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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與權力剝奪的深入探討

黃嵩立（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隨著作者的腳步，讀者看到利姆鄉在數年間劇烈的變動，幾乎可以聽到時代巨輪嘎嘎轉動的聲響：我們想像一個個鄉村被捲入其中，一方面驚心動魄，一方面卻也悄然無聲。作者描述了這個詭譎與矛盾，以及其中的斑斑血淚。尤其是當我們理解到，作者所描述的是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世人訝異於中國沿海城市的快速發展，上海的繁華成為耀眼新星。與此同時，同樣是在中國，卻有這麼個任由愛滋病人凋零的鄉間。一個號稱是共產黨所統治的經濟強權，如此兩極發展，確實難以索解。

過去數十年來，公共衛生學者努力嘗試理解人群之間健康狀況不平等的現象。最基本的解釋是一種純粹生物醫學觀點：利姆鄉最重要的健康問題是愛滋病、營養狀況、毒品使用。疾病調查和記錄，幫決策者表列出健康問題和其嚴重性。第二種模式，則採取行為觀點：利姆鄉的愛滋病是來自於他們的用藥行為，共用針頭和靜脈注射助長了愛滋病的傳播。這個觀點常造成我們將某些行為或某些族群標示為高風險，並且把改善健康的重點放在要求這些「高危族群」生活型態的改變。這個觀點可以加以擴張成為心理—社會觀點，鼓勵人們進一步探詢行為背後的心理和社會因素。例如，為何利姆鄉的年輕人會想要到城市去？有哪些動機？受到哪些影響？他們進了城，有什麼樣的環境？為何會使用海洛因？第三種模式，則採取政治經濟學觀點；此模式嘗試理解健康和疾病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脈絡下發展，並檢視社會結構（例如政治、經濟制度與實作，以及階級間的互動）如何與行為因素交互作用。

在這個模式下，我們就不能只問為何利姆的年輕人要進城。我們要問的問題更加複雜：哪些因素影響了利姆鄉的發展？發展的過程是基於誰的決定？在這過程中，誰獲利？誰受害？當地人的立場是什麼？這又如何影響當地的生活方式？簡而言之，根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我們要去探究權力和健康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我們在意的不只是愛滋病而已。健康在公共政策上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本身內在的價值，一個社群的健康，也具體呈現出這個社群的福祉狀態。就像長年的壓力與勞累在人身體上毫不留情地刻下歲月的痕跡一樣。這個社群的人享有足夠的物質條件嗎？能夠參與社會運作嗎？有主動權嗎？彝族人能夠享有發展能力的機會嗎？這些條件都從不同角度影響著個人和整個族群的健康。

觀察權力的運作，除了必須去看社區之內個人之間、氏族之間、社會地位之間的權力關係之外，整個社區在國家發展的藍圖中，又與其他社區、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間，有如何的關係？在全球化的時代，每個社區又如何被迫與全球經濟變動糾扯不清。一位長久在非洲與愛滋病奮戰的專家說，愛滋病不只是一個大疫情；它更是成千上萬個小疫情—甲村的人疾病的原因和傳播，就和乙村不同。而除非我們能用這樣的觀點去看，愛滋病的防治終究不會成功。作者的人類學訓練，正好能把這個觀點說得更清楚。

如作者所描繪，利姆鄉在短短的幾年之內，毫無選擇地面臨中國政治力的來臨，他們得承受中國政府官員的介入、中國政經觀點的改變、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尚未建立好又開始另一波的撤守。除了公共衛生的制度與人力變動之外，影響利姆鄉當地人健康的，莫過於村民與外界的接觸，彝人與漢人之間的互動，純樸生活方式與工商世界的衝突。無論我們如何界定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的優缺點，以及雙方攻防之間的戰略，這本書要我們留意去看這個變動之中的傷亡。作者嘗試去記錄彝族青年與花花世界初接觸時，一個傷痕累累的經驗。這個經驗雖然獨特，但絕非僅有。這本書的歷史地理背景似乎和台灣離得很遠，但是仔細讀來，又看得出許多類似之處。台灣在百年之間承受過無數震盪，文化衝突在上個世紀就已如狂風席捲全國的每個角落，如今衝突已經多次轉換面貌，卻不可能消失。我們仍需要去檢視權力，要去記錄上一代和這一代在歷史變動中的傷痕。唯獨如此，才能保持儆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