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學校體制,是讓貧窮子弟翻身、促進機會平等的踏腳石,還是複製中產階級家庭優勢、強化階級不平等的發動機?

  這是本書的研究課題,也是台灣社會當前面對的重要議題。隨著台灣產業結構的變化,「黑手變頭家」的階級流動愈趨困難,投機的資產市場與不公的稅賦制度,更強化財富集中的程度。家庭間經濟與文化資源落差的擴大,如何影響了下一代的教育機會與成就,近年來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切。

  臺大經濟系駱明慶教授的研究便指出,如果你的父母是公教人員、俱有大學學歷,以及住在臺北首善之區,你進入台灣大學的機會,遠遠高於其他競爭的同輩。 值得注意的是,駱文分析根據的是教改前的入學資料,換言之,仍是透過聯考進入臺大的世代。坊間經常認為聯考制度能促進階級平等,其實是一個「科舉神話」,在聯考時代,俱有家庭階級優勢的學生透過補習、好學區、家庭教育等方式,其實已普遍取得有利其競爭的教育資源。

  近年來台灣教育體制推動改革,以西方為鏡,引進鼓勵家長參與、入學管道多元化、申請甄試入學等方式,這些制度企圖促成學生的多元學習與校園的開放民主,但也可能無意中造成弱勢家庭的邊緣化。我們需要探究的是:教育體制與學校教學的日常運作,包括老師對家長的期待與要求,家長在學校的參與角色,以及親師關係的互動模式,如何平衡或強化了孩子的「家庭優勢」?

  美國社會學者Lareau長期關注家庭如何映現、再製階級不平等,尤其擅長運用田野觀察的研究方式來爬梳日常生活的權力關係。本書根據她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在本書的基礎上,她出版第二本書《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在社會學界影響更鉅。她透過家庭生活的觀察,發現不同階級位置的父母在育兒文化邏輯與實作策略上有著明顯差異。專業中產階級父母採取的育兒風格是「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透過細心規劃、協作安排各式休閒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小孩的才能、意見與技巧。父母重視與小孩之間的溝通,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並允許小孩反駁成人的意見。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父母的育兒風格則是「讓孩子自然長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小孩主要互動的對象不是成人,而是親戚小孩;父母多直接給小孩命令,不允許孩子挑戰父母權威。

  隨著孩子進入學校,不同階級背景的家庭,與學校老師的互動關係會有怎樣的差異?孩子的「家庭優勢」,在眾生理應平等的公立學校裡,是逐漸削弱還是更加強化?為了回答上述問題,Lareau選定了兩所學生階級背景殊異的公立學校進行觀察,並配合家長的深度訪談。她發現,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家長發展出截然不同形態的親師互動關係。中產階級家長視教育為一個與學校共同經營的事業,需要持續監督、與老師緊密合作,母親經常進校擔任志工、參與班親會等活動。勞工階級父母則傾向將教育責任交給學校,較少出席班親會等活動,對老師與學校心生距離感或畏懼感。

  我們要如何解釋上述的差別?傳統文獻提出兩種常見的觀點,一認為這是父母價值觀的延續(高社經地位父母較重視教育),二認為這是因為同屬統治階級的學校老師對於弱勢家庭有「制度性歧視」。本書反駁上述兩種觀點,作者發現勞工階級家長同樣希望孩子能成功,根據她的觀察,兩所學校對於不同階級家長的期待其實大同小異。

  本書採取的觀點是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關於「階級再生產」的理論:不同階級的父母,由於經濟、社會、文化資本的落差,推動子女學習的方式大相徑庭,也衍生不同的方式與學校互動。具備高等教育及成功專業的中產階級家長,較有能力及正當性介入學校運作,人脈中也不乏老師、教授等教育工作者。父母不僅批評學校的政策,也訓練小孩採取類似作法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資源與機會,家庭的文化資源因而得以轉換為孩子在教育場域中的優勢。相對起來,由於勞工階級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位階較低,其人際網絡中也少有教育工作者,儘管未必同意學校老師的意見,他們在表面上多表現出尊敬、配合的態度。

  Lareau雖然承繼了Bourdieu的「文化資本」概念,但她指的主要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技能,而非菁英文化(high culture)(如欣賞古典音樂、鑑賞藝術的品味),部分反映出法國、美國的社會差異。此外,她強調擁有高地位的文化資本並不會自動產生社會利益,需要個人有效地「動用」這些文化資源,透過社會行動來將優勢轉化為利益,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之間的「制度間連結」便是一個重要的行動場域。

