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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恩vs.波普》導讀︰「科學之魂」與我何干?(上)

 

科學樂觀論在政治上的失勢

1990年代初蘇聯集團垮臺、冷戰結束後,支持上述那種計畫經濟、政府調控的幾種政治思想幾乎完全失去威信。蘇聯集團的分崩離析就不用提了。英國柴契爾和美國雷根政府是目標清楚、步驟井然地把他們國家的社會民主式的政策措施與機制一一消滅︰取消政府對市場與私有企業的各種管制、公辦事業紛紛私有化、工會力量被鎮壓削弱。這兩國的大學從那時起年年漲學費,從基本上由稅收預算支持的公共服務機構變成「教育產業」,要賺錢、要講產值。西歐國家的社會民主措施退潮得比較慢、遇到比較多的人民政治抵抗。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則被種種經濟政治危機逼得放棄以前追求經濟自主的發展方向,學台灣經驗,設立加工出口區招商引資。沒多久,衡量各國政府表現的標準幾乎就只剩一個︰所謂「國家競爭力」,就是各國(包括本國)資本想在這個地方投資的意願高低。這個變化通常被稱為「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2008年從英美金融核爆開始的一連串全球經濟危機及其觸發的一些國家的政治危機,是這個過程一路發展下來的晚近後果,未來可能還有更多。

這個巨大歷史轉折的前因後果多端。最常見的一種無聊解釋就是所謂「潮流之所趨」,波普稱類似的政治思想與歷史觀為「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謬誤,認為這不但是癱瘓思考、單純為贏家鼓掌叫好,還有滋生極權主義的危險。比較縝密的分析很多,包括金寶瑜的《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2005)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台北︰群學,2008)等許多出色的著作,在此就不贅言。本書的論題或許能夠有助於思考的,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歷史過程中,一個關鍵性的思想側面︰「科學」及其種種衍生物在政治上廣泛地失去人民信任。

1960年代以來興起的各種從左到右的思潮,不約而同地拒斥上述的「科學樂觀論」,以及由科學樂觀論所正當化的科技官僚體制。綠色生態思想認為科技宰制是人類背離大地母親的狂妄;後殖民論述認為科學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遺毒;女性主義在科學中看到父權體制的生產與再生產;新左派文化批評認為政治的科技化是禁錮自由的牢籠;各種宗教基本教義派認為科學是不信神的魔鬼左右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教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則認為︰那些自認掌握了科學知識,要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的干預,其實是自由、效率、繁榮、幸福的最大敵人,因此政府必須徹底放權給市場上自利的人們來自己互動產生出最美好的社會。

這些流派對各種議題的立場差異甚大,往往是對立的。生態保育運動、後殖民女性主義論述等等,是反全球化運動與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半堅決反對全球化背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與政策。新自由主義者寄希望於市場,反全球化的許多流派則寄希望於市場與國家之外的「公民社會」,例如非政府組織(NGO)的網絡。當然,不管是新自由主義者所讚頌的資本主義企業,還是反全球化各派寄託希望的非政府組織,在每日運作中常常都高度依靠科技、科學研究、乃至內部的科技官僚組織,但是面對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組織中的科技官僚體制,這些組織、運動與論述幾乎一致地不信任。到現在,世界上願意自稱「科學」並繼續維持著科技官僚體制面貌的重要政治力量,恐怕只剩下中國大陸政府。從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的頭銜,到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的口號,中國政府三十年來的自我形象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它科技官僚體制的這一面向受到的正負面評價不一,但就是沒有人會把它跟「民主」連在一起。

「菁英主義」就是在這種思潮激盪的氣氛中,成為政治票房毒藥;它帶著一種落伍過時的氣味,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當前體制的力量,都認為它是問題之所在,而不是答案之所在。但想要擺脫菁英主義來討好「草根人民」的政治人物或政黨,一旦捅出紕漏,又馬上會被戴上另一頂帽子︰「民粹主義」。二十幾年來台灣的政治變遷中,各陣營互相叫罵的主調就是「菁英主義」和「民粹主義」。近年來泰國的紅衫軍與黃衫軍對抗、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以來阿拉伯世界各國的政爭,乃至歐洲經濟危機之下各國關於是否要撙節預算的爭議,言論基調還是「菁英」與「民粹」。而且,各陣營都指控對手一會兒是「菁英」、一會兒是「民粹」,也都被人民懷疑不管換哪黨哪派上台,事情還是會一樣糟糕。

