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吟遊與尋渡—賽荷其人其事


收到群學出版社的邀請,為本書撰寫導讀,並向華人世界的讀者介紹米歇爾.賽荷(Michel Serres),實是榮幸,但也是莫大的挑戰。賽荷在歐陸為一重量級學者,可惜在台灣,卻沒有太多的人介紹他,遑論研究其思想。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實有引介其思想的必要性。然而,賽荷的思想遨遊眾學科,甚至解構與再融合了各種知識元素,儘管筆者的博士論文以賽荷的思想為研究主題,對他的學說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迄今也與賽荷保持聯繫,但要想在短短篇幅中,完整介紹賽荷靈巧輕盈的學術方法,引介他篤實深邃的理論思想,實是一艱鉅的任務。

  再者,既然賽荷的思想如此龐大且橫跨縱通各個知識領域,而筆者的學術領域是教育學思想與教育哲學,對他的研究,主要也聚焦在他的教育學概念,因此,光是處理他在教育學上的概念,著實已花費筆者不少的心力,對於他其他的思想與概念,也只能說是略懂而已。在本書裡,雖然賽荷以平實的文字敘寫,但涉及到的是他對於地球「永續性」的整體性關注,範圍觸及倫理學、法學、歷史學、神話學、生物學、動物行為學……在樸實的文字裡,蘊含著的是內容與深度上的全方位,要導讀他的作品,對筆者而言實是一大挑戰。因此,與其稱此文為導讀,不如說是筆者個人的詮釋與分享。而本書的核心蘊意,就請讀者透過閱讀台灣第一本賽荷的中文翻譯本,細細挖掘與品味。

邂逅

  2011年秋天,我回到法國。當飛機降落在巴黎戴高樂機場的跑道上,許多酸甜苦辣的回憶又湧上了心頭,其中便包括2008年聖誕節前與賽荷的初次邂逅,與他充滿熱情的笑容與溫暖的雙手。

  當時,我因博士論文研究,與法國當代偉大思想家米歇爾.賽荷相約在他巴黎的家中進行學術請益。第一次的見面,談話內容十分豐富,針對他許多的哲學概念,我怯生生地向他請教,深怕誤解與曲解他的思想,而顯得自己的無知。只見他毫無架子的,毫不保留的、鉅細靡遺的以最清楚的方式一一回答。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甚至舉他所理解、所懂的台灣文化脈絡為例,以及他的女兒至中國講學的經驗仔細說明,彷彿,就像一個老朋友一樣,與我話家常。

  知識的吟遊者

  賽荷早先是一名數學家,接受傳統科學教育的培育,並經歷了1940年代Claude Shannon在資訊理論中關於「熵」的概念之發展。而後,他開始轉向哲學。在《闡明:與拉圖的五個對話》一書中,可以看到他學術上的三個關鍵點:

  第一,他深受同時身為科學家、文學家與哲學家身份的Gaston Bachelard的影響。事實上,賽荷的博士論文寫的是《萊布尼茲的系統和其數學模型》。他在數學上接受到革命性的觀念轉變,並開始關注當時物理學中的資訊理論,氣象學所處理的騷亂問題、滲透、失序和混沌問題、幾何學中不規則曲線和奇異吸子。

  第二,量子物理。賽荷受到資訊理論的革命與變化所影響,開始領略生活世界當中的事物「既是物理學也是哲學」,尤其是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裡的不確定性、噪聲與喧囂。他於是開始思考以往在科學,以及在哲學當中,所謂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

  第三,受到法國發現基因轉譯的機制而獲得諾貝爾獎,同時也是社會主義者的Jacques Monod及其《偶然性與必然性》一書的影響。從基因科學來探究生命,終究會領略與感嘆到生命的無常與變化,並且感受到偶然就是生命發光與創生的動力。

