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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關於探險玩耍、為非作歹、吸毒勒戒、愛滋茫然、世代差異、文化衝擊和兄弟情誼的故事。故事主角涉及一個「惡名昭彰」、古稱「儸儸」的中國少數民族——涼山彝族（諾蘇人）。這樣開場，不是因為我要藉由這個族群的奇風異俗，來寫個聳動好看的故事。正好相反，我想替他們的傳奇「翻案」。

故事源起於四川省涼山州海洛因氾濫與愛滋蔓延的問題。不過，問題不在毒品，愛滋亦非末路。

我更深層的關注，是透過這兩個社會災難，洞見當代中國捲入的全球化變遷中，人的行為與福祉。因此，這本書的焦點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問題的災難根源，理解一個非主流群體在社會、文化、歷史變遷中脆弱性生成的時代過程，以及未來何去何從。這正是醫療民族誌的精髓。

這本中文民族誌，是從我於2011年由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發行的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改寫而成，該本英文書同時被收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的叢書系列。這本民族誌的研究初衷，是想了解為何諾蘇人（涼山彝族）的愛滋感染率如此之高？我因緣際會選擇了涼山昭覺縣利姆鄉（代名）為主要田野地，那裡是所謂重災區的震央。如今，這裡的毒品問題雖已稍減，愛滋卻早已成為不定時炸彈，誰都說不準何時會徹底爆發。但是，誰都看得見，當年前仆後繼往外探索的年輕人，如今他們的晚輩繼續步其後塵，連年輕女子都大量外移。鄉裡年輕人所剩無幾，這裡愈來愈像中國中原與沿海地區的尋常農村。我體悟到，我正在見證一場更為徹底的漢化之途。

這是我將已出版的英文書譯寫成中文的主要目的：為了讓中文的讀者明白諾蘇是如何走到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漢化之途；讓讀者明白他們付出了多少生命轉型的代價；讓讀者明白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如何不利於邊緣的獨特性；讓讀者明白毋需恐懼、歧視涼山的諾蘇人；讓讀者明白吸毒者、愛滋感染者的生命無奈與尊嚴需求；讓讀者明白再邊緣的年輕生命也有追求燦爛的渴望。

在此中文版中，我盡量保持原書的結構安排，在必要處更新資訊，或刪減一些也許有助於英文讀者理解中國，但對中文讀者而言可能過於細瑣的內容。同時也減少一些理論的討論或引用，希望如此能更有利於故事開展，讓行文更流暢。最後，我還增加了中文版後記。之所以會加寫這一章，是因為田野地目前的發展趨向，幾乎完全吻合我撰寫英文版時的預期。這促使我不得不針對當前的發展情形，提供一些近況分析，以銘誌一個可能即將灰飛煙滅的時代紀錄。

我希望涼山和我諾蘇兄弟們的生命能廣被認識。這是我始終如一的初衷。

這群年少輕狂的涼山兄弟和他們的鄉民教會我許多事，就像記憶中那個山區裡冷冽感傷的冬日，那隻母雞在我的胳肢窩下咕咕叫，牠的體溫是那時獨行落淚的我唯一可恃的溫暖。那天我去探望臥病多時的朋友，他的愛滋病發了，恐來日無多。我到他家時，他勉強撐起身招呼我，我以常見的諾蘇招呼語跟他問好：「你身體好嗎？」他禮貌地回應我：「好。你好嗎？」但他顯然一點都不好。我沒帶什麼禮物來探病，在這貧瘠山區中生活了一段時間，我已學會務實之道，我帶了些許現金，交給他的家人，請他們買東西給他吃。我心裡明白，我給的其實是提前的弔唁金，他快撐不下去了。我沒久待，因為我若繼續留在那，朋友就會努力撐著招呼我，那對他而言太過費力。我只好依依不捨地告辭了。

