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救助不再是解決貧窮的方法…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好的研究來自日常生活的細微觀察,當觀察停留的夠久,許多習以為常的理解都會被瓦解與顛覆,新的知識空間於焉開展。伯勳這本由論文改寫的書就展現這樣的特質。他的田野資料紮實,展現他敏銳的觀察力與進入田野的能力;對文獻展現充分的批判精神,不人云亦云;在分析上有個人獨特的創意但又不失嚴謹,往往讓讀者驚豔於他的結論。

無論完善與否,貧窮是自有社會福利以來,社福制度矢志要減緩甚至消滅的社會問題。社會救助就是解決貧窮問題的對應制度,被視為社會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伯勳的這本書解構了這個基本福利假設,問題化了我們對社會救助的單純想像,開啟了我們重新思考宣稱要解決社會問題而設立的社會制度,是否真的如其所宣稱的發揮功能,還是這些制度已經成為他們要解決的問題的一部分?如同傅柯的《規訓與懲罰》批判了監禁是人道主義的表現,是人類文明的進步;相反地,監禁是權力運作的進化,是一種對人在身體與精神上更徹底的規訓與計算。伯勳的研究也指出社會救助體制不必是對窮人的最低生活經濟保障,而是有能力參與體制遊戲規則的人才能進入的體系。

台灣的貧窮現象在八零年代晚期曾經以「低收入戶比率全世界最低」被政府宣稱這反映了台灣是均富的社會,是實施三民主義的具體成效。這項宣稱引發社會福利學者的好奇,探究之後才發現,台灣低比率的低收入戶是導因於嚴苛的申請標準與流程。令人驚訝的是,解嚴後的民主化歷程所啟動的社會福利改革,雖然促進了許多社會福利的發展,例如全民健保、家庭暴力、老人年金保險、身心障礙福利等,過去25年來,嚴苛的社會救助制度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與進展。低收入戶比率雖然從0.5%提升到1.5%,但這個比例仍遠低於西方福利國家的15至30%。社會救助就像是下水道與地基是一個城市的基礎工程一樣,當社會救助制度無法適當地反應一個人維持生活水準的經濟能力時,社會福利制度是無法適切地輸送與分配資源的。

伯勳的研究揭示了一個以防弊為設計精神的科層體制,讓體制內的公務員懷疑來申請的民眾是要來福利詐欺,層層體制的公務員更是彼此不信任,以稽核查弊的原則運作。其結果是社會救助成為一個高門檻的福利制度,真正有需要的窮人往往沒有能力進入這個體系;制度運作的本身顛覆了這個制度存在的目的,這是多大的諷刺。伯勳的研究必然會讓許多人不安,但因為他豐厚且具體的描述讓他所探究的世界活靈活現地呈現在文本中,讓我們無法迴避社會救助,這個福利國家最關鍵的基石,在台灣居然如此空洞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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