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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開春，一群社會學家齊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試圖一起勾繪戰後的台灣社會學發展史。
　　為什麼要瞭解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以我自己為例，進入社會學雖已二十多年，但對於這門學科在台灣的歷史，卻所知不多。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回台灣時，只知美國社會學的發展，設定的對話對象與參考架構，全部來自美國社會學家對台灣社會的研究。然而，心底始終有一股渴望，想要瞭解：我從何處來、現在處於何地、未來將往何處走？重新認識台灣社會與台灣社會學發展史，正是一個回應。


　　掌握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也是學術原創不可或缺的要件。原創是學術研究的動力與目標，而研究成果是否原創，端看所對照的知識傳統。「新」必然對照於「舊」，「舊」的構成與格局，決定了我們認為什麼是「新」；「舊」的格局越大，要有新意越是困難。然而，一旦在大格局的「舊」之下，仍然有經得起比較與考驗的「新」，那就是真正的原創了。全面而深入地掌握台灣社會學發展史，是擴大格局的一條途徑。
　　勾繪台灣社會學發展史的另一個意義是傳承，一方面掌握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將我們對這些成果的理解傳遞給下一代的台灣社會學家。這樣做有什麼效應呢？東海大學的黃崇憲老師在研究所的研討課上，採用了本書的初稿當作教材，他將同學分成「拷問」組與「辯護」組，針對本書進行攻錯。在黃老師的安排與帶領下，修課同學利用整整五週的時間進行討論，留下了長達九十七頁的備忘錄。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彰顯對一本書的看重呢？
　　這群研究生是本書最早的讀者，從他們的評論中，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因為這本書，這群讀者對各分支乃至於台灣社會學的發展有了一個鳥瞰的圖像；因為這本書，他們擴大了對台灣社會學的想像，從而發展出未來的研究議題；最後，因為這本書，他們察覺到「現在我們正站在全然不同的制高點之上」。本書通過了一般的同儕審，在出版前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讀者審」，更準確地說，這是讀者與作者共創意義而形成了一個有機的學術社群。這群在本書出版前就提出評論的讀者，讓《群學爭鳴》十二位作者的努力有了「社會學的」以及「社會的」意義。
　　傳承並非單向，我也從這群讀者的評論中學習到，下一代的台灣社會學家將展現與我們這一代不同的面貌。簡要言之，我看到了「由結構到能動、由事實到想像、由實然到應然」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必定會重新形塑社會學的基本議題與社會學研究的實踐意涵。在這些評論中、在我自己的學生身上，我都感受到了這個巨變的蛛絲馬跡，從而讓我對台灣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發展，十分盼望與樂觀。
　　本書的由來，始於2005年3月，數十位不同分支領域的社會學者開始了「閉門」會議，集體討論要回顧的課題、如何回顧等問題。閉門會議持續到當年6月，接著各人開始撰寫論文。隔年（2006年）4月，論文初稿完成時，在龍潭渴望園區召開「移地會議」，每篇論文邀請兩位學者評論。在兩夜三天的討論中，最常被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挑選了這些領域，而不是其他的領域？而在特定的分支領域中，為什麼只選擇這些研究成果，而不是其他？本書的原初計畫，十分務實，也就是先針對戰後台灣社會學較有成果的課題，邀集相關的同仁來回顧。但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有些同仁因為不同的原因退出撰寫計畫，因而未能有更全面的回顧。此外，任何回顧，一定是採取特定觀點，從而在素材的選擇與評論上，必然挂一漏萬。本書只能說是「拋磚引玉」，作者們追求的並不是窮盡的涵蓋，而是在我們所選擇的領域與素材中，做出實質的、深刻的與批判的回顧，藉此促成其他領域、從其他觀點做出來的回顧。
　　我要感謝本書各章作者，在長達三年的共事過程中，包容我的緊迫盯人。我也要感謝參與過這個計畫與擔任評論的學者：王宏仁、成令方、何明修、吳泉源、吳嘉苓、李廣均、汪宏倫、柯志明、范雲、張茂桂、陳介玄、陳東升、楊文山、裴元領、蔡明璋、蕭阿勤、與謝雨生。本書書稿完成後，曾送請《台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進行審查，我要向黃金麟主編及全體編委致上由衷的謝意。兩位審查人深入和建設性的建議，減少了本書可能的疏失，本書全體作者銘記在心，當然最後的責任仍在我們。謝麗玲小姐見證了這個集體計畫從醞釀到成書的全部過程，她的行政能力與編輯專長，讓整個計畫的進行順利而愉快。最後，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計畫過程中的經費與行政支持。
　　本書厚達六百餘頁，為了降低售價，促進流通，全體作者決定捐出所有版稅，請讀者笑納。

