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漫長的倫理之旅:關於《我的涼山兄弟》

 

劉紹華(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彝族以前很強勢,抓漢族當奴隸。」我仔細聆聽眼前的四川涼山彝族學者述說,拚命抄著筆記的手突然停下,望著該學者的臉,腦子像觸電似的,突然白花花一片。我想像,卻又難以想像:這麼厲害啊。

 

我的腦子開始快速搜索以前讀過的中國少數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瑤,這是每個「反攻大陸」口號時代成長的人都能脫口而出的中國民族譜,還有一些稍小的民族,鄂倫春、土家、擺夷、畬族⋯⋯彝族是什麼族?哪個一ˊ?

 

2002年暑假在北京的小茶館裡,第一次正式聽說了改變我生命的「彝族」。往後的數年裡,我經常回顧那個時刻,思考我的無知是如何發生的?我在台灣讀過人類學碩士,無知發生當時剛到美國讀了一年博士,為了解中國的愛滋情況來到北京。繞了地球一大圈,我才認識彝族。後來知道原來涼山彝族就是以前讀過的「夷家」,被改名為「彝族」,在中國是污名化程度相當高的少數族群。這段重新認識彝族的片段,更讓我深刻了解,不僅外界稱此族名的原音不變,「彝」仍是「夷」,儘管換了個好看的、甚至看似頗有學問的字,彝族在中國的民族印象中仍被視為一個令主流社會不知所措的族群。在當前的中國媒體中,最常被指稱在都市中「危害治安」的顯著族群,一個是維吾爾族,另一個就是涼山彝族。

 

這個從疑惑開始而接觸彝族的過程,註記了我的研究是一場理解一個邊陲、污名化族群的歷程。套用作家友人張娟芬的形容,我寫的是一本訴說在全球鉅變中,邊陲人群被「逼下涼山」的生命之書。此涼山非彼梁山,前者在四川,後者位於山東。但在漢族與國家幹部的眼中,兩者似乎差異不大,都被視為邊陲化外之地。一般主流社會對涼山彝族充滿了負面的刻板印象,經常認為他們不是小偷就是吸毒的。在四川成都時,偶爾也有友人提醒我上涼山要小心,讓我不禁生出「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的疑惑。

 

人類學向來喜歡挑戰刻板印象。我的田野經歷,也證實了文化差異所導致的刻板印象與傷害有多深刻,我立志以書寫來挑戰這個刻板印象。這段歷經十年研究寫成的專書,英文原著名為Passage to Manhoo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從書名即可看出是一本關於男子的書。後來我又將之改寫成中文書,稱之為《我的涼山兄弟》(群學,2013)。這是一本關於探險玩耍、為非作歹、吸毒勒戒、愛滋茫然、世代差異、文化衝擊和兄弟情誼的故事。故事主角便是古稱「獨立儸儸」、「夷人」的涼山彝族。以黑骨頭為貴的涼山彝族自稱「諾蘇」,就是「黑人」的意思。所謂的「黑」是象徵性的,如同客家「硬頸」之意。我這樣描述涼山彝族,不是因為我要藉由這個族群的奇風異俗來寫個聳動好看的故事。正好相反,我想替他們的傳奇翻案。

 

故事源起於當地海洛因氾濫與愛滋蔓延的現象。不過,我認為根本問題不在毒品,愛滋亦非末路。因此,這本書的焦點並非這些疾病本身,而是造成種種健康災難的社會根源。本書分析中國過去一世紀的鉅變中,所經歷的多元現代性、社會韌性與個人生命憧憬,並從中分析邊緣族群文化的延續與斷裂,以及全球化下的疾病與防治議題。

 

