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國主義」附身的東亞主體性

陳光興(交大社會與文化所教授)

 

1967年,陳映真的小說〈唐倩的喜劇〉開啟了台灣戰後「親美反共」的後殖民知識狀況的剖析。

 

故事的靈魂人物唐倩,是大陸出生的那一代,她從小與母親被父親遺棄,過著黯淡的童年。或許因為父親留下了惡劣印記吧,她那古板怨婦型的老媽放手讓她將「把男人驅向困境為樂」當成座右銘(p. 127),不少愛慕她的男子於是落難。

 

高中二年級,她崇拜能言善道、教公民的老師,因此曾是熱血沸騰的反共愛國學生。長大後成了文藝女青年,她調動自己的情場經驗,以「露骨的描寫床第間的感覺」發跡(p. 125),此刻碰上了她第二個崇拜的對象,胖子老莫正在讀書界以存在主義引領風騷,她當機力斷甩掉了跟不上思想風潮的詩人于舟。很快的,唐倩的小說立刻更上一層樓,結合從老莫那兒真傳的理論語言與生活實踐─她兩人公開同居被媲美為沙特與西蒙波娃偉大戀情的本土版─她的創作被評論家評價為存在主義在中國文學上的代表作,於是唐倩搖身成為偉大的實踐型女作家。

 

活在親美反共的國度裡,任何思想的左翼部分很自然會被扭轉。1960年代中期正是越戰的高潮,老莫從美國出版的雜誌《生活》、《新聞週刊》、《時代週刊》,收集培養存在主義痛苦與不安氣質的圖片,他對於越共的暴力自殺行徑表示痛心疾首,這些黑衫分子愚昧效忠國際共產主義,「是進步、現代化、民主與自由的反動;是亞洲人的恥辱;是落後地區向前發展的時候,因適應不良而產生的病態」(p. 130)。總之,老莫的痛苦與不安並非來自對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人道關懷,而來自他受到台灣社會的「反共無意識」薰陶的偏狹認識,指向越共的愚蠢所帶來對所有亞洲人的羞恥感。於是,存在主義能對帝國主義進行批判的牙齒就這樣被拔掉了!所有思想一旦「落地」就很自然地與在地的土壤鑲嵌。

 

唐倩這位現在已經是存在主義的小說家,雖崇拜老莫但還保有她與生俱來對付男人的本事。她很快就發現老莫如同一般的知識分子,偽善、外表理性、深沉、憂鬱,滿口仁義道德,一旦上了床就原形畢露:

 

伊覺得: 性之對於胖子老莫, 似乎是一件完全孤立的東西。他是出奇地熱烈的, 但卻使伊一點也感覺不出人的親愛。伊老是在可怖的寂靜中, 傾聽著他的狂亂的呼吸和床第聲音, 久久等待著他的萎潰。伊覺得自己彷彿是一隻被猛獅精心剝食著的小羚羊。然而, 這自然也不是不曾把伊帶到一個非人的、無人的痙攣地帶, 而後碎成滿天隕星底境地。p. 128

 

唐倩期待這位存在主義的理論家會發展出更近人道主義精神的性事方法,沒想到老莫把理論跟實踐脫鉤,性就是性;更可怕的是,一陣衝刺回神後,他可以立刻開始談學問,似乎完全沒有存在主義溫存的一面。雖然如此,唐倩對胖子的愛情越發濃烈,強到祕密懷了三個月身孕,打算複製一位天才思想家。豈料老莫知道後,調了很多書袋,勸說這會破壞他們兩人試婚的形象,逼得唐倩含淚順從,偷偷去了藏在巷子裡的破舊醫院,拿掉他們愛情的結晶。但她沒法忘掉,在那非法墮胎的手術室裡的所見所聞,「只有伊才了解的絕望而恐懼的眼睛;那裡原始的叫喊;那裡的污血、陰(門音)和惡臭」(p. 132)。老莫還是有良心的,過程中他沒落跑,陪在旁邊一直掉眼淚。之後,胖子沒法擺脫殺嬰的深重愧咎感,去勢的恐懼症與日俱增,讓他喪失跟唐倩床上原有的熱情能力。那年冬天,他倆分手了。