這種廣泛出現的、鬼打牆似的政治困局,正是富勒認為值得把波普從歷史的灰燼中找回來的背景。富勒不同意波普當年的很多政治判斷,覺得他太常搞稻草人攻擊,把批評對象刻板化、再去攻擊那個刻板印象。富勒也認為波普不但常被誤會,自己也有認同錯亂的問題,敵我之分混亂。儘管如此,富勒認為,波普學說所代表的是「理性左派」的可能性。換言之,是重新把民主與科學湊在一起、又不墮入舊式「科學樂觀論」的可能性。因此,在本書中,富勒用很大篇幅介紹波普參與過的重大爭論,嘗試評估波普的論點有哪些值得參考。

科學作為公共爭議戰場

儘管二十一世紀初的世界上,科學幾乎不再被人們拿來當作良善民主政治的譬喻,它在公共事務上的核心位置卻從未消失。許多關鍵的公共爭議,都圍繞著某種科學爭議發生。「科學家」在1980年代迄今的民主化進程中的台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從以科學家作為一種受敬重的身分參與公共議題,到其本身專業的科學就是公共爭議的戰場。

19801990年代,台灣理工醫農學科的學者參與公共事務多半不是以自己專業的科學知識出發,而是以學者的「身分」發言。反核的物理學家張國龍、化工教授施信民是如此,提倡教育改革的幾何學家黃武雄與史英、化學家李遠哲等等也是如此。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從1990年代初起,在許多政治社會議題上動見觀瞻、影響深遠,但是,他因而獲獎的物理化學研究「交叉分子束研究反應動力學」  ,恐怕除了本身研究課題與之有關的化學家與物理學家外,其他人非但讀不懂相關的科學論文、更毫不關心。不僅「老百姓」如此,其他領域乃至同一領域但不同課題的科學家也是如此。就算勉力把論文讀懂了,一轉眼多半也就忘了。比起他的鄰居、甚至他在中研院的同事,李遠哲與他在其他國家的學術同行更有共同語言,也有更緊密的工作關係。

這種狀況並非台灣獨有,更不是少數人的特異狀況,而是從本書所談到的普朗克─馬赫辯論的時代以來,二十世紀科學界─尤其是以物理學為尖端的「硬科學」─的特色。在這些學科裡的科學家未必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立場。愛因斯坦本身就是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者,1949年他為美國著名的社會主義刊物《每月評論》撰寫了他最重要的政治評論〈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但是,愛因斯坦的科學著作,目標讀者從來就不是專業物理學圈之外的人。在他所進入的行業裡(也就是普朗克贏了論戰之後的德國科學界),幾個主要的科學領域已經建立整套機構︰學會、學刊、學系、從學士到博士的專業學位、教科書、人人都知道的模範研究、行內人都關心的經典研究課題、外行人不懂的術語體系、與其他學科的界線,乃至政府經費支持的研究機構,這些就是孔恩所說的「典範」。富勒批評這種科學的社會型態是「房地產式」的私有制。的確,專業學科的許多「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和地主之間的產權糾紛很相似︰你的一堵牆占了我的半坪土地、那塊地的所有權其實我也有持分3%等等。重點是︰在邊界以內的「領域」所發生的事,「外人」沒有置喙餘地;「同儕審查」是圈內人從職位升等、論文發表、到研究經費分配的最重要機制。科學家的工作只對同行負責,專業發言主要只是給同行聽。

這種狀況下,「科學家」的身分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其實很類似科舉時代的「功名」,是文化菁英的標誌。秀才舉人進士的考試科目歷代不同,從詩詞、策論、到八股文都有。相同的是,一旦考過了,就像「范進中舉」一樣,馬上變成「天上文曲星下凡」,被認為腦袋就是比常人好。朝廷任命的官職其實非常多元,吏戶禮兵刑工,樣樣不同。但是,既然你論富國強兵之道的策論寫得好,去審殺人案的能力八成也不差。二次大戰後,在像台灣這樣的邊陲社會裡,到歐美日核心國家留學、拿外國學位、能力受外國權威機構肯定的「歸國學人」,很常被當成現代進士來看︰既然懂高等幾何學,談教育似乎也應該有卓越見解。

2012年台塑集團控告中興大學教授莊秉潔誹謗一案,非常醒目地標示出科學家扮演另外一種社會角色的時代已經來臨。在那之前幾年的彰濱工業區國光石化設廠爭議中,反對者包括大量彰化在地的醫師,他們的發言身分不是泛泛的「社會賢達」,而是關於居民身體健康的專家。詹長權等公衛研究者關於雲林麥寮台塑六輕的流行病學研究被廣泛引用。白海豚會不會轉彎?地下水是否超抽?國光石化爭議中的一系列細節問題,都有屬於那個領域的科學專家提出與政府相抗衡的意見。

