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華人族裔企業與全球化
Eric Fong(方偉晶)/ Chiu Luk(陸超明)

過去幾十年,一些主要移民接收國的重要都市均目睹了族裔企業的蓬勃發展。今日,當您走進這些城市時,發現某家商店是由族裔成員所擁有或經營的時候,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事實上已經是司空見慣了。族裔企業如此戲劇性的成長,係根源於企業本質上的變化。首先,這些企業已不再位於族裔社區,而是散佈在各主要城市。同時,族裔購物商場在郊區的出現不僅形成吸引族裔企業集中的推力,也是族裔企業從市中心族裔社區移出的拉力。其次,明確的證據顯示,現今的族裔企業已展現多樣化的產業風貌,不再限於社區便利商店或雜貨店這種傳統族裔企業的形象。今日,為數眾多的電腦零售商店、高級服飾精品店,甚至於金融機構都是族裔成員所經營擁有。族裔企業的這些變化不僅點出了其回應大社會環境變化的社會進程和結構發展,也突顯以傳統方法來理解族裔企業的侷限。

族裔企業研究一直是社會科學的重要主題。社會學家 Ivan Light 在 1972年出版了一本廣受流傳的著作,書中探討了美國華人、日本人和黑人的企業經營。接著在 1970、1980 年代,相關領域的出版品如雨後春筍。這些研究很多是受到 Light 書中原始議題的刺激,將焦點放在探討引發參與族裔企業創業和結構性運作的一些因素。1990 年代,族裔企業的研究重點則轉到族裔企業參與的各種經濟面向(例如 Portes and Zhou 1996; Portes and Jensen 1989; Sanders and Nee 1987)。早期的研究重心大多放在族裔企業架構和經濟面向的內在動態討論,對於鑲嵌族裔企業架構外的社會大環境如何形塑族裔企業,則並未充分探討。特別是當這些研究均顯示,全球化在最近幾十年來與族裔社區發展密切相關(Lin 1988),對於全球化如何影響族裔企業發展的自然延伸議題,以及受全球化影響而產生的族裔企業特性發展如何影響族裔社區成長,則遲遲未見探討。

本書以幾個主要移民接收國,加拿大、美國和澳洲(其中一章)為出發點,其因全球化而導致前所未有的族裔企業變化。研究討論的重點以華人企業為主。選擇華人企業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在所有主要移民接收國家中,華人都是主要的族裔移民群體。此外,把焦點放在不同國家但同一個族裔群體企業,有助於避開不同族裔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這個由不同領域背景學者所組成的國際研究團隊將深入探討加拿大、美國和澳洲華人企業的變化。本書所要探討主題是:全球化(更具體地說,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這三個主要移民接收國的華人企業發展。我們論述三個不同卻又相關的議題:(1)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華人企業發展,繼而影響華人社區中的華人企業;(2)跨國聯繫如何影響華人企業運作;(3)受經濟全球化影響的在地都市結構如何形塑華人企業發展。藉由各章探討這三個問題,我們將對族裔企業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關係有更清楚認識。

為達上述目標,我們的討論將定位在族裔企業的研究,強調這三個國家(澳洲、加拿大和美國)與華人企業活動相關的華人歷史,並探討族裔企業的各種理論,尤其是本緒論接下來所要探討的華人企業部分。藉此,本書各章將族裔企業和全球化的整體樣貌描繪出來。

在深入探討這三個國家的華人企業之前,我們將摘要論述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國家)華人企業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基於東亞和東南亞可觀的華人數量和突出的華人企業歷史,了解這些地區與全球化有關的一些議題,可為本書所研究的加拿大、美國以及澳洲的全球化和華人企業,提供背景知識。

 

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企業及經濟全球化

數十年來,東亞國家的華人企業研究受到相當多的重視。尤其是 1980 年代「四小龍」中的三個國家(香港、台灣、新加坡)和其他東南亞國家(諸如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這些地區超高比例的華人企業,更使得大眾和學術界對華人企業深感興趣(Gomez and Hsiao 2001; Gomez 1999)。