 

唐倩是在羅大頭的引領下重現江湖,這位哲學系年輕的助教羅仲其,以新實證主義打敗老莫為首的存在主義,脫穎而出,以科學之名、邏輯為方法的懷疑主義,成為讀書圈裡新的顯學。敘事者對以質疑一切為論述戰略能大行其道提出解釋:不斷詭辯給了犬儒知識分子帶來莫大的快感,同時他們從不提出正面論述的位置,轉進為具有侵略性的質疑,「於是質疑不再是一種苦悶,一種憂悒,而是一種虛榮,一種姿勢」(p. 136),存在主義的式微、邏輯論的興起,有跡可循。聰慧的唐倩跟了羅大頭,當然就揚棄幼稚的過去,加入邏輯實證論新思潮的陣營,也努力學習把這套思想方法融入她的小說。

 

這位老家江西的羅大頭,是出生在富裕人家的獨生子,共產黨來了,家在一夜之間毀了,母親上吊、父親被群眾大會逼死,他一個人流亡台灣。過去這些心痛的經驗,羅大頭刻骨銘心,對任何事都得懷疑,「我是什麼也不相信了。我憎恨獨裁,憎恨奸細,憎恨群眾,憎恨各式各樣的煽動!然而純粹理智的邏輯形式和法則底世界,卻給了我自由」(p. 138),邏輯實證論於是成為他信仰的情感基礎。他甚至公開宣示,對岸大搞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在搞煽動,不具任何真理價值,對他而言,「真理,是沒有國家、民族和黨派界限的」(p. 139)。好在邏輯實證論的流行範圍基本上是在象牙塔裡,否則當局未必會贊成他的想法,不過這個哲學式的論證或許解釋了大量留學生奔向美國的心情吧!

 

然而,這個追求真理的羅大頭跟老莫一樣,最終會敗在唐倩的裙下,他的理性論證沒法壓倒他深層的嫉妒。儘管唐倩從他這學到許多,老莫還是陰魂不散,像是從老莫那兒學來、睡前得喝上半杯冷牛奶的習慣,就還殘留在她身上,讓他氣得全身發抖;但為了在這場男女的鬥爭中得勝,又得壓抑胸中的妒恨,久而久之染上了神經衰弱的身心症。最致命的是,他在床上無法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如老莫般把唐倩偶而帶向非人的境界。在不斷自我懷疑中,「無窮的焦慮、敗北感和去勢的恐懼」(p.144)籠罩大頭,最後把自己逼瘋,走上絕路自殺了。

 

悲傷至極的唐倩,再次從江湖消失,成為人們「古典的傳說」(p. 145)。第三次重出江湖時,她居然變成人們的罵柄,說她拜金、崇洋、沒有民族意識,只因她跟留美青年喬治H.D. 周在一起了。這位周宏達跟羅大頭一樣都是流亡學生,差異在於他學工程,在舊金山拿到碩士後考進紐約一家大公司,被派來台灣分部處理技術上的問題。對於批評唐倩的人,喬治的回應很直接:「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幸一直是落後地區人們所妒忌的對象。」( p . 1 4 6 他出身台灣,熟悉這個地方普遍養成的美國夢,他勸大家別太急,雖然還早了點,但是「這種開明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只要充分的容忍,再假以時日,是一定能在世界各地方實現的」(p. 146)。這彷彿在替美國向全世界推銷自己品牌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卻重新打開唐倩當時破碎的心。相對於胖子跟大頭「那些空虛的知性、激越的語言、紊亂而無規律的秩序、貧困而不安的生活以及索漠的性」,喬治的自信、踏實和舒適的房車,「彷彿有一種生活上實在的東西打擊了伊」(p. 147),她發現另一個真實而又值得嚮往的世界。而唐倩對美國並非毫無保留,當喬治說「中國跟美國比起來,簡直是絕望」(p. 148),沒得好比的,她回喬治,這樣的中國人在那兒不就成了次等人了,一定會造成他被歧視的不快吧!喬治也同意,但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國籍或民族,其實並不重要。我們該學會做一個世界的公民」(p.149)。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在1960年代成為知識人的選項,待在美國不是做美國人,是做世界人,尤其是只有在那偉大的國度才有條件做世界公民。