  賽荷指出他「隨著這種變動的生活而生」。他認為這三個知識的革命促使他來到了哲學的世界。但事實上,在現今學科定義與學門界線分野的疆界架構之下,我們很難將賽荷歸類在某一個學科領域之中。除了哲學之外,他本身擁有希臘與拉丁古典研究學位、兩個數學學位。在寫作上,他的風格經常是隱喻式的,在行文中以文學或詩學的方式,間接的指涉、詮釋與批判某些學術概念或是理論。在取材上,他也遨遊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學術疆界之間。即便是他的哲學思想,也很難看出是純屬於哲學領域的論述。或者說,他的學術思想與方法總是處在「中介之處」,以一種動態的方式,跨越學科界線,連結學科當中的各個概念,甚至是交融與轉化每一個概念。即便賽荷自己也說,他無法找出自己是師承哪一位思想家或是承襲那一個學派 。他也在前述與拉圖(Bruno Latour)的對談中,認為他的研究方法是「一些」方法,而非「一種」方法 。

  當然,吾人會問:賽荷與後現代的關係為何?知名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拉圖,便曾經追問賽荷這個問題,而賽荷的回應是:「做研究的時候,我們會嘲笑自己對自身定位」。須知道,在法國學術界,學者對於被歸類為後現代的陣營,是十分小心而謹慎的。面對拉圖的問題,賽荷不想選邊站,也無法給予回應,因為他不想被歸類。更重要的是,由於賽荷融合了交雜的理論旨趣,使得他到底是現代主義者,還是後現代主義者的問題,顯得更加複雜。雖然他並不拒絕理性,然而他「並非是一個生氣的或是失望的理性主義者,因而成為了後現代主義者」 。因為賽荷所做的是種解構兼具綜合的工作。當然,這樣使得他的理論同時遭致後現代主義者和傳統實證論者批判 。他的工作是在兩者「之間」:既溝通連結,又交融與審慎。這種工作無關乎現代或是後現代。他並不全然讚揚(現代主義者所作的)區分,但也不全然讚頌(後現代主義者所作的)解構。

  賽荷不想被定位或者歸類。事實上,他不喜歡用一個明確的字詞來定義他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麼樣子。他說:「事實上,就您剛剛所用的那個字,也許我不是現代的。但重要的是……我應該用形容詞的表達來描繪我是這或是那嗎?尤其是誰有資格說?哪種旨趣最為正確?」是故拉圖認為,賽荷顯然不是反現代的,也不是後現代的,也不是失望的理性主義者。賽荷所做的事實上就是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進行交融轉化的工作。

  賽荷遊走於各個知識領域之間,他希冀的是詩、是冒險、是神話、是歌唱、是想像、是故事。而這其中,有著各種知識、各種想法、各種詞彙的交融與想像──想像著更為交融的知識。

  自然的「尋渡」者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教授Éric Lambin在其《幸福生態學》便指出,人類現代生活的一切進步與繁榮,卻使得人類距離滋養我們的母親――這片大地、這個美麗的地球越來越遠,連帶地,也使我們離幸福的人生越來越遙遠。就地質學上而言,從1950年代開始的「人類世」(l’Anthropocène),在整個地球上,印刻著是人類對於我們所居住的星球,所產生的永續性影響的刻痕。化學燃料的燃燒與廢氣排放、核能、輕重工業的開發與污染……影響的是對於地表、河川、土壤、海洋、大氣,以及各類物種與生態多樣性的整體性的與全面性的劇烈變化。人類從1950-1960年代開始,對於地球永續性的各項資源的消耗為70%;到了1980年代,已經達到最高點100%;至1999年已達120% 。隨之而來的是飢荒、物種的消失、氣候的異常、海平面的上升、環境生態的破壞。同樣的,我們離幸福的人生似乎越來越遠。

  賽荷始終關注著這個星球所面臨最迫切的危機。他對於這個地球與這片土地,有著本質上的關注與愛。他離開人類中心主義,積極關懷著人與人之間、與其他物種、與土地、與生命、與地球,彼此間的連結,並積極的尋求通向彼此之間的渡(passage)與橋。從1990年代開始,賽荷經常談的就是「土地、村莊、法律、正義與地球」。其中,最聞名的一部著作,便是《自然契約論》(Le Contrat naturel)。