大部分的這些研究雖已讓我們了解華人企業的特性(Yeung and Olds 2000),例如網絡的重要性(Kao 1993; Weidenbaum and Hughes 1996)、華人的儒家文化(Fukuyama 1995; Redding 1990),以及緊密的家庭紐帶關係(Hamilton 2000; Redding 1996)。然而,由於最近數十年來這些企業的運作越來越受到全球環境的影響,華人企業內部動態的研究已面臨新挑戰。

為了重新檢視上述地區的華人企業,許多研究都試圖探討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之下,華人企業採取何種新策略和新型態來因應(Yeung 2000; Liu 2000)。這些研究發現,其中一項策略是擺脫家庭紐帶關係,轉向跨國經營專業管理(Hamilton 2000; Chan and Chiang 1994),家族企業集團的特性隨之減少。第二個策略則是,越來越多的華人企業(尤其是規模較大者),正分化為各種不同產業(Yeung 1998)。

近幾十年來另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是,華人企業擴展到該地區其他國家的過程為何(Gomez and Hsiao 2001; Yeung 2000)。有些研究強調供應者的觀點,將華人企業擴展視為反映現有的網絡關係(Wong 1988)。然而,有些研究則主張此擴展與目的地市場的需求有很大的關係(Zhou 1998)。一旦需求實現了,網絡關係便將接著運作。這項說法應證了 Yeung(2000)的發現,即華人企業通常採取與當地企業合資的方式經營。

上述這些研究的焦點大多放在擁有大量金融資本的大型企業。但在這本論文集裡,我們的研究重點則是三個主要移民接收國(澳洲、加拿大與美國),這三個國家大多數的華人企業規模都比較小(雖然近年來出現越來越多大小不等的規模)。因此,應用上述研究結果於了解全球化及這三個國家的華人企業時,應該要特別小心謹慎。儘管如此,在我們研究這三個國家的華人企業時,這些研究提供了一個全球的脈絡,因為其中所研究的有些企業可能與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華人企業有密切關係。

 

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的華人及華人企業

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的華人企業歷史可追溯到 18 世紀末。第一批來到這些國家的華人移民是在金礦發現的年代。1850 年代,澳洲的巴拉雷特(Ballarat)和本地哥(Bendigo Creek)發現金礦,兩地距離墨爾本各約 60 英里,因此,大多數來此的華人都住在墨爾本。1950 和 1960 年代,當菲沙河(Fraser River)發現黃金的新聞報導出來時,大批的華人便來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同一時期,類似的情況發生在美國,沙加緬度河(Sacramento River)發現黃金的消息吸引了大批華人到加州舊金山。

18 世紀末以前,為滿足這些國家一些城市裡華人旅居者人數增加所產生的需求,華人企業應運而生。當時這些企業集中在華人聚居的地區,之後便形成「唐人街」。這種獨特的聚集模式,反映當時對華人不友善的社會環境以及華人不願意融入廣大社會的心態,導致華人之間產生互相保護的需要,華人企業的地點選擇也因此有所局限。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排華移民政策嚴重限制了當地華人的增長,也導致華人企業停滯不前 1。在此時期,多數的華人企業都是小型家庭企業,向廣大社會提供洗衣服務或在華人社區經營雜貨店。Paul Siu 是 Robert Park 的學生,曾在芝加哥大學接受訓練,他對於該時期的企業運作模式有生動的描述(1998),他認為當時大部分在族裔企業工作的人都沒什麼人力資本,語言能力也有限,族裔企業因此是最有利於他們謀生的管道,尤其是對同鄉的親戚和村民而言,更是如此。

1970 年代,隨著美、加、澳三國移民政策的改變,亞裔移民人數在過去二十年急遽增長。根據最新的澳洲人口普查報告,2001 年約有 50 萬名華人,約占三大亞裔族群的 64%(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3b)2。加拿大人口普查記錄則顯示,2001 年約有 100 萬名華人(Statistics Canada 2003),約占可辨識的少數族裔者總數的 26%3。美國人口普查報告顯示,2000 年有 270 萬名華人(Barnes and Bennett 2002)4,約占美國亞裔總人口的 23%5。