王斑／史丹福大學亞洲語文系教授
　　90年代中，黃宗儀同學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錄取為比較文學系的博士生，從台灣來到紐約市東部的長島石溪鎮。石溪校園濱臨度假村的海灘，傍有綠樹蔥蘢的山丘，幾處古雅的街區小鎮座落在學院的四周。週末風和日麗閒暇之時，石溪鎮的居民，包括學生，常到附近的荷塘遊玩，用麵包渣飼餵在水上嬉戲的鴨子。整個地方的感覺是，處桃花源日久，不知有漢魏。在這裡讀比較文學、咀嚼莎士比亞、分析陶淵明，真是天時地利。當時我在石溪校園比較文學系任教，瞭解到黃宗儀同學剛到此地蠻愉快，很融入那種世外之情。但我也知道她對法蘭克福批評理論很有興趣。誰知幾年下來，她寫起博士論文就筆鋒頗為犀利，大有火藥味，嚴辭抨擊大都市的弊病，分析國際資本的湧流蔓延，闡述大都市按資本邏輯的規劃，打造出日益華麗虛幻的想像。

　　當時跟教員同學聊天，一談及紐約市，有的人認為是文化消費的極樂世界，有的人則認為紐約市與長島恬靜的氣息水火不容，雖開車一小時便到，但完全是異地他鄉，散佈著香風臭氣。但不管好壞，提到紐約市，連紐約兩字都省去了，只稱 The City， 即，萬城之首，萬都之王，似乎地球上除紐約之外沒有什麼名正言順的城市。紐約這種天下之都的傲慢與偏見，黃宗儀一定在求學時代就可體驗到，所以能激發批評和思考。在她的筆下，資本都市的君臨萬眾，一統天下，轉移到了亞洲的大都市。她在博士論文中就分析了國際資本在亞洲都市如何建構、支配人們生存空間。那是一篇論證翔實、分析精彩的論文，我有幸成為論文的委員會的指導者之一。黃宗儀畢業後在台師大任教，後又被台大聘請，可見其學術之功底和成就。而且，畢業不久，她英文博士論文很快就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不久還獲得台灣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勵。

序言 ◎ 黃煌雄 　　一九八八年三月，台灣研究基金會（以下簡稱台研會）正式成立。一九八九年五月，台研會出版《國防白皮書》；同年六月，出版《壟斷與剝削》，這兩本書在當時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指標意義。 

◎ 陳東升
　　2005年一月我從台大借調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服務，當時已經寫好有關台灣液晶顯示器產業發展的論文草稿，但是由於公務繁忙，沒有時間修改。直到2008年七月底歸建回到台大，又收到劉鈐佑總編輯的電子郵件告知《積體網路》一書要再印，盼能擴展將這本書的研究，對於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政策能夠有所貢獻，三年前寫的論文剛好可以符合這樣的期待，於是八月份就集中時間修改，增添原書的篇幅，將台灣積體電路與液晶顯示器兩個重要產業的發展軌跡與加成效應，做一個完整的分析。

