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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純正都市的挑戰與機會

顏亮一（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副教授）

「純正性的觀念只是一種保存城市菁英文化的手段嗎？還是它可以用來保障每個人居留於其生活與工作地點的權利？」[1]這是作者雪倫．朱津在本書《裸城》（Naked City）中所提出的基本問題。

朱津長期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為美國知名的都市社會學者。她的主要著作除了本書之外，還包括《閣樓生活：都市變遷中的文化與資本》（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1982）、《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1991）、《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 1995）、《購物點：購物如何改變了美國文化》（Point of Purchase : How Shopping Changed American Culture, 2004）等。其中《權力地景》一書還獲得美國社會問題研究學會所頒贈的C. Wright Mills大奬。在這些著作當中，有三本可說是她長期關注紐約市中心發展的研究成果，亦即《閣樓生活》、《城市文化》以及《裸城》。貫穿於朱津這套「紐約三部曲」的共同主題乃是：資本與文化、權力與美學、現實與再現之間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了紐約的都市發展與都市生活。

在最早出版的《閣樓生活》一書中，朱津觀察到在1960與1970年代，由於城郊化與去工業化的影響，許多原先居住在紐約市中心的中產階級遷離市區，遺留下許多無人居住的老舊建築。另一方面，這些閒置的建築由於租金低廉，因此聚居了許多年輕藝術工作者，並進而在當地創造出某種特殊而有品味的生活風格。然而緊接著發生的是，開發商看準了這種生活風格對中產階級的吸引力，於是重新整建這些老舊建築，並以高價出租或出售。這麼一來，不但原來長居於此的居民因負擔不起高昂的租金被迫搬遷，最後連藝術工作者也沒有能力在當地繼續居住。取而代之的是藝廊、精品店、高檔餐廳以及高級住宅，造成了所謂「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現象。

而催生了《城市文化》一書問世的原因，則是從1980年代起持續擴張並主導了紐約都市發展的「符號經濟」（symbolic economy），包括了觀光業、媒體業與娛樂業等。朱津刻意模擬了美國城市學者同時也是重要的公共知識份子孟福（Luis Momford）經典著作的書名The Culture of Cities，但是將「文化」一字改為複數Cultures，一方面表明了對大師的致意，二方面則用以凸顯她對文化這個概念有不同的看法。雖然兩本書都在探索都市設計、民主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連，但是朱津不認為都市文化是靜態地存在於城市之中；相反地，文化是各種不同社會群體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爭取生活方式再現的一種動態過程。朱津在本書中檢視了藝廊、公園、餐廳、族裔商圈等場所，指出紐約的公共文化乃是在不同族群的對話過程中持續不斷地生產。但是她同時也提出警告，如果任由符號經濟的商業力量不斷地侵蝕公共空間並壟斷城市文化的再現，那麼紐約將會失去真正由市民所共享的公共文化。

就朱津本身的學術研究歷程來看，《裸城》可說是「紐約三部曲」的一個總結。本書書名得自1948年一部以紐約為背景的同名電影，因為朱津認為這部電影呈現了一個「純正的」紐約。如果說「縉紳化」是《閣樓生活》的核心概念，而「公共空間」是《城市文化》的核心概念，那「純正性」就是《裸城》的核心概念了。純正性的英文為authenticity，在台灣還有其他翻譯法，包括「真實性」與「本真性」等，而其意義大抵上指的是事物原有的、道地的或正宗的特質。會產生追求純正性的動機，通常是因為有太多以假亂真的複製品魚目混珠，使人分不清真假（例如，我們會問哪一家才是正宗的淡水魚丸，或想要體驗真正的古鎮生活；我們會問哪一家是真正的九份芋圓，或想要體驗真正的礦村生活）。換句話說，純正性是一個關乎事物歷史起源的問題，是一種尋覓過往的懷舊情懷。但就像處理「文化」這個概念一樣，朱津對純正性的定義也是動態的。她所謂的純正性不只是過去世代留下來的文化特色，也包括了當前世代所創造的文化特色；換句話說，城市的純正性乃是在起源與新開端的對話與張力下形成的，這也造就了她所謂「城市的靈魂」，像是電影《裸城》中所呈現的那種紐約的形象。