 

發現新大陸的唐倩,在一個月光的晚上,「裝著又驚又喜的樣子」(p. 153),答應喬治的求婚。在豪華而又寂寞的訂婚晚宴上,總共來了包括他們倆的五位親友。大學同寢室的老馬喝著難得喝上一次的洋酒,衷心祝福老室友終於脫離過去的顛沛流離;矮小的老房東躲在一旁什麼都沒說,快樂地喝著他的酒;新娘的媽還是沒能丟掉她棄婦的苦澀,不知道是難過女兒將離她遠去,還是想起不幸的過去,總是掩面哭泣。也是在那天夜裡,唐倩才把自己給了他,喬治的誓言讓她感動的哭了。但也是在那晚,她才發現工程師把房事當成是駕馭機器,讓她不禁產生「一種屈辱和憤怒所錯綜的羞恥感」(p. 155)。但仔細想想,胖子、大頭跟這喬治不都一樣,「知識分子的性生活裡的那種令人恐怖和焦躁不安的非人化的性質,無不是由於深在於他們的心靈中的某一種無能和去勢的懼怖感所產生的」(p. 155),這是唐倩對這幾位發生過關係的男性的整體評價,既然都一樣也就沒啥好挑剔的,這喬治是跟定了。

 

故事還沒結束。唐倩跟著喬治周去了紐約,不到半年就有消息傳回來,她甩了工程碩士喬治,嫁給了在一家大型軍火公司負責研發部門的物理博士,在偉大的新世界開心活著。不錯的是,她沒有丟下她哀怨的老母不管,還不斷把美金寄回台灣,生活的物質條件漸漸好了起來。估計,唐倩也可能過些時候就把老媽接去住住,讓她也能嘗試落後地區沒法享受的生活方式。

 

至於唐倩後來又發生了什麼變化,是不是在美國當上了寓婆,沒寫到。

 

唐倩的喜劇演完了,她在台北讀書圈裡也快速被遺忘。在胖子與大頭之後,沒人有能力取代他們引領風騷,江湖於是沉寂了好一陣子,居然還有惡人造謠說他們是奸細,是「萬惡不赦的共產黨」。看來得等幾年,保釣運動在1970年開始上場,圈子才會再活絡起來。

 

唐倩的喜劇〉捕捉到台灣當時知識界的虛無狀態,在反共體制的前提下,思想界沒有空間對現實進行討論,只能藉由外來理論的表演撐起一遍荒蕪。作家歸納的很精準,來來去去的理論熱,「正如當時的一種新的舞步流行在夜總會一般」(p. 122),它的後遺症似乎有兩個,一個是對於所有現實的關切都得批著理論語言的外衣,說事不能說滿,得留個退路,「理論飛在空中的抽象性」提供了這層保護膜;相關的另一個更嚴重的是,「追趕流行的知識傳統」被逐步建立,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美國學院的風潮起舞,就連具有高度反思性、批判性的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乃至於近期的後殖民研究,都不過是一場又一場上演的戲碼,像流行的舞步一樣來來去去,無法落地生根,也就不可能開花結果。悲慘的是,陳映真1967年把問題提上檯面,即便在1974年陳的同代人郭松棻對學界繼續追擊,但思想界至今仍無法正面回應,知識結構已然固化、愈陷愈深,我們該好好反省,想法突破。

 

嚴肅追究台灣當前的知識困境,1950年代起「分斷體制」的形成是紮根的起點,不只是刺瞎了思想的左眼,也阻絕了分析眼前政治、社會的能力養成,懸空的抽象理論概念成為面對威權體制最安全的屏障。不只台灣,南韓同樣出了很多善用理論概念的知識人,這應該是同一種歷史軌跡的產物,值得深究。直接面對台灣社會的分析,得到1980年代末期解嚴後,在一片知識累積真空的狀況下,只能開著(夏林清稱之為)「拼裝車」上路,翻譯日本、美國對台灣的研究成果,成為難以避免的一條路。陳映真在1990年代主持人間出版社時的台灣研究譯叢,大致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套書不只在當時,直到現在都被視為研究戰後本土社會的奠基工作。