  尋渡,首先得反求諸己。作為一名關心人類苦痛的學者,賽荷提醒著,我們是不是應該停下腳步、靜下心來,仔細想想,我們現在到底處在什麼樣的環境。的確,工業革命與科學的進步,確實為人類社會甚至世界帶來了有別於以往的樣貌。我們似乎比以前「進步」了些。但是,當人類正在歡欣鼓舞地慶祝這一個人類的嘉年華會時,環顧四周,我們是否遺忘了什麼?我們是否失去了什麼?當人類這一個物種誕生於地球當中,到了今天成為地球上的主宰時,我們應該試問自己,我們是否曾好好地「對待」我們的母親(地球)?我們有無好好地「對待」其他跟我們一樣生於斯、長於斯的生命物種?並且,世界以及其他生命物種,「他們給了我們牛奶、能源、居住環境、工作與肉品,那我們帶給母牛、樹木或是公牛的是什麼呢?到底給了什麼呢?我們給了死亡」。我們人類,為其他的物種以及地球,帶來的是災難、是死亡。我們到底用了什麼方式,造成這些災難呢?

  關於本書

  本書《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便是在探討這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小時候為了與同伴爭那一支好吃的枝仔冰,我們可能都曾經以最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冰棒上抹上自己的濡沫,以宣示它的佔有權。正如同老虎在窩邊撒尿,許多動物都「會用惡臭難忍的尿液來標記自己的地盤」。那麼,今天,人類如何宣示自己擁有地球的佔有權呢?書中這樣說道:

  「從城市大量排放的廢棄物,標記著那裡的人口對周遭自然環境的佔據。不停地玷汙四鄰,我們(誰是我們?)不知不覺地便把周圍的地方佔為己有。當我們說「環境」的時候,難道不是已經直言不諱了嗎?事物圍繞在人類周遭,便指明人類是中心。我們仍然說人類是所有者。當汙染抵達擴張的極限,就意味著世界已被此物種佔據了。

  一個物種贏了,就成了自然的主人與擁有者!如今養豬業把豬科密集聚攏,大量糞肥排山倒海而至,吞毀地下水層,以致鄉下臭氣薰天,有時到了讓人窒息的地步。不靠幻想,我們隨時也能憶起這景況。」

  汙染的形式不僅僅只是像工業廢棄物那樣的「硬汙染」。「軟汙染」更是以最微細的方式,侵入到我們的身心靈之中:「那些圖像,那些如海嘯湧現的文字、記號與商標,以致廣告,淹沒鄉村與城市,充斥公眾、自然與田野等空間」。生在台灣,我們似乎對此都十分有感,比如說,每到了選舉時節,從都市到鄉村,處處都是候選人的旗子、傳單、大型看板廣告與跑遍大街小巷的宣傳車;電視機上的新聞報導,那如同電影情節的內容,那如同演員的播報方式,以及螢幕中那湧自四面八方的跑馬文字,加上極度糟蹋顏色之美的比例配色;抑或是,人類世界所發明的某些奇怪的價值觀:「高富帥」與「白富美」=「人生勝利組」。

  軟汙染,不知不覺充斥著地球,再次宣示著人類對於地球、以及對於「受汙染的人」之所有權。而地球上原本美妙的風聲、海浪聲、樹葉颯颯聲、小鳥的歌聲,到哪裡去了呢?它們好似搖尾乞憐的失敗者:「金錢與廣告的擴張,這兩者和汙染維持怎樣的關係呢?經過一張圖文並茂的海報前,那些影像與字母專橫地逼迫你去看,然而世上的萬物卻卑屈地向你的感官乞求意義。後者請求,前者命令」。透過內(軟)外(硬)兼修的方式,人類正式佔有了地球。「我們用骯髒來取得,並保持一己之乾淨」,而所謂動物或人的「分疆畫界,即是畫出某處所的邊界,以便我以主宰與擁有人之姿加以統治」。