而本書副標題《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則是挪用了另一位美國重要公共知識份子珍．雅各（Jane Jabocs）在1961年所出版經典作品的書名：《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一書國內讀者應該不陌生，在都市規劃與都市設計領域中，該書更已列為學生必讀的教材。事實上，雅各在美國的都市規劃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因為她是反對現代主義都市規劃的先驅之一。雅各認為現代主義規劃師所倡議的大規模都市更新以及嚴格的土地使用分區正是摧毀城市最大的殺手，因為這種規劃會破壞城市空間紋理、瓦解社區生活、以及扼殺經濟創新，最後只會形成統一、單調、荒蕪的都市環境。相對於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雅各主張有活力的城市應該具備如下的空間特質：混合使用的街道、容易穿越的小街廓、不同時代的老建築、以及高密度等。唯有這種都市環境才能容許多樣性的存在，並進而孕育出人性化且民主化的都市生活。雅各所提出的這些觀點不僅改變了紐約的城市規劃，更對日後美國都市規劃政策的走向有深刻的影響。

然而，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時間點上回首紐約半個世紀以來的都市發展，朱津看到的是和雅各相當不同的紐約。正如她在《閣樓生活》中所觀察到的，雅各所追求的多樣性與小尺度街道生活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出版後的二十年間，很弔詭地被房地產商所實現，而真正長居於此的民眾則遭受迫遷的命運。又如《城市文化》中所發現的，儘管世紀末的紐約族群景觀遠比雅各的時代更為複雜而多元，這些族群景觀非但未呈現於符號經濟主導下的公共空間之中，反而在私人的保全與監控下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接續上述二書的研究，《裸城》探討的是紐約自世紀之交以迄今日，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辯証關係的發展過程。

從都市純正性的角度切入，朱津分析了她所謂的「奇特空間」、「共同空間」以及「終點文化」。「奇特空間」帶領讀者穿梭於布魯克林區、哈林區與東村等三個地點的時空之中，考查純正性對地方所起的作用。在1980年以前，這些地方都因為與紐約的都市再開發計劃脫節，因而保有了某些獨特的都市形式與都市生活。布魯克林區原本是一個工業區，後來因紐約市工業外移而留下大量閒置廠房以及中低階層的勞工鄰里；哈林區是一個傳統的非裔美人社區，因為市政府長期忽略，形成一個治安不佳但卻有街道特色的地區；東村則是一個學生與藝術家聚居的地區，該區也一直是政治抗議的大本營。這三個地區由於時間積累下來的傳統，各自形成了某種純正性。然而在1980年以後，由於媒體的大力吹捧，新一代的中產階級開始對這些地區的純正性感到興趣，結果形成新一波縉紳化的浪潮，最後威脅了純正性本身的存在。

「共同空間」檢視的是紐約的公共空間。朱津首先對聯合廣場與世貿中心場址進行比較，前者是市府委外經營的開放空間，後者則是由公部門直接管理的紀念空間。弔詭的是，一反學術界對於公共空間的理解，由於種種歷史因素，私人經營的聯合廣場反而比政府管理的世貿中心場址更受人們歡迎，更接近純正公共空間開放與民主的理想。其次，在紅鉤球場的例子中，朱津說明了從1970年代開始在此販賣拉丁美洲食物的小攤販，如何利用食物純正性的號召，成功地為自己在該地取得合法營業的權利。而在東紐約的一處社區農園，朱津則記錄了貧困的社區民眾如何利用環境守護以及都市村落等想法建構純正性，獲得市民的支持，抵擋了市府與開發商對其鄰里的破壞。在這些案例中，純正性的建構連結上了法國社會理論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稱的「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也就是居民可以公平使用因其勞動所創造之地點的權利。

最後，「終點文化」分析了純正都市地方在文化與資本交互作用失去純正性的普遍性過程。這種過程通常始於某個個地區傳統製造業的式微，因而轉變為藝術工作者的基地；接著而來的是文化展示與消費事業的出現；最後則是在高檔連鎖商店和豪華住宅的進駐後，窮人、非白人、以及藝術工作者被驅離，而地方的純正性也因此終結。為了挑戰「終點文化」這個看似不可逆轉的過程，朱津和雅各的著作展開了對話。

在價值信念上，朱津同意雅各的觀點，認為她所追求的有歷史特色的街區、以及各種不同階級與族裔的混居，正是都市純正性的一種表現。但是朱津認為純正性不只是一種都市居民的想像，它同時也是一種權力的載體，關乎了哪種純正性、誰的純正性更為「純正」，以及，在這種純正性的名號下誰享有都市空間的使用權。將權力加入純正性的觀念中，不僅開展出階級與族裔不平等的向度，同時也牽引上全球經濟發展對紐約都市空間的影響，這正是雅各沒有意識（或刻意忽視）的政治經濟脈絡。雅各沒有理解到的是，她看到的紐約乃是一個處於全球經濟發展特定歷史階段的紐約：製造業開始外移，金融業與服務業即將興起。這也難怪雅各為了保護純正的都市地方而對抗國家大規模的都市開發，卻未料到她所珍視的純正性到頭來反而被開發商綁架，成為炒作房地產的工具，在市場機制之中將地方導向了「終點文化」。

