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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星這本書的作者莫杭(Edgar Morin)是法國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就像傅柯、布迪厄那樣有名,當我們的譯者在法國跟他的同學說到他在翻譯莫杭的書,大家的反應都是:哇!你在翻譯大師的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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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與個人傳記生命的平衡關係上,我們已聊了許多歷史這一邊的東西。至於那些創造歷史者的生命又是如何?現在我們有可能指出夏日計劃如何對志工們的個人傳記生命產生影響嗎?我想是可以的。志工們是第一批辨識出並爬上六零年代浪頭的人。事實上,正因為他們爬上了浪頭,才賦予了這股浪潮最初的樣貌以及動能。只要這股浪潮還向前襲捲的一天,志工們就能享受我們之中如今鮮少能體驗到的那種高潮感。傳記生命與歷史以特定的方式囓合著,而這種方式只有那些身處在社會及政治變遷最前緣的人才能體會。從他們的敘述裡,我們清楚感受到這種經驗是多麼令人歡騰,使他們目眩神迷在一種交織了理想、個人使命及承諾的感受之中。
  然而,這股浪潮卻逐漸遠去,到了如今1988年仍持續衰退中。我們不僅從保守派在政治場域裡繼續占有優勢看出這種衰退,同時從在社會層面上對六零年代反文化的各主要元素的反制也可以看出。雖然研究指出事實上自從七零年代初以來,絕大多數的非法毒品的使用已逐漸減少,但在公共領域上對這個問題的議論與咆哮是比以往更加刺耳且訴諸道德。國會議員的妻子帶頭淨化搖滾樂的歌詞。甚至還有人私下樂見愛滋病的蔓延,認為它將是解決源於六零年代的性革命瘋過頭的問題,雖然染病本身令人感到遺憾,但卻是正義的展現。從許多方面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反動的年代。
  面對這樣的反制,志工們又該如何自處呢?一般普遍認為六零年代的基進份子已調整自己適應,甚至是擁抱了八零年代的生活方式。對於那些較晚才爬上六零年代浪潮的或對它的熱忱並不特別強烈的人來說,上述看法或許有幾分真確。然而,一旦我們談到的是志工,這種普遍說法就顯然有誤。任何人只要像許多志工曾如此徹底投身社運,就不會輕易遺忘了其熱忱之基礎的政治願景及自我認同。雖然「基進份子變雅痞」的意象看起來別具吸引力,在現今的政治氣氛下聽來也格外合理,但志工當前的生活卻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密西西比參與者仍令人驚異地忠於他們二十五年前曾支持的政治信念。如果我們只以一般常見的標準來衡量的話,他們的忠誠令他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面臨過去二十五年來在這個國家中政治與文化的鐘擺效應擺向另一端的困境,他們仍持守信念,這意味著他們將體驗到深刻的疏離及在政治上被邊緣化的處境。有位志工將自己的困境,與在麥卡錫主義達到高峰時四面楚歌的左派人士的處境相比擬。這個類比是很貼切的。後者同樣也為了持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付出龐大的代價。曾被譽為是下一波典範的政治價值與個人認同,如今卻染上污名。歷史與個人傳記生命曾是並肩齊行,如今卻分道揚鑣,偶爾還伴隨著悲劇性的結果。
  麥卡錫時代扣紅帽子及獵殺共產女巫的行動,讓許多人賠上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家庭,有時甚至連命都賠上了。我們也看到志工們同樣遭遇了這樣的悲劇,像是曾最富盛名的志工Denis Sweeney這個令人傷感的例子。他在自由之夏後的幾年間,也曾不斷找尋適當的後續行動來參與,然而在七零年代初期突然消失無蹤。那些曾在之後幾年間見過他的人講述著Sweeney怪誕的軼聞,說他偏執地認定中央情報局意圖在他身上植入電擊器,要把他逼瘋。Sweeney去見了當初曾教他很多東西、也曾是自由之夏之策士的Allard Lowenstein;Sweeney認為Lowenstein是籌劃所謂中央情報局陰謀的主謀。這個故事最終以駭人的結局收尾:1980年三月十四日,Sweeney到了Lowenstein位在紐約市的法律事務所找他,然後將帶來的手槍內的子彈全射在他身上。Lowenstein過沒多久就氣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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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密西西比志工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或許不會因為六0年代的終結而劃下句點。他們或許將在美國左派社運的再崛起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雖然這僅止於臆測,但卻是有許多歷史上的先例可循。「社運已死」或「政治的年代已經告終」只是大眾流行的說法,而這些說法卻鮮少成真。社運與其說是已死,倒不如說它如今的規模較小。媒體比較感興趣的是背棄當初理想的社運,因此常創造出社運已死的印象。然而,這並非事實。相反地,社運是縮編了、規模縮小,並調整自己以適應變遷的政治氛圍。我們以為禁酒運動已消失很久了,但事實上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直到今天都還在運作。三K黨也是這樣,雖然我們往往認為它是存在於充斥著種族歧視的憤恨敵意的老南方,而不是1980年代如今的南方。在麥卡錫主義的鼎盛時期,美國左派仍倖存於孤獨的紐約市格林威治村內的小組會議、個別孤立的和平主義團體,以及常被騷擾(以及追捕)的美國共產黨之中。
  同樣地,新左派仍然持存於當代美國,在像自由之夏參與者這樣的人的政治參與裡。他們是左派火把的守護者,細細呵護著過去光榮歲月中令人驕傲、盛極一時的社運殘存下的意識型態或組織。然而,他們這麼做並不僅是一種懷舊、握緊不想放手的反應。為了生存下去,社運即便在充滿敵意的年代裡還是必須能經營。左派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它撐過了1890年代平民政治主義的崩解(譯註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赤色恐慌,以及1950年代初在政治上獵殺赤色女巫的行動(即麥卡錫主義)。它未來仍將安渡過雷根引導的革命以及道德多數的興起,因為像參與過自由之夏的人們將在意識型態及組織上打造起一座橋,連結新左派(到時間,或許叫舊左派)與下一個左派運動的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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