在美、加、澳,大多數華人定居於主要城市,如加拿大的多倫多和溫哥華,澳洲的雪梨和墨爾本,以及美國的洛杉磯和紐約。根據澳洲 1996 年人口普查記錄,新南威爾斯州有 10 萬 2,600 人,維多利亞州有 4 萬 8,100 人,昆士蘭州有 2 萬 200 人是在中國或香港出生(Inglis 1999)。2001 年加拿大人口普查報告顯示,多倫多普查都會區華人有 37 萬 9,555 人,溫哥華普查都會區有 31 萬 2,185 人,卡爾加里普查都會區有 4 萬 6,635 人,渥太華普查都會區有 2 萬 6,895 人。在美國,2000 年的舊金山主要都會統計區(PMSA)大約有 21 萬 8,469 名華人,洛杉磯長灘主要都會統計區約有 33 萬 4,764 人,紐約主要都會統計區約有 38 萬 6,313人(Lewis Mumford Centre 2004)。

1970 年代移民政策的改變打開了華人移民大門,新政策下的移民身分已不再侷限於親屬關係,還包括商業投資、技術移民和教育移民。此後,這些國家華人社區的社經背景就更多樣化了。早期華人移民大多數技能有限,教育水平不高,但新移民的社經背景則較為不同(Fan 2003)。儘管一些新移民教育程度仍然不高,當中卻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已經完成大學學位,甚至唸過研究所。

新移民所帶來或在地主國停留期間所獲取的高人力資本和財力資源,不僅影響移民本身的各種社經條件,同時也架起一座舞台,讓族裔企業得以改變。在供給端,人力資本高的移民可能無法滿足於在附近的便利商店或洗衣店經營生意;那些擁有相當財力的人,可能具備投資較大型企業的能力。在需求端,多樣化的移民社經背景及人口背景促進了多樣化的服務及產品的需求。於是,華人企業在擁有大量華人的城市裡蓬勃發展。最近,這些城市華人企業的迅速擴展,意味著華人企業內部的基礎結構,有了重要變化。

 

三個主要移民接收國的華人企業研究

鑑於華人在澳洲、加拿大、美國的悠久歷史,我們毫不意外地發現,華人企業研究可追溯到 18 世紀中期華人最初抵達的那幾年。通常,這些研究只是華人在該國歷史中一小段社區華人企業的記載(P. Li 1998; Coolidge 1969; Chiu 1967)。雖然能讓我們一瞥當時的華人經濟活動,但大部分的作品仍僅限於描述。那時許多華人即擁有自己的公司,而且幾乎所有公司都位於唐人街。這些工作通常不太需要技能或資本。例如,根據 Lai(1988)的記錄,18 世紀末、19 世紀初,加拿大唐人街地區許多華人公司,諸如雜貨店和洗衣店,需要的技能通常都很少。Chiu(1967)則詳細描述了 1870 年代加州華人的代表性產業和職業,他指出當時有許多是經營小本生意的個體戶。

雖然針對排華時期的華人企業研究多屬描述性質,然而已對華人企業的出現提供些許初步的解釋。一些訪談美國和加拿大地區年長華人的研究指出,華人是在排華期間開始展開企業活動的,因為當時社會環境的歧視,使他們很難找到工作(P. Li 1988; Nee and Nee 1972)。不用太多技能的工作和小額投資是此艱困時期的生存方式(P. Li 1998)。一些研究更藉由研究各種協會(如中華公所)的組織和功能,探討這些企業間的網絡關係。他們還研究如何透過夥伴關係形成非正式的商業網絡(P. Li 1988; Nee and Nee 1972)。Siu 仔細研究該時期芝加哥華人洗衣業和洗衣工人(1988),更延伸討論這些企業的運作情況。他認為,洗衣業獨特的工作環境加深了工作者的社會調適問題。雖然這些研究提出了華人企業社會網絡和社會鑲嵌的重要性(這些經濟社會學主題在之後幾年有大篇幅的探討),但在 1970 年代以前,這些概念架構均未出現,未能指引討論的方向。

最後,Ivan Light(1972)將華人企業的討論從華人離散研究當中抽離出來,放在更大範圍的族裔企業理論架構下討論。受到 Ivan Light 當時的作品和出版品的激勵,其他一些研究開始探討華人企業的參與模式。隨著 1960 年代網絡分析和 1980 年代經濟社會學的出現,後續研究共同把焦點放在華人企業及企業內部的結構安排。研究者傾向於細部分析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如何影響個人成為企業主的可能性。有些則研究族裔網絡對於企業營運的影響,如人員徵聘和留任,或是華人企業參與的經濟模式(Lever-Tracy et al. 1999; Sanders et al. 2002; Kwong 1996; Zhou 1992; Li 1992)。在這兩個領域裡,研究者對於華人企業的內在動態以及當地即時環境對華人企業的影響較感興趣。然而,他們掩蓋了華人企業極為重要的根本變化,這些變化是華人企業在新興整合經濟環境下,從放寬的限制和機會中形塑出來的。