莊秉潔以他自己大氣物理的專業構築模型,參照其他國家近年內關於空氣污染的健康風險的文獻,推估出關於國光石化的健康風險的研究發現,其中述及台塑六輕,因而被台塑控告妨害名譽。台塑集團的律師在法庭上非常吃力,因為他們必須證明被告的言論「不科學」,但他們又很難找到支持自己主張的科學見解。莊秉潔不是特例,在近年來台灣的食品安全、流行病與疫苗問題、各種環境影響評估問題,乃至全球性的溫室效應問題上,我們都可以看到科學界有幾種不同意見,社會運動也動員得出科學論述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有的時候還是「素人專家」而非體制內專家提出足以說服人的科學論點。

如果對當權者與大財團持批判態度的科學論述已經在大多數重要社會爭議中占了上風,那麼,波普的科學樂觀論態度或許可以有很充分的理由被大家重新接納,因為這表示「科學」已經不僅僅是「科技官僚」的專利,而是一種批判力量,就如同偉人傳記中伽利略為了真理對抗教廷權威一樣。但是,莊秉潔這類事例的出現究竟還是很晚近的現象,或許可以說有一種興起中的趨勢,然而是否會形成整體性、系統性的變化,恐怕言之過早了。有意思的是,在這些爭議中,對科學命題提出懷疑的一方,往往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掌握既成權勢的大財團和政府高官─只要你的科學命題還有不確定之處,我就不必改變既定計畫、現行作法。

孔恩與波普;實然與應然

正如富勒在本書中以反對態度所說明的,在人文社會領域,尤其是最接近孔恩與波普的研究課題的科學與技術研究(STS)行業內,孔恩理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被稱為「孔恩革命」。「典範」、「革命」、「不可共量性」等等孔恩打造的名詞,尤其是「典範轉移」一詞,現在幾乎無所不在,從管理學大師每年重新發明的各式包賺錢理論,到國科會每年徵求新研究計畫的說明書。雖然很早就有STS學者反對誇大孔恩學說的價值,  「孔恩革命」的浪潮還是成為了1980年代迄今西方學術思想變遷中的一支主旋律。這與波普的「速朽」大不相同。有意思的是,富勒認為,和波普一樣,孔恩被大部分人誤會。但是,與波普不同,孔恩沒有認同錯亂。和他大部分比較激進的追隨者相反,他自己在科學與政治上一直持保守派立場。

波普與孔恩之爭,尤其是從數十年來他們各自的追隨者的論著來看,其核心爭點在於學術研究的「規範性」(normative)與「描述性」(descriptive)兩者的差別。「規範性」就是「應然」,傳統上,關於人「應該」如何對待人的研究,屬於倫理學領域;「描述性」,有時稱為「分析性」,則是「實然」,關於「現實情境中」人如何對待人的研究,包括社會學、人類學、史學、社會心理學等等。「應然與實然互相區分、且不能互相推導」是個歷史悠久的哲學信條(等著人們去推翻)。人文社會科學系所裡的老師都有這樣的經驗︰初學者常會把「規範性」和「描述性」命題混在一起,要在學生論文中挑出混淆兩者之處,一直是個很吃力的工作。

在關於科學的課題上,科學哲學處理的多半是「規範性」課題,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等則是處理「描述性」課題。但是學院中人常說「文史不分家」。「描述性」的科學史常常是「規範性」的科學哲學的材料。達爾文在歷史上是如此這般生產出演化論學說,並為人接受,那麼,分析達爾文的方法原則說不定就可以歸納出一些「好科學該(或可以)怎麼做」的主張。早年STS的重要奠基著作之一,甚至明白地主張以經驗研究而非哲學方法來證成知識論課題上的主張,稱為「相對主義的經驗研究綱領」(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 EPOR)。    當然,這個傾向的做法永遠有落入「從實然導出應然」的危險。「從實然導出應然」的經典謬誤之一,是伏爾泰(Voltaire, 1694-1788)在他的小說《憨第德》(Candide)中大力嘲笑的「存在即合理」。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可能性,如「存在即合理」的反題︰「存在即不合理」。