這本書從二十世紀初關於鴉片的討論開始,進入這個族群與現代性交手的歷史。涼山在民國時期曾是鴉片的主要產地,為當地諾蘇貴族帶來大量的白銀與槍枝,使他們更得以強勢獨立於中國西南山區。鴉片貿易帶來的力量,使其在諾蘇人的集體記憶中,是一象徵財富與階級的奢侈品。涼山彝族因在前現代時期曾擄獲漢族為奴,在中共建政後被定位為當時境內僅存的奴隸社會。這樣的界定,影響到這個族群的當代心理與行為認同,以及國家在涼山的治理手法。但在改革開放後,由於當地政治經濟情境丕變,使得新一代的年輕人有機會衷心擁抱全新的自由。在傳統諾蘇男性認同轉變與嶄新生活方式的概念交錯下,他們嘗試各種可能性,而在往城市遷徙的旅程中,接觸到海洛因—另一種鴉片類物質。對鴉片的歷史記憶讓當代的流動青年在一接觸時便對海洛因趨之若鶩。而後的際遇就像一場往事重演。我以為,年輕涼山彝族男子誤入歧途,可視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下的地方折射,反映了全球化的力量,連對中國一個偏遠角落都造成如此巨大的衝擊。用一種隱喻的方式來說,這些年輕人因為渴望探險、嚐鮮尋樂,或為追求各種機會而流動到都市,似乎變成了一種當代男子成年禮,而其所引帶出來的劇烈社會變遷則可視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所集體經歷的過渡儀式。

 

這本書是以兼具個體性、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的觀點,分析在短短幾十年內的劇烈變遷。這個位於西南邊陲山區的少數民族,從獨立自主、強勢存在於藏區與漢區之間,先經歷過社會主義改造,其後又面臨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的衝擊。變化之迅速、多樣,對其社會文化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出現了許多在國家眼中棘手的社會問題。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涼山彝族的近代與當代歷史,有如一個令人震撼的社會變遷實驗室。

 

但我以為,這個社會變遷的力量,不僅來自推動現代化的國家或市場之手,也存在於當地社會的主體身上。換句話說,本書試圖超越過去對於弱勢族群的處境及社會不平等的理解,不單以「低度開發」或「邊陲化」的觀點,來解釋毒品或愛滋等社會變遷的惡果。我同時強調當地行動主體在這場社會變遷波潮中所感受到的正面與負面的力量。雖然出現大規模流行病令人悲哀與不平,但我們不該因而忽略行動者在參與社會變遷的歷程中,所感受到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我認為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非主流社會文化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成為替罪羔羊的過程。

 

歷史鉅變與文化衝擊,讓涼山彝族成為邊陲的邊緣人群。「邊緣」的存在,對主流而言是一大挑戰,不僅是常見的「威脅」挑戰,更是主流社會該深思邊陲如何形成的倫理挑戰。從我進入田野之初遇見一群年輕的「土匪」,我不斷經歷價值挑戰,包含對於「毒品」意義的挑戰。例如,在主流社會中,我們可以想像一群「前科犯」興高采烈地告訴外人他們是土匪嗎?或者為何一個平凡無奇的貧窮山區會有使用昂貴毒品的普遍現象?這些涼山彝族青年在都市中令居民及政府頭痛的行為只是單純的社會偏差行為嗎?對於這些田野經驗與現象的探討是我深入理解歷史上彝漢關係及其間的權力消長,對於涼山彝族青年的集體心理及行為產生影響的重要背景,也是我不斷思索貼近人群生命與福祉研究的倫理義務為何的現實

 

我所經歷的倫理挑戰,可能巨大抽象,也可能貼近眼前。抽象者譬如思索該如何面對多個「中國」的現實,不致因漢文化或中原為中心的歷史書寫與社會變遷觀點,在論述龐大多元的中國時,忽略其顯著的區域與文化差異。貼近者則可能是我在面對眼前愛滋病發而來日無多的受訪者或被貧窮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農民時的應對進退與情緒處理。

 

另一個在過去十年中如影隨形的倫理挑戰,便是田野調查後書寫的義務。我從2002年開始進入涼山做田野調查2010年底英文書出版。之後,我又以兩年的時間,自行改寫並更新,讓此研究得以中文問世。十年間,我有幸住在大山裡農村的時間超過二十個月,這不包括在涼山之外進行其他追蹤研究的時間。付出這樣的代價是為了達成深入的民族誌研究。對於人類學研究者而言,十年完成一本民族誌不見得稱得上長期,甚至有可能被視為「快速」,端賴主題與內涵而定。但以我個人而言,我的書寫速度,僅有著一般研究都有的限制與可能,更伴隨著我的強烈動機,以盡力趕上研究對象一個一個相繼離世的殘酷現實。研究對象將他們生命故事交付予我,而涼山陰影未散的毒品與愛滋夢魘,在在令我認為必須及時寫就涼山兄弟們的慘烈青春,是我以為的基本研究倫理。讓涼山彝族的故事被主流社會看見,為他們在社會變遷中所經歷的動盪與不平翻案,是我始終如一的初衷。

 

中央研究院週報,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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