由於經濟全球化日益重要,當地企業一般都與流動至當地市場的國際資本和勞動力有越來越多的連結。華人企業也不例外。再加上大部分的華人企業多是移民所擁有或經營,因此經濟全球化對華人企業發展產生了實質的影響。毫無疑問的,華人企業研究忽略了因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而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力和社會力。加速整合的國際金融市場、持續成長的國際貿易、頻繁遷移的勞動力,促使當地族裔企業的配置與運作升級,這些也是既有研究尚未完整討論的。只有了解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族裔企業,才能為近年來族裔企業的發展描繪出較為完整而即時的樣貌。

即使這些研究已經認知到經濟全球化和華人企業之間的關聯,卻未完整且有系統地確認及探索此種連結關係(Light 2001; Lin 1988)。地理學家 Wei Li 早期認為,美國郊區族裔社區(其研究的華人社區)是全球化的結果。然而,她的討論主要還是描述性質,並未進一步探討經濟全球化和華人企業之間的具體關聯。至於社會學家,Lever-Tracy 等人(1999)在研究澳洲華商的跨國網絡時都未進一步探討這些跨國聯繫如何形塑華人企業的發展。Lin(1998)研究唐人街變化並肯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他的研究重點在於社區變化。最近 Kwong(1999)的研究探討全球非法華人移民的聯繫,但討論的焦點還是在華人人口的一個子群。Li(1998)研究從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華人企業,他的研究雖認知到政治局勢引發這些專業和企業人士遷徙至加拿大,然而並未繼續探討這些企業家獨特的背景如何形塑華人企業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全球化(更確切地說,是經濟全球化),如何與主要移民接收國華人企業近年來的發展產生關係。

 

經濟全球化與族裔企業

長久以來,大多數國際企業的特點,就是與其他國家在經濟上有所連結。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科技發展、運輸成本降低,以及國際貿易組織的出現(Chase-Dunn et al. 2000; Held et al. 1999),加速且加強了這些連結關係。1980 年代中期,代表此經濟連結關係的「全球化」一詞開始流行起來(Held et al. 1999)。

儘管此一詞語的使用已相當普遍,但其意義仍模糊不清。「全球化」一般指由國際企業與國際及區域分工所代表的全球貿易網絡關係(Sassen 2000; Held et al. 1999)。隨著跨國企業的出現與滋長,相關國家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樣貌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雖然族裔企業發展必然是政治、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全球化共同的結果,但在此我們討論的重點僅限於經濟全球化,尤其將集中在廣受文獻討論而與經濟全球化相關的兩大特徵。此一聚焦將有助於描述經濟全球化對族裔企業發展的影響。

對於「經濟全球化」最簡單而直接的解釋通常是指增加在地企業的國外投資。今日,隨處可見同時於不同國家之間調配市場銷售和生產的公司。根據 Sassen 的數據資料顯示,在 1999 年有超過 50 萬家以上的分公司在本國以外的地區營業,銷售額大約達到 11 兆美元(Sassen 2002)。此數字正好呼應了已開發國家在開發中國家的直接國外投資成長率—1988 年到 1996 年之間的成長率大約是 17%(Sassen 2002)。所有這些數字均指向與全球經濟架構緊密交織的本地市場。因此,一個城市中工作機會的增加和減少有時並非僅反映當地的經濟,也反映了更大經濟環境的狀況。

經濟全球化的另一項重要特徵是勞動力的密集流動和相互連結。在地企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導致許多的勞動力流動。最近幾十年來,運輸成本降低、國際貿易協定的制定和以技術工作者為目標的移民政策,更促進國際勞動力的流動(Stalker 2000)。根據最新政府統計數字顯示,1986 到 2002 年間,美國每年平均接受 9 萬 5,000 名的聘雇移民,約占每年移民人口的 11%(U. 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03)。同樣地,1986 到 2002 年間,加拿大每年平均通過 26 萬 687 名技術工作類別的個人移民,占每年移民人口的 7%。