離開那間貧困落魄的小屋，我得走上好一段路才能回到住處。歸途中，正當我脫下鞋子準備涉溪而過時，朋友的兒子追上我，遞給我一包米和一隻母雞，小朋友說是祖母的謝意。一隻母雞對於一個貧困戶而言也頗為難得，我想婉拒，但小朋友很堅持，我便收下。右手提著那包米，左腋下夾著那隻母雞，很沉重，但母雞的溫暖讓當時渴望一個擁抱的我百感交集，感謝有牠在昏暗的山區裡陪我步行，體會人情。

這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後一次在此山區中眼見朋友們因愛滋或其他疾病倒下。但當地諾蘇鄉民的殷勤、慷慨與韌性教會我在面對生命的苦難時不要輕言退卻。撰寫這本紀念他們的生命之書，我欠了太多情感與智性上的債。從2002年至今，當地人收我為友、對我提供的照護協助，我銘記在心，這本書是我能致上的最基本回饋。

我也得感謝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的師長，他們以另一種方式教會我如何開展我的學術人生。首先得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孔邁榮（Myron L. Cohen），在我博士論文階段、甚至後來的出書過程中，他提供的指導與建議確屬專業與正直，令我受益良多。另外，Lesley Sharp、Carole Vance和Kim Hopper等學者的教誨與指導，讓我同時看到人類學者的學術專精與社會熱情，他們是我終生的良師益友。華盛頓大學的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對諾蘇人的關注毫無保留，若沒有他的批評與指教，我的涼山研究之路會走得更為寂寞。

中國當地學者提供的協助，也令我衷心感謝，包括中央民族大學的張海洋、侯遠高、王建民、潘蛟等教授、北京大學的王銘銘教授、人民大學的莊孔韶教授、中國社科院的翁乃群教授、四川大學的徐君、石碩、徐新建、胡冰霜、顏炯、盧紅雁等教授、西南民族大學的馬林英、秦和平教授、涼山州民族研究所的馬爾子、白史各、巴且日伙等學者、涼山大學的吉木阿洛老師、西昌市民族中學的何英老師。還有許多因我疏漏而未能一一記述的學者、友人，感謝你們的熱心成就了這本書的可能性。

另外，黃樹民教授、梁其姿教授、景軍教授、藍佩嘉教授、丘延亮教授、Sara Friedman、Gardner Bovingdon等學者在我起意撰書之際，給予的鼓勵與建議，至為受用與感激。而在出書過程中，在譯文、編輯、校對等方面協助我的諸多朋友，包括江斐琪、劉芳助、章雁婷、洪啟明、賴秀如等，協助我製作中文地圖的蔡博文教授和鍾明光先生，以及群學出版社的劉鈐佑總編輯與黃恩霖先生，也在此一併致上衷心感謝。

諸多獎助讓本書的長年研究成為可能，感謝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支持，提供了Martin Wilbur Fellowship、Sasakawa Young Leaders Fellowship、Daniel and Marianne Spiegel Fund Grant、Weatherhead Ph.D. Training Grant等多項經費支持，還有蔣經國基金會的博士論文研究獎助、美國大學婦女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的研究經費、台灣國家科學委員會，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經費支持。

最後，這本書要獻給我的家人。過去十幾、二十年來，我總往偏遠艱困的地區跑去，令我的母親彭美女士為我擔憂不已，我虧欠太多。她聽聞過一些書中的故事，我專挑會令人發笑的部分說給家人聽，希望讓她安心些。我的兄姊們是我極為重要的生活支柱，他們承擔了照護祖母與母親的責任，讓我得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他們讓我相信我是個有福氣的人。我的祖母在我研究期間過世，享年一○一歲。孫輩們懷念她時都戲稱為「台北101」，她雖是裹過小腳的「清朝人」，卻是我生命中第一位教會我趁年輕時要勇敢出去看看這個世界的人。令我懷念不已的父親劉裔槐，他離開得太早了，來不及看到他期許甚深的么女拿到學位。我從小聽慣了他的湖南口音，竟在多年後有助於我前往同屬西南官話的四川地區做研究。從小看著父親照顧無親無故的在台老兵，是他教會我溫柔地留意他人的生命苦痛，但同時對人生抱持樂觀希望。這本書的精神正是我父親留給我的生命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