獨特性或差異，來刺激消費、維繫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甚且藉此延緩或移置（displace）積累的危機（Harvey, 2003）。

文化經濟誠然是當前官方文化治理的主要目標，但文化治理的文化領導權或意識形態面向並未消失，反而相得益彰。持續的經濟成長本身就被視為政治穩定的根基，文化經濟也如同觀光旅遊、高科技產業和網路企業般，被賦予「無煙囪污染」和「進步」的意象而更具正當性。在更細微的層次上，文化產業所挪用的文明禮儀、歷史記憶和創新氛圍，也往往具有召喚進取、服務、守禮和自制心態的效果，這是文化治理的自我規訓，符應了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形塑。同時，在消費娛樂的激勵下，格外強調混種跨界的新主體，也因其具有踰越和擾亂潛能而不安地浮現在治理領域中。

另一方面，特別是在台灣的脈絡裡，新國族主義和本土化意識的塑造，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修辭，也是文化治理的新重點。1990 年代以後，鄉土教育、母語教學、歷史平反、多元族群論述，以及地方文史和庶民記憶書寫，都可以納入文化治理來看待。這個新文化領導權的浮現，既持續陷在政黨競爭和兩岸關係的詭局之中，也與文化經濟這條治理路線既競爭又合作，偶爾出現自相矛盾的扞格。這種扞格衝突，往往在地方認同、歷史價值和文化保存的領域特別明顯。

例如，即使強調原樣修復以維護「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古蹟保存，已經逐漸退位給活化和彈性再利用的新保存主張，甚且透過立面裝飾和數位虛擬製作而更容易納入經濟和娛樂產業的「歷史假面」；但是，過度商品化和虛構產生的疏離感，還是激起地方人士和學界的批判。誰的文化？誰的記憶？誰的歷史？誰在文化產業化中獲利或損失？都是必須探問的課題。
於是，文化治理作為文化政治場域，不僅是官方和企業界的馳騁原野，也是許多抗爭發生的所在，同時亦是對抗性的力量（勞工運動、歷史保存運動和市民運動等）介入的戰場以及行動的策略。晚近許多反對拆遷、保障居民權益的運動，例如台北市公館寶藏巖聚落和新莊樂生療養院，除了人權和居住權之外，也都提出了維護文化意義和歷史價值的主張。各種市民抗爭和社會運動的文化策略與文化行動，更促使文化治理顯露出作為文化政治場域的根本性質。

地域發展的文化策略與空間政治

所有社會活動都發生於空間，出現在特定地方或地域，進而塑造了地方和空間，文化治理自不例外。在全球化的地域（尤其是城市區域）競爭趨勢下，當前的文化治理以激勵地方經濟發展、塑造地域認同為主要目標。各個地域之間彼此競相仿效「成功」經驗，建立四處皆同的套裝設備，卻又奮力出奇制勝，凸顯地方獨特性，並成為地方行銷的利器，甚至本身成為一種商品；文化治理正是塑造地方獨特性的重要技術和策略。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出許多被賦予特定意義的空間形態或文化地景，例如：歷史建築、文化資產的指定或老舊街區聚落保存，以及特定節慶與奇觀空間的塑造，乃至於地方意象與土地認同的建構與召喚。更宏觀的看，地域發展的文化策略，乃至於城鎮文化規劃，在國家對空間的普遍規範與調節（通過都市和區域計劃、都市設計，以及建築管制等手段）之上展開，甚至成為替代性的、主導性的城鄉發展戰略，落實於看得見的城鄉地景。

然而，這些文化地景或空間型態不僅被賦予特定象徵或意義，也會支持特定的社會關係、文化想像和政經利益。在這些地域發展策略中的空間，不僅是文化治理的展現場域、媒介或對象，也是社會矛盾或衝突的所在。我們必須批判性的檢視地域發展的文化策略，察覺到空間如同文化一般是爭議的政治場域，而不只是社會活動的舞台、背景或容器。空間由各種社會力量生產出來，也介入和塑造人類生活和社會關係；地方和空間是掌握社會脈動的重要線索。簡言之，空間反映和中介衝突的社會關係，也是權力運作的場域和憑依。在地域發展的文化治理旁邊和內部，有著多重的社會爭奪和文化抗爭。

文化治理既是個統攝性的概念，也指涉了結構性的力量或調節機制，亦即文化領導權和文化經濟產業所展開的政治和經濟的調節和爭議場域，文化在這裡扮演了結構化與制度性的作用；文化治理成為確保統治正當性和資本主義順暢積累的修補機制。其次，在本書各篇所聚焦的地域發展尺度上，格外關注區域競爭下如何塑造地方意象，同時涉及地域文化認同的召喚，以及地方行銷和地方商品化的議題。在這裡，文化是打造地域獨特性的手段和媒介，發揮了策略性的作用。最後，落到更具體的案例和實際經驗上，鎖定的分析主題是空間形式及意義的形成與爭議，探討其如何成為地域發展之文化治理策略的對象或具體展現。但是，我們警覺到在特定空間形式或地方意義中，其實凝聚著各種社會利益的張力與衝突；空間並非單純的社會活動舞台，而是支持與反映了社會關係與過程的中介。於是，空間是文化治理和文化抗爭的場域，文化在此是凝聚和穿透於空間中的衝突之展現。

總而言之，本書通過對於台灣各地實際案例的分析，檢視橫跨於文化領導權、文化經濟、文化抗爭之間的文化治理場域，並且格外關注文化治理策略如何成為地域發展的重要推力，從而開啟了多方勢力角逐的空間政治。全書分為三個部份，包括地域發展的文化想像、都市治理的文化政治，以及社會運動的文化策略，勾勒出台灣文化治理持續爭議中的經驗。

（摘自群學2011年12月份新書《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