國際資本流動的增加以及勞動力市場連結強度的增加,對族裔企業發展已產生直接和間接的重要影響。以下的討論,我們將強調經濟全球化和族裔企業研究的三個可能領域。首先,我們討論國際金融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如何影響華人企業發展,而後華人企業發展又如何影響華人社區。其次,我們將焦點放在族裔成員之間的跨國連結如何影響華人企業的運作。畢竟,經濟全球化是個別企業與他國交易對手之間的經濟及社會連結。第三,我們將闡述受經濟全球化影響的當地都市結構如何形塑華人企業的發展。透過聚焦於華人經驗的研究,我們認為本討論別具意義,並將從全球化的優勢觀點指出族裔企業研究的一些可能的新方向。

 

華人企業、經濟全球化與社區發展

經濟全球化轉化了族裔企業的本質。這項轉化與兩個關鍵過程有關: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勞動力流動(Sassen 1991)。國際資本流動反映了外資在本地的成長。此項國外金融資源不僅有助於占媒體報導主要版面的大型跨國企業,也幫助為數眾多的小公司成長,尤其是族裔企業(業主為移出國的新移民或是其他商人)。近年來,移民利用族裔產品需求日益增加的利基,挾帶著金融資本移入。移出國商人對於他國多樣化和開放的新市場深感興趣(Sklater 2001),再加上跨國經營成本和運輸成本的降低,使得進入國外市場的成本大為減少,移民接收國的族裔企業因而得以蓬勃成長。

族裔企業發展也受到勞動力流動增加的影響。在 1970 年代,主要移民接收國(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的移民政策有很大變化。這些變化部分是為了因應全球市場競爭,使得具高技能和高教育水平的移民人口增加。中產階級移民人口增加,又使得具有族裔性質的服務和商品需求增加且多樣化,大大擴展了族裔市場的潛力。

族裔企業為了回應經濟全球化變化而有的新近發展,我們可以在一些華人聚居區的研究上找到共鳴。根據 Lin(1998)在書中的觀察描述,紐約的唐人街已不再是單身漢聚集的地方,那裡的商店也不再只是小型企業和家庭企業。相反地,他認為外國投資(例如大量外國資本的外國銀行和商店分行的設立)已經轉化了唐人街的華人企業。同樣地,根據 Zhou(1992)對紐約唐人街的研究顯示,許多企業(例如珠寶業和專業公司)仰賴香港和台灣的資源。Wei Li(1998)在有關「族裔郊區」(ethnoburb,她用這個詞來形容郊區族裔的集中現象)的討論中也指出,族裔郊區的族裔企業擴展,大多是國際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增加導致的結果。

在本書第一部分,作者闡述那些得力於國際資本和勞動力流動的華人企業近來的發展(即華文媒體、華人銀行,以及產業多樣化及分散化的華人企業),並強調其對族裔社區的影響。我們分別以三個章節敘述近年來影響族裔社區發展的三種華人企業發展:華文媒體、華人銀行、以及日益多樣化和分散化的華人企業。Zhou 和 Cai 在第二章裡探討北美華文媒體的興起和綻放。媒體本身即是一種新開發的族裔企業。這是獨特的全球化產物,也是促進本地族裔成員與母國之間全球聯繫的便利工具。Zhou 和 Cai 在此章指出,華文媒體迅速竄起並觸及廣大的社群,它是全球化的產物,並得力於隨新移民而來的國際金融投資和社區成長。華文媒體對於初來乍到的華人移民(包括那些具專業技能和高教育程度者)在提供社會支持和訊息方面非常重要。同時,在幫助各種華人企業接觸潛在客戶方面,華人媒體也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個討論的現象是族裔銀行。隨著經濟全球化加劇,國際資本的持續流動促使華人銀行業出現。華人銀行的出現象徵著華人企業的新契機。Li 和Dymski 在第三章裡,詳細描述南加州華人銀行出現的過程。他們將華人銀行機構分為兩種類型:華裔美人銀行(Chinese American bank)和華人外資銀行(Chinese foregin bank)。前者對於在地的業務關注較多,後者則是亞洲銀行的海外分行。作者追溯華人銀行業的發展,認為兩種類型華人金融機構的出現,主要是由於華人的跨國移動以及「可用的跨國資本和華人百萬富翁的挹注」。更認為華人銀行業的存在對於華人企業的擴展非常重要,因為這些企業當中,很多是從華人銀行獲得穩固的財務支援。