  尋渡,亦必須積極尋找通道與橋樑。因此,賽荷要做的不僅僅只是消極的批判,也就是揭示這些「由硬而軟」的普遍演化過程。他還透過三個意義來尋渡:「就貯藏這件事而言,世界以及萬物構成整個保留地。這便是第一個意義,既是集體的又是客體的,表現出人類與其居所的連結:積蓄、儲備、寶藏、世界公園」。這是一種生態保育區或自然保留區的概念。但目前,這兩者仍是以局部性為其範圍:如非洲的野生動物保育區。而他進一步以最為寬廣的視野,將「整個」地球當作是保育區,對於其中的各個物種與資源,加以妥善保護與細心照護。

  而第二個意義則是「主體的,同時具心理學、美學與道德的意涵:矜持、慎重、適度、謙遜、尊重、節制、端莊、知恥、讚歎欽佩……我們應當遵行適可而止的本分」。環境保育除了對於外在環境與物種予以照護之外,更必須好好照看人類內在的這顆心及人類的所思、所言與所行。對於賽荷來說,這個歷程關係到人類與萬事萬物真正的自由與解放。他認為,人類必須回過頭來反思自己內在價值與思維,省思人類最深處的內在是如何看待大自然:對於大自然,我們是輕視、是敵視、是佔據?還是敬畏、是讚美、是保衛?是否因為我們精巧的智慧,區分了主體(人)與客體(一切與人不同之事物),視客體為我們的附屬品、我們的佔有物,而開始不斷地對其勘天役物。是否因為驕傲與傲慢,讓我們毫無休止地傷害身邊的伙伴,也就是其他人以及各式各樣的物種,並摧毀這一片孕育萬事萬物的土地。

  對於賽荷來說,人類這個目前主宰世界的物種,必須得反問自己、檢討自己。在《自然契約論》這部作品中,他認為,面對我們人類自己所造成的全球生態問題,要做出改變的是我們。他呼籲,人類要試著去「控制我們所形成的主宰。因為純粹的主宰會反過來危害自己」,他提醒著人類必須節制,必須謙卑。這樣的立場在該書出版近二十餘年後的本書(原出版於2008年)中,也從未變過。賽荷依然堅持人類要節制、謙卑,妥善地自我要求,並恰如其份地與大自然之間進行互動;他呼籲人類至少「也要做到自我管理(égonomie)」才行。

  因此,賽荷的論點便來到了第三點。第三點是契約、是法律的概念,也是和平的概念,更是美學的概念。由於世界萬物構成了後代的遺產,「這最後的意義亦關乎租賃:在此並且唯有在此,我住在為我保留的地方」。賽荷提出的「自然契約」,意味著:「我們不該再自居為自然的主宰與擁有人。我們不該再自居為自然的主人與擁有者。新的契約就是租約。一旦我們變身為單純的房客,我們便能構想和平」。

  賽荷指出,這個地球、這個世界,不屬於任何人:「世界不屬於任何人……因此,Res nullius, mundus(無人所有之物,即世界也):不要再為了世界打鬥,世界不再屬於人。不可得而有,故去其所有」。Res nullius, mundus,代表的更是一種「參贊化育」的精神,也是上述賽荷所談論的美學意義(讚歎……心醉、熱誠、罕有……去其所有、澄明地讚美、有效地保衛)。

  那麼,若回到本書書名「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賽荷一步步回答這個問題。然而,在本書中,他更勾勒的是一個人類與地球整體性的未來圖像,敘說著的是一/多條、無止盡的旅程。這些旅程所開展的,便是人與萬事萬物之間的緣起、相即、共同創生與轉化的永恆尋渡之旅。而這樣的尋渡之旅,或許也可在近來興起之「全球生態村運動」(Global Ecovillage Movement)中窺見吧!

(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圖片來源:https://tcrgmelbourne.wordpress.com/tag/ser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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