 

〈唐倩的喜劇〉同時也捕捉到外省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性格,這批流亡的男男女女,在四周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源、沒有大家庭牽制的條件下,為求生存,他們其實彈性很大、可塑性很強,搭配國際環境的結構性連動,快速調整腳步。唐倩所標誌的思想轉變,從存在主義、邏輯實證論,最後務實的把美國夢變成真實生活,這樣的軌跡是多元決定的,她身上濃縮了許多外省知識分子的影子。作家沒有繼續去追這群龐大留美知識分子社群的故事,今天來看或許是該接手追尋的工作。1960年代成形的美國夢造成的深遠影響,沒法脫離全球冷戰與兩岸分斷來理解,知識人身上承載預先被搭好的階梯,一步步麻木不仁地走著,小學、中學、大學、出國讀書,留學等於留美。到我這代的留學生(1980年代),就這麼跟著前人走了二十年的路,無意識地走著。還記得臨出國時,母親耳提面命的教誨:「我們外省人家沒田讓你種,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得把書念好。家裡能做的就是存夠一年的學費,以後就得靠自己了。送走了你哥哥,接下來家裡還得開始存你弟弟的生活學雜費。」她還說:「我們這代人沒有給上一代人什麼,也不要你們給我們什麼,只希望你們能養活自己。」母親的話不知反應了多少外省父母的心境;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父母,一旦卸下把孩子送去美國念書的重擔,就精神崩潰了,這就是分斷家庭的寫實。可悲的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知識界也在重複極為類似的邏輯─來來來,來北大;去去去,去美國。北大、清華儼然成為留美先修班,糟糕的是連中文系都如此。於是,兩岸分享了對於美國的不了情。

 

透過細說陳映真在1967年的〈唐倩的喜劇〉來為《親美與反美─日本戰後的政治無意識》一書的中文翻譯本寫序,目的是在呼應他的基本論點,指出「美國主義」早已深入日本的身體與人心,而這其實是東亞地區整體主體構造的關鍵構成,比起日本、韓國、沖繩等地,親美反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台灣戰後的政治無意識」,陳映真四十五年前提出的反思至今依然為台灣的思想界所忽視,我們如何能不自責,但沉溺在內疚中無助於事,《親美與反美》有如及時雨一般再次將我們淋醒,逼迫我們扛起責任。2012年回頭來看,吉見俊哉對於日本(Yoshimi 2000, 2003)、鳥山淳對沖繩(Tor iyama 2003)、柳善榮對南韓Yoo 2001)與陳光興對台灣的分析(Chen 2001)是理解美國何以「內在化」東亞地區的「集體研究」。幾乎在同一個時段,這些書寫針對自身所處的社會揭示主體性中揉合對於「美國」說不清楚的愛恨情仇,在2000年後的兩三年間,這樣集中湧現的美國主義論說,似乎不約而同反映出:東亞地區已出現面對自身「美國性」的契機,必須透過三位一體的「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工作,全面清理「剪不斷、理還亂」的欲望、身體與思想構成的主體性(陳光興 2006),也才能慢慢擺脫至少是一甲子「美國在東亞」的夢靨。

 

吉見教授是我個人二十年來長期交往的好友、學術思想上的親密戰友,看到他《親美與反美》中文翻譯的出版,很是為他高興,對於不懂日文的我而言,有幸先賭為快,知道他在「美國主義」的領域中在繼續集結、深化他的思考,不免也提醒我自己不能在對應的中文語境中停滯不進。這本書延續著吉見他一貫的方法論,以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路徑,拉長時間的縱深,深入問題意識所展開的關切。作為思考「親美反共」主體構造的同路人,我很願意向中文的讀者介紹這本重要的著作,藉此期待中文地區能夠透過更為寬廣的參照,特別是中國大陸以高鐵的速度迎頭趕上「親美反共」熱潮的大浪中,我們更該「撥亂反正」,逐步開啟「脫美返亞」的思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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