Lo 和 Wang 在第四章裡探討大型華人企業的規模與多樣化程度。他們利用《鄧白氏工商名錄》(Dun and Bradstreet Business Directory),收集大批華人居住的多倫多地區,營業額達 5 萬美金以上的中、大型華人企業的資料。根據這個標準,他們在多倫多地區大約收錄了 600 家營業額達 5 萬加幣的華人企業。這個數字表示,華人企業不再是侷限於小規模的家族企業,它們當中其實有許多規模很大。此外,這項調查結果也生動描述這些企業所從事行業的多樣化。所有結果都指向一個事實,即多倫多的華人企業已經走出族裔聚居區市場,不再只聚集於少數地區。

簡言之,本書第一部分各章作者探討了華人企業的變化。特別是,他們探討三種最近的族裔企業發展:族裔媒體、族裔銀行、產業多樣化和地點分散化。他們認為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然而,經濟全球化不僅在影響族裔企業的發展後形塑了族裔社區,也影響族裔企業的運作,這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主題。

 

華人企業與跨國聯繫

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面向即是促進了跨國聯繫。隨著目前新興全球市場中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的國際性金融流動和勞動力的經常性遷移,今天的移民仍積極參與母國的經濟活動,不斷與母國維持網絡關係(Portes and Chou 1996; Glick-Schiller et al. 1992)。Portes 等人(2002)根據收集自拉丁美洲一些移民團體的資料,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表示,超過半數以上的自雇企業移民參與了跨國經濟活動。此項結果清楚顯示,跨國聯繫對於移民企業家而言,非常普遍。

跨國移民企業家最有可能在母國和接收國之間經營他們的事業。選擇這兩地從事跨國企業活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那是他們最熟悉的地方。但是,從事兩國之間的跨國事業必須維持穩定的聯繫關係。此種聯繫關係對於企業網絡的持續、客戶群的擴展以及在地市場趨勢的跟進而言,非常重要(Chang and Tam 2004)。
雖然有研究主張移民企業家維持跨國網絡的重要性和好處,但是為何並非所有移民企業家都維持著跨國企業網絡關係呢?這是個很少被探討的問題。無論如何,此一問題的提出有助於界定跨國企業網絡的功能,從而增進我們對跨國網絡本質的了解。

近幾十年來,從強調跨國聯繫對於族裔企業運作有直接或間接重要影響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產品、客戶和員工是如何從移出國或是接收國募集而來(Kyle 1999; Landolt 2001)。特別是墨西哥企業家在美、墨兩國之間的跨國聯繫(例如 Portes et al. 2002; Kyle 1999)和華商在亞洲國家的「竹子網絡」(如 Gomez and Hsiao 2001; Weidenbaum and Hughes 1996)的相關研究非常多。但是,少有研究探討主要移民接收國(澳洲、加拿大和美國)和移出國之間華人企業跨國聯繫所產生的影響(Cheng 1999)。了解不同國家的華人企業跨國聯繫頗為重要,因為這些跨國聯繫可反映接收國獨特的文化形態和結構性特徵,同時反映移出國和接收國之間的地理距離。

本書第二部分的第一章,Light(第五章)比較美國華人移民和中美洲移民之間族裔企業參與的不同。Light 認為,跨國聯繫在降低這兩個族群族裔企業之間差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不過,他一再強調在地環境(其中包括接收國的族群特性)以及該族群與母國社會之間文化差異的重要性。

Light 的這一章為接下來三章定調,這幾章注意到,儘管跨國關係為企業帶來好處,但並非所有移民企業家都從事跨國聯繫。在這幾章,作者雖未直接比較不同城市裡華人企業的跨國關係,但在所研究的城市裡,作者藉由提供跨國企業如何與華人企業發展產生關聯的重要資訊作為基礎架構。Salaff、Greve 和 Wong 在第六章探討,為何有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以其跨國網絡關係在多倫多建立事業,而有些卻沒有。作者分析從中國大陸移民來的 50 對夫婦,認為並非所有跨國關係都是有益的。在中國的有些商業網絡對於移民在加拿大創業並沒有幫助。他們指出,跨國關係的有用與否取決於所提供資源的本質而定。這項研究極為重要,因為它對於將跨國關係對族裔企業運作影響上過於樂觀的看法提出警訊。