孔恩的《結構》有別於之前的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的關鍵論點就是︰科學知識可能是由特定科學社群的內部社會動態所決定的,檢驗知識宣稱的標準、範疇與方法也是。孔恩的激進追隨者把此一論點視為走向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論,乃至走向認識論的相對主義的第一步。如果孔恩所分析的這個以西方白人富裕男性組成的科學社群能打造出自己的知識宣稱(knowledge claim),並依自己內部的標準、範疇與方法來證成這些知識宣稱,非西方、非白人、非男性、受壓迫階級與群體,不都能這樣做?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以社會實踐打造出屬於另一個群體的另一種科學,甚至另一個世界,反正一切都是社會建構。這樣一來,各種多元的在地知識似乎就能挑戰老是壟斷關於普遍規律的發言權的西方現代科學霸權。對孔恩的這種解讀反映了1980年代後整個西方社會理論領域中的多元主義思潮。在三十多年來的STS經驗與理論研究中,「另類知識體系」的現況與潛力,一直是個核心問題意識。

但是,富勒認為,孔恩筆下的科學「典範」非但未必支持多元主義的科學觀,甚至恰恰是「輝格史觀」的表現︰每一次典範轉移後,歷史總是被改寫,來正當化當前的統一秩序。在本書中,富勒試圖論證,孔恩也在搞「以實然推出應然」。《結構》一書中那種因循舊習、服從權威的「常態科學」,也就是他自己認為科學本就應該如此運作的規範性主張。孔恩認為,有了定於一尊的典範,大家都圍繞著典範做,科學「進步」才成為可能。事實上,孔恩生前不斷地反對STS學者把他的典範說拿來支持社會建構論。STS第一代的學者多半是在1960年代反越戰學生運動的年代中成長的,常具有反權威、反菁英主義的情感直覺。但孔恩─如果富勒的詮釋可採的話─恰恰相反,屬於「嬉皮世代」的造反對象那個世代,支持美國的冷戰體制、支持既定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權威。但是,孔恩所屬的社群規範學者必須「客觀中立」地呈現經驗材料與邏輯論證,而非如政治人物一樣鼓吹政治主張。因此,他採用的寫作風格,很難讓人直接解讀出他的政治主張,必須通過詮釋才讀得出來。而詮釋是否得當,很大一部分的責任必須由富勒這樣的詮釋者來承擔。

相較之下,波普絕大部分的寫作是規範性的。他使用各種材料的目的都是要支持他的哲學與政治主張─這樣做才算科學、那樣做才叫做民主的開放社會─從不隱藏意圖。他的論證咄咄逼人的文風,常讓人覺得他是個愛耍權威的壞脾氣老頭。但是,在他死後數十年重讀他的作品,富勒認為,波普其實才是真正的民主派、反權威主義者,因為「否證論」的觀點要求人們把批評─而非接受─當前的權威,看成通往知識的唯一可靠方法。

「科學之魂」的用處

早期科學社會學家莫頓(Robert K. Merton, 1910-2003)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提出所謂科學界的四大規範︰共產主義(生產出來的知識由科學社群共享)、普遍主義(科學貢獻的評價不分性別、種族、階級等等)、不自利、以及「有組織的懷疑論」。當然,規範終究只是規範,跟各族群的道德規範一樣,或許是族群成員認同的理想,但絕不是現實運作的法則。「知識共享」、「不自利」、「不歧視」云云,主要就是理想層次的東西。但「有組織的懷疑論」卻比較貼近現實,較為清楚地展現在科學社群的實際運作機制中。

學術界行之有年的同儕審查機制就是「有組織的懷疑論」的體現。理論上,任何學術論文要發表在受人重視的期刊上,期刊編委都不能自行其事,而必須以「雙盲」的做法把文稿送交同行匿名審查─審查者不知作者是誰,作者不知審查者是誰。學者審查同行的文稿,是一種社群義務,在「雙盲」的保護下,理應毫無顧忌、對事不對人地無情批評,以維繫本學門的知識水準為己任。如果在審查者的無情批評之下,文稿被判定為值得發表(大部分情況是「經必要修正後發表」),就成為期刊論文。但期刊論文未必就是定見。理論上,同行應該對期刊論文所呈現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充滿懷疑,如果是實驗報告,就有人嘗試「複製」實驗。複製結果不同,那就還有得吵。實驗複製了幾次,結果都大致相同,那麼,這個研究發現就成為被同行廣泛接受的「有效的科學主張」。這種基於「同行相忌」等並不高尚之動機的社會機制所生產的知識,比其他社會機制所生產出的更值得信賴─至少理論上事情應該是這樣的。實際上,門第派閥結黨營私什麼的,在科學界從沒少過。