  親師關係的階級差異,會對孩子的學習與未來造成怎樣的影響?Lareau觀察到,家庭優勢的動員,其實對於成績不理想的中產階級孩子,有最明顯的正面影響。父母會積極向老師討價還價,為孩子爭取到例外資源或客製化的教學安排。這樣的家庭教養容易讓小孩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權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於運用語言能力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這樣的階級慣習有助於將來進入專業白領勞動市場。本書也指出可能的負面效應,如父母給孩子學習上過多的壓力,或成為過度干涉老師教學的「怪獸家長」。

  相反地,在勞工階級社區中,最緊密的親師關係通常發生在高學業成就的孩子,其父母最有可能積極參與學校、認真配合老師的要求。低學業成就孩子的家庭則多以消極、被動的態度接受體制所安排的基本、一般化的學習方式。這樣的教養與教育方式容易讓勞工階級孩子養成一種「侷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形成一種符應體力或服務勞動職業的身體慣習。

  Lareau的兩本著作,對於家庭、階層化、教育等領域都有重要的影響,但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比方說,書中雖指出不論何種階級,母親都扮演照顧孩子、與老師互動的主要角色,但由於分析主軸放在階級,性別的討論較為不足,也缺乏用「交織」(intersectionality)的觀點來分析階級與性別、種族的互動。我建議讀者搭配閱讀Griffith & Smith在加拿大的類似研究,她們發現學校以「男主外、女主內」的白人中產家庭為常態原型,透過母職論述的道德要求召喚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參與學校,讓其他無法參與的母親(包括單親、職業婦女)深感焦慮。基此,學校教育不僅變成階級不平等的發動機,也強化了主流的性別意識形態。

  其次,Lareau的分析也被批評為將階級視為給定的結構位置與二元範疇,並將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看作同質的群體。書中生動呈現了兩套階級化的教養腳本,卻未能探討階級間相互區分、劃界的過程,也無法關照到階級內部不同的親職價值與教養方式。此外,家庭的階級軌跡(class trajectory)也是本書未能涵蓋的重要課題,成為第一代中產階級的父母,以及「有錢、沒文化」的新富中產階級,其文化資本的積累、動用與轉換有怎樣的特點?像台灣這樣的晚近工業化國家,代間與代內的階級流動相對快速與頻繁,上述問題特別值得考察。

  本書內容與台灣的狀況有類似之處,但也有不少結構差異,值得讀者注意。比方說,美國居住環境的階級區隔相當明顯(尤其是中產階級郊區與都市貧民窟的落差),同校學生的家庭背景相對同質;台灣的住宅生態中階級界線較不明顯,公立學校學生在家庭背景上比美國來得多元混雜。

  台灣的親師關係,受到人脈模式以及文化脈絡的影響,也與美國有所差異。熊瑞梅的研究指出,比起其他東亞國家,台灣民眾的人際網絡或社會資本較為多元(跨越階級界線),認識、接觸大學教授、中學老師的情況相對常見 。我的研究便發現,台灣勞工階級父母反而更傾向與學校老師「搏感情」,透過建立私人化關係的方式,來幫助孩子學習。反而是台灣的中產階級父母,可能與老師的關係較為疏離。即便內心不贊同老師的做法,但基於「尊師重道」的儒家傳統、群體主義的文化氛圍,多數人傾向避免與學校直接對立衝突。加上台灣教育體制的規格化程度較高,孩子得到客製化學習的空間相對有限,家長若向老師討價還價,也擔心造成負面的效果。家長更傾向透過補習、才藝班等體制外教育資源的購買,來補充學校的不足。

  本書出版之際正值考季,多元入學管道與十二年國教等新制,引起「多錢入學」的社會質疑,也有論者大膽建議乾脆回復聯考舊制。我認為,回復聯考制度並不能消弭階級不平等,反而擠壓了公民運動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彈性制度空間。本書內容讓我們看到,家庭的階級優勢,其實綿密地編織在教育體制與學校教學的日常紋理中。我們需要進一步反省與改革的是:升學制度與學校教育偏好怎樣的家庭文化資源的動用,其中具有怎樣的階級偏差,如何透過資訊、機會與資源的重分配,讓學校教育成為促進社會平等的有力槓桿。

(作者為台大社會系教授、《跨國灰姑娘》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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