Ip 在第七章裡,根據在澳洲的兩個主要城市—布里斯本和雪梨—所收集的資料,比較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華人移民。她發現,香港和台灣的移民在抵達澳洲時即挾帶了跨國金融資本和網絡關係。有了金融資本,他們可以輕易將其跨國關係和商業網絡運用在澳洲的企業經營。從中國大陸來的企業家移民,如果沒有金融資本,即使有跨國關係,仍必須利用當地開拓的網絡關係來建立自己的企業。如果當地網絡支援有限,就必須向家人尋求協助。儘管如此,大部分中國大陸的移民視其企業在本質上為在地企業。這項研究顯示,跨國網絡關係的有無並非促成海外企業的全部條件。金融資本才是使網絡關係得以發揮功能的必要項目。

此部分的最後一章提出跨國企業聯繫的另外一個問題。Szonyi(第八章)探討跨國聯繫對移出國社會的影響。Szonyi 的研究基礎是一位清朝末年的商人將新觀點和新想法帶回家鄉的歷史資料。關於跨國聯繫對於母國當地社區在經濟發展以外所產生的影響,他提出了重要的觀點。他並且表示,跨國聯繫能夠帶來文化上的改變,甚至對重大政治改革產生直接影響。

 

華人企業、在地都市結構以及同質化

Sassen 在《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 1991)一書,已明確說明全球化如何影響當地城市的都市經濟和結構。早期的研究學者都把重點放在本質上具有全球化特徵的城市,但近年的研究則認為,大部分的城市都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只是影響程度各有不同。今日,多數的研究都試著找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都市的一般變遷模式為何(Taylor et al. 2002; Smith and Timberlake 2002)。

Sassen 最初的觀察重點之一是,全球化對於當地經濟的影響。她認為,國際資本流動的增加造成金融業和服務業的成長,但卻導致製造業的衰退。高教育水平及高技能勞工的需求增加且在勞動市場上獲得較高薪酬,而沒有太多技術的勞工則更難找到工作(Stalker 2000)。正如研究所指出,族裔企業工作者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可能比較低(Light and Gold 2000),城市製造業就業機會的萎縮,對於個人尋求成為企業家的意願,以及他們的經濟收益產生了直接且重要的影響。

全球化對於當地經濟的影響也會影響族裔企業。公司的跨國性質不斷增加,為熟悉在地事務和母國文化的族裔成員創造了更多的機會(Stalker 2000)。如此情況下,再加上公平就業法的助力,族裔成員現在遇到「阻礙流動」的經驗比較少,有人認為那是鼓勵族裔成員尋求自我創業的一個主要結構性因素(Li 1988)。這些變化對於個人參與族裔企業的意願,以及對於在族裔企業內部和外部工作者之間的收入差別,影響也很大。

一部分是由於全球化的關係,越來越多樣化的種族和族裔改變了都市的生態,從而影響族裔企業的發展。結果之一是,一些較大的族裔企業可能會面對成長的兩難。一方面,族裔群體規模的擴大提供了成長的動能;另一方面,由於特定族群所能支持的企業數量有限,族裔企業之間可能變得更競爭(Lieberson 1980)。族裔群體規模擴大的另一個結果是,居住形態的改變。族裔成員居住地點的高密度集中促進了族裔企業的發展。

