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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這些年，全控機構只增不減，我們察覺了嗎？

陳惠敏（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第一次閱讀《精神病院》（Asylums）是1999年就讀清華人類所開始進入療養院急性病房進行碩士論文田野研究時，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著作。當時有幾條線索必須追尋，但直到我讀到了高夫曼的《精神病院》，才恍然大悟，這可不就是我想要進行的研究嗎？高夫曼的提醒，對於當時經常困窘在田野情境和個人生存狀態的自己，有了一個自此安身立命的方式。

如同高夫曼所說，「所有關於精神病人的專業文獻，都是採取精神科醫師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在社會上而言，落在天平的另一端。」（頁3）那麼天平另一端是什麼景致？那便是社會學興趣之所在了。

我想由三條線索來看待高夫曼此書的意義。首先是在方法論上的斟酌；再者是高夫曼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s）研究，所帶出的社會學知識何在？最後，社會學者如何將社會學的知識趣味與信仰同時在面對現實社會時，恰如其分地返身其中，也就是社會學從業員的公共參與／介入（engagement）。

高夫曼認為，想要忠實描述病人的處境，就勢必得呈現片面的觀點。從當時到現在，他都這麼相信：「任何人類團體（囚犯、土著、飛官或病人）都會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是有意義的、合理的，且一旦你靠近它，就變得再正常不過；此外，若想要瞭解這些世界，一個好的方式是讓自己與那些成員為伍，去體驗他們由各種瑣碎的偶發事件所串起的日常生活。」（頁2）他自承這樣的研究方法及其應用有明顯的限制，他並沒有讓自己更為投入（committed）；他假定，「若要針對某些命題蒐集統計上的證據，其所需的角色和時間，會妨礙我蒐集病患生活組織紋理的資料。」（頁2）瞧！多麼偏頗而不「客觀」的研究方法啊—既未收集所有相關人士的聲音，取材的樣本母數如此不足，樣本對象如此限定（就是精神病人！），也沒提出什麼宏大理論見解，只用細瑣的互動與生存策略來部署—可這就是「他們」（又何嘗不是我們）活生生的生存處境。

1961年《精神病院》（英文版）出版的同年，在彼岸的法國發行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博士論文《瘋癲與文明：古典時期瘋狂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法文版），兩本書討論的正是同一議題，而後續的學術生產和引發的討論卻大不相同。關鍵的劃異或許正由於高夫曼的繁瑣細節難以被把玩品味結晶成抽象的某些強概念，而他描述出來的全控機構（尤以精神病院和監獄為主）生活，總令讀者有太多與自身生活的聯想—跟我（的職場生活、軍隊生活、學術生活……〔歡迎繼續表列〕）也差不多嘛！

和傅柯在英語世界的流通（含英譯本和二手詮釋）相比，高夫曼顯然被低度評價。高夫曼的思想理路雖以戲劇分析開始（日常生活的表演），不過在他所布置的理論鋪設中，撐開了一個關於結構性和集體的關切，如那些所謂的自我表演所遭遇的是規範（norms）、是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並愈來愈著重於社會儀式的重視，強調透過儀式作為一種確立位置的機制，維持了社會結構的正當性。高夫曼理論裡的兩個重要面向是：共同在場（co-presence）和遭遇（encounter），而這是在許多社會裡都能發現的特性，透過高夫曼的著作去透視的是許多世界而不只是一個世界。他的社會互動關鍵特徵分析常會帶出一些以往不被視作社會學關鍵議題（但現在當然是當代議題）的思慮，諸如信任（對緊張的修補等）、親密關係的發生機制、區域化概念在意義、規範和權力之間所構成的複雜關係中運作、對於嘲諷（cynical）的觀點、污名者道德生涯（moral career of stigmatized）等等。高夫曼並非認為權力不重要或不具影響，而是難以離開日常生活來表現。

高夫曼對於細節與經驗的觀察、描述與關切，卻無損其建構整體感與分析的能耐，正是他在社會學知識上的基進意義。全控機構真的如你所想般的容易理解，這種研究不是很好做嗎？（不就是一語帶過的「社會控制」嗎？人都帶到你面前了，方便又簡單，怎麼可能做不好？）高夫曼關心的是個人在特定位置（specific location）與他人進入或傾向於某種社會關係。科學哲學家哈金（Ian Hacking, 2004）曾比較過傅柯與高夫曼的著作思想，他就認為，一般對傅柯的研究裡欠缺了對「論述的形式如何變成一般人生活」的理解，或甚至「如何機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並成為機制結構中的一部分」的作用過程。而對高夫曼的研究裡則欠缺了對「他所描述的機制如何進入人類並內化」和「構成的結構是什麼」的理解。

最後，我想要從社會學從業者如何具有公共性來談高夫曼的啟發。他說：「我為我們學科的狀態辯護……如果要珍視社會學的概念，就必須把每個概念回溯到最適合運用它們的地方，看看這些觀念可以引導到什麼地方，然後迫使它們揭露其他的相關概念。或許就像是拿不同的外套讓孩子們保暖，比讓他們在一個華麗的帳篷裡發抖還要好。」（頁6）高夫曼寫作《精神病院》的過程中，也親身參與了美國對於精神疾病社會改革運動，包括回歸社區與機構化的辯論之中。固然時至今日，這仍是持續發展中的一個議題，然而，高夫曼在半世紀之前從社會學知識興趣和研究中返身公共參與介入的身影，迄今依然醒目。

社會學者當如是，以此自許，並與同業們共勉之。

參考書目
Hacking, Ian. 2004.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Erving Goffman: Between Discourse in the Abstract and Face-to-Face Interaction," in Economy and Society 33(3): 277-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