因此，朱津批評雅各過分相信市場機制，只看到了國家大規模都市開發對純正性造成的威脅，卻未警覺市場會以另一種形式摧毀純正性。此外，雅各也未認識到只要有適當的公共政策，國家在維護都市的純正性方面有其不可或缺之處。例如國家可實施租金管制、提供小商業貸款、給剛創業的公司或年輕學徒特殊待遇等，這些措施都可有效防止地方經濟被大企業所吞併。換句話說，相對於雅各對國家的不信任與排斥，朱津反而認為國家的介入才能保障城市純正性的續存與開展。

閱讀《裸城》，很難讓人不聯想到一個「山寨版」的紐約東村，亦即2007年六月在台北出現的「南村落」。「南村落」是作家韓良露替師大商圈所取的地名，也是她在趨勢科技公司的支持下於該商圈開設餐廳的店名，同時又是她所創立的商圈組織的名稱。韓良露宣稱師大商圈和紐約格林威治村或東村有許多相似之處，她以類似雅各描繪格林威治村的筆調敘說「南村漫步」的經驗[2]：清晨出門可以看到徹夜未歸的外籍酒客在公園涼亭中彈唱；傳統市場中攤販叫賣著來自各地的特色產物；早市後到義式咖啡店小啜一杯；接著在名人故居的巷弄中流灠古厝，緬懷故人；用完異國風味的午餐後，則閒晃到舊書店去和店主串門子；黄昏時分商圈熱鬧了起來，可以邊吃小吃，邊看著喝啤酒的老外與和狗玩耍的小孩；夜晚則可以欣賞各式各樣的街頭表演。好一幅多元且豐富的都市村落景象！即使「南村落」沒有格林威治村的藝術家，也缺乏東村的政治異議傳統，但它的確有著一種未經安排、有機形成的都市純正性。

不少人批評「南村落」是當代台北中產菁英對理想都市生活的想像，然而我們其實很難抗拒「南村落」所建構的誘人圖像，也不能否定這種「純正都市生活」的正當性。不過這裡的重點可能是：這種生活是在什麼社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誰有機會享受這種都市生活？

師大商圈後來的發展大概是韓良露始料所未及的。2010年底，她的南村落公司與交通部觀光局合作，將台北大安區的永康街、青田街與龍泉街結合成「康青龍」生活街區，其中龍泉街就是師大商圈的主要街道。2011年九月，行政院文建會舉辦了第二屆「台灣國際文化創業產業博覽會」，「師大巷弄散步道」也是當中最重要的主題。在這些政策的影響下，師大商圈在短期內就從一個地區型的商圈轉形成為國內外知名的超大型的觀光商圈，不論是遊客量或攤販數都成倍增長。除此之外，在師大商圈的名聲被打響後，房仲業者與投資客立即聯手炒高一樓店面的地價，使得稍具人文氣息或異國情調的店家或被抬高的租金所迫、或被售地可得的高價所誘，紛紛遷離了師大商圈，取而代之的是眾多販賣流行服飾的小攤販。到了最後，由於商圈活動對於當地住戶生活干擾過大，導致居民聯合要求市政府禁絕當地住宅區的商業活動，造成了極大的爭議。反諷的是，韓良露所眷戀的純正性，正是透過她的「南村落」之手，就此一去不返。

純正都市地方的生死戲碼在台北（或台灣其他城市）上演的方式自然不同於紐約，但正如我們在師大商圈中所看到的，純正性的觀念確實不失為一個檢驗文化、資本與都市空間三者彼此交互作用的有力工具。當代的台北仍保有很多純正的都市地方，其中有些關乎舊的起源，例如歷史街區、宗教活動、特色餐飲、夜市、特定商品的聚集地……等等；有些則關乎新的開端，例如新住民聚集的商圈、藝術工作者的集居地、公平交易農產品的市集、人民表達政治訴求的場所……等等。在我們欣賞與享受這些純正都市地方之際，《裸城》提醒我們，若要避免走向「終點文化」的不歸之途，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本文開頭所提及的，純正性的觀念如何「可以用來保障每個人居留於其生活與工作地點的權利」這個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