在本書第三部分,Fong 和 Lee(第九章)充分探討全球化影響下的當地都市結構對於族裔企業的影響。本書重點雖是族裔企業,但此研究卻提供了更大的架構,比較了族裔經濟內部和外部的工作者和企業主收入。儘管對於族裔經濟有各種不同定義,族裔經濟指的是族裔企業的聚集。這兩位作者根據 1990 年美國人口普查資料,以 16 個城市的華人為主要研究對象,標明當地都市結構的四種影響:族裔群體規模大小、居住方式、相對就業情況,以及當地經濟狀態。他們發現,當地的都市結構對於族裔經濟內的企業主和工作者的收入有很大影響。因此,他們認為企業家的收入或經濟報酬會隨著當地都市結構的不同而變動。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技術工作者的移民。這對於華人社區中產階級人口增加有部分的幫助。在這樣的脈絡下,Peter Li 在第十章探討了華人階級地位的改變如何影響其華人企業的參與率。此外,他並調查自雇者的收入是否比受薪者好。根據加拿大(另一個主要移民接收國)1996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Li 表示,華人的自雇傾向和其他具有自雇能力的加拿大人一樣,而且在外國出生的華人比較有自雇的可能。他並發現,無論是在外國出生或在本地出生的華人,女性收入皆處於劣勢地位,而在外國出生的男性經濟報酬則較在本地出生者不利。

最後,經濟全球化不僅形塑了華人企業的結構和進程,也激起了一項議題,亦即華人企業相關的經濟和社會活動當中有多少反映了在地特性。這項討論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更大的問題:同質化。儘管經濟全球化有利於迅速將產品和技術從一個地方擴展到另一個地方,但也引發在地社區抵制或在地特性逐漸消融的問題。換句話說,它提出了母國和在地國之間存在多少「同質化」的問題。

Luk 的討論(第十一章)提出了同質化的議題。使用家鄉地標和著名企業的名稱,讓華人企業得以定位其企業利基,但其結果可能是母國與在地國之間同質化的現象。根據在多倫多華人企業所收集的資料,Luk 認為這種現象反映族裔企業的全球和在地聯繫不僅表現在經濟上,也表現在文化的互動上。

華人購物商場的出現是一種獨特的發展,主要導因於國際資本和近年來華人移民人口增長的結果。大多數在商場所銷售的產品都具有族裔特性,並且反映移民輸出國最新的流行文化趨勢,此即為同質化的表徵。例如,商店內販售母國最新流行歌手的光碟唱片、最近受歡迎的電視連續劇系列,以及最新的流行服飾。Ooka 在第十二章裡探討逛賣場如何影響青年看待自己的族裔身分。根據在多倫多蒐集的資料,她表示經常逛華人購物商場和較高度的族裔認同有關。該章強調此一新的華人企業空間如何吸引年輕一代的華人,因而與族裔認同產生很大的關係,並對年輕一代華人的族裔凝聚力有重要的暗示意義。

所有這些文章都與華人企業有關。這是因為華人在大多數主要的移民接收國中是最大的亞裔族群之一,而華人企業代表了相當多數的亞裔企業,這些研究讓我們瞭解華人在這些國家的企業參與。希望本書能成為與族裔企業、全球化及海外華人研究文獻更進一步連結的開始。

全球化已經轉化族裔企業的運作方式。本書嘗試辨識族裔企業的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企業運作,以及如何形塑族裔企業發展。所有的這些研究均主張,族裔企業研究不應只注意企業內部動態,也應該探索企業內部動態與全球化所造成的經濟大環境之間的關係。我們認為,這些討論將開闢新的道路,藉由討論族裔企業而對本主題有多面向的了解,特別是能為在全球化時代下的族裔企業研究之新發展而鋪路。

 


註釋

1. 美國《排華法案》於 1882 年通過;澳大利亞《移民限制法》於 1901 年通過;而加拿大國會則於 1923 年通過了《華人移民法案》。
2. 此訊息擷取自澳大利亞統計局網頁,Australian Social Trends: Population-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cestry of Australia’s population(澳洲社會趨勢:人口─人口特徵:澳大利亞人的祖先)(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0/B85E1EB3A2BC274ACA256D39001BC337?Open&Highlight=0, ancestry)。三大亞裔族群包括華人、印度人和越南人。
3. 此訊息擷取自加拿大統計局網頁,Canada’s Ethnocultural Portrait: The Changing Mosaic(加拿大族裔文化圖像:變化中的馬賽克)(
http://www12.statcan.ca/english/census01/products/analytic/companion/etoimm/contents.cfm)。
4. 此計算僅包含當時自稱為華人者。
5. 所有數字都是根據當時自稱屬於某一亞裔族群者。

(摘自群學12月份新書《華人族裔企業》,2011年12月2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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