「有組織的懷疑論」在運作原理上很接近亞當斯密所傾心的自由市場。自由市場產生有益大眾的結果,依亞當斯密與其追隨者的說法,不依賴個別行動者的善心,而是依賴行動者的私心。為了私利,賣方必須生產出符合買方需求的產品以換取報酬,而買方會不斷試圖挑剔產品、壓低價格。在奇妙但不神秘的「看不見的手」結合了眾人各自的私慾之下,最後的結果是需求都被供給滿足了,公眾的善出現了─至少理論上事情應該是這樣的。民主選舉,依據胡適「凡人政治」的說法,理論上也應該如此─植基於私慾、卻生產出公益。科學、民主選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宗教自由,這四者常被認為是西歐現代性的四大組成部分,在歷史發展上是互相扣連的。

在今天的台灣往回看,現代性的四個「理應如此」都未必如此。政治是最明顯的。贏得選舉的政治人物最後往往被發現若非奸詐就是愚笨、若非高傲菁英就是媚俗民粹;每天晚上九點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內容大致就是眾名嘴以各種角度試圖揭發這一規律的競賽。但是,若有誰主張要大家放棄民主選舉與批評政府的自由,換成聖賢以德治國、百姓「風行草偃」乖乖聽話就好,如各國保守主義者一貫所主張,恐怕換來的只是晚上九點電視名嘴的一頓訕笑、PTT上鄉民的各種創意挖苦和大多數民眾的白眼。對自命師法聖賢者的警惕、政治上「有組織的懷疑論」,早已是台灣現代史所締造出的人民共享的政治直覺。

我們對政治的這種時時警惕的態度,到了科學問題上就大打折扣了。學科「領域」的疆界是一大壁壘。上述的「同儕審查」機制中的「同儕」,絕不包括不同行的學者、不包括資淺的同行(如研究生)、更不包括「素人」、「民眾」。這不僅僅是科學家是虛心還是高傲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民眾沒水準」的問題,而是科學知識的整個社會構造的問題,包括知識的內容、語言、實作、方法、社會組織……。口號層次的民主訴求是不夠的;不管在政治社會議題上贊成或反對李遠哲,要你對一篇「交叉分子束研究反應動力學」的研究報告提出批評,就是辦不到。

面對有違我們民主直覺的科學的森嚴壁壘,歷史上有兩條較多人探索的改革路徑。熟悉孔恩學說的「嬉皮世代」選擇的路徑多半是另闢蹊徑。既然有人壟斷了現代科學的發言權,不同意的人,就努力嘗試另外打造幾套不同的知識體系,建立幾套不同的典範。冷戰結束後隨著波普學說的速朽而門庭稀落的「理性主義者」的路徑,則是試圖強攻堡壘。如果理應由全人類共享的「理性」、「科學」變成少數菁英所把持,那就去爭個水落石出,到底什麼叫「理性」、什麼叫「科學」。

在富勒不斷引用的英美宗教/政治史中,另闢蹊徑一派的就是「分離主義」的「不從國教者」的歷史傳統︰在英國既已無我們容身之地,我們就到大洋彼岸的「無主之地」(美洲原著民不算人)另闢桃花源,逃離朝廷的掌握。一旦朝廷又要來控制我們,就起義造反了。美國獨立革命就是這樣來的。法國大革命則比較接近富勒所提倡的「抗議科學」(protscience)︰波旁王朝「開明專制」的朝廷也講理性,但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於是民眾就在巴黎起義,拆掉巴士底監獄,打造共和國,創建一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新憲政。

這兩條路徑的歷史軌跡都充滿了曲折、矛盾、背叛、倒退、再出發、失望與希望。我們很難光從歷史判斷哪條路徑必定正確。事實上,波普的政治理論如果有可取之處,依富勒的詮釋,就是他對那種「站在歷史贏家那一邊」的知識分子的批判。那是十九、二十世紀非常普遍的一種知識風格。各門各派的進步社會科學家與思想家研究預測人類歷史有個既定的必然軌跡。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類的教條自由主義者相信從專制到自由是不可抵擋的大勢所趨;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主張「五階段論」(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是歷史必然;其他學說也有不同的預測。許多人站到這種或那種「進步」立場,不是因為那種立場對當前現實的批判,而是賭一把,站到預估下一回合會贏的那邊,早排隊早上車,革命勝利後打天下的要坐天下。從這個角度看來,很多「進步」其實是投機、「科學」其實是猜明牌。

如果「科學之魂」有點用處的話,依富勒繞了一大圈─拿波普與孔恩、馬赫與普朗克、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與普魯士國家的「博士們」來捉對廝殺─所要呈現的觀點來看,就在於人人都該具有的永不懈怠的批判態度,以及任何時刻、任何領域的掌權者時時刻刻接受群眾批判的態度與機制。卑之無甚高論,大家都懂、都贊成,但真要實現,可真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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