　　國科會的工作除了學術研究計畫審查和經費分配的常規性工作外，還有許多機會接觸到國家科技產業政策推動、科技產業研發推動、科技產業人才培育、產學合作機制建立等事務，因此可以將我過去有關積體電路產業和液晶顯示器產業的研究和國家科技政策、企業發展策略聯結起來，在思考上有這樣的激發是很有難得的。
　　對一個國家來說，鞏固原來具有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是一個重要的面向，發展具有潛力的新科技產業則是另一項必須要進行的工作。目前積體電路 (IC) 產業與液晶顯示器產業 (LCD) 可以說是已經站穩腳步，大家都有共識即將發展的生物科技產業是下一個重點產業，由於生物科技產業的內容多樣而且複雜，國家政策方向與企業經營策略如何定調呢?本書的研究可以提供這個問題一些線索。
　　從積體電路產業的發展到液晶顯示器產業，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成功的旗艦產業 (積體電路產業) 在資金、製造設備、製造人力、技術研發與零件設計，應可為後續發展的高科技產業做出非常大的貢獻。但前提是，兩個產業在技術層面上要有一些交集，可是絕對不完全重疊，如此才能順利的將部份的人力、研發能力及設備移轉過來。回顧液晶顯示器產業的經驗，玻璃基板陣列製造流程 (Array) 和積體電路 (IC) 的製程是類似的，因此調整積體電路生產線就可以轉變成液晶顯示器部份的製造流程。而液晶顯示器需要驅動IC與控制器IC，台灣有許多自行創業或晶圓製造廠轉投資的IC設計公司，技術成熟且有市場競爭力，他們能夠從設計消費性IC、個人電腦IC、通訊IC所累積的研發能力，立刻轉移目標到液晶顯示器有關的設計，並且在台灣尖端晶圓代工製造能力的支援下，發展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IC產品，果然在短短幾年內就在液晶顯示器使用的IC零組件市場上佔有很大的比例。
　　新興科技產業與既存科技產業的綜效，也促成台灣這樣的後進發展國家在技術上演進出不同的模式。歐美日等國在高科技的研發是處於領先地位，掌握技術突破的研發能力和產品技術應用的專利，這樣的優勢造成後進者相當高的進入門檻。一般來說，後進國家都要仰賴技術移轉或輸入，不對等的技術權力關係是很難改變的。不過，新興高科技產業在技術輸入的同時，如果能夠在既存科技產業的支持下，將可以同步促成技術擴散和技術研發兩個關鍵性的機制，前者擴大這個產業的技術基礎和技術範圍，使得瞭解或擁有技術的人才和企業達到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的兩種效應；後者是能夠建立本土的技術研發能力，自行發展出新一代液晶顯示器及相關零組件，逐漸追趕上先進國家的水準。短期內液晶顯示器自行研發技術即便無法達到量產的標準，但是有助於提高國外新創技術輸入的談判籌碼。而零組件技術研發能力，則是建立一個上下游完整的產業鏈，避免依賴國外的輸入，而失去競爭的優勢。整體而言，技術輸入、技術擴散與技術研發三者同步進行的後進國家技術發展模式，是一種能夠在地深耕科技產業的範型，一個國家前後發展的高科技產業間的綜合效應是促成這個機制的重要因素。
　　其次，兩個產業的綜合效應的發酵，一定要考慮到產品市場是在不同的範圍。例如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以代工為主，搭配動態記憶體、快閃記憶體等標準化產品，和液晶顯示器使用在電腦、電視、通訊等領域是屬於完全不同的市場，因此積體電路產業產值上兆的同時，液晶顯示器產業在其他市場也累積上兆的產值，兩個產業同步擴大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這種技術部份重疊，但產品市場卻是獨立的特性，對於評估一個國家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方向有其重要性。一個新產業若要從頭開始，且短時間內在全球市場上展開優勢競爭是很困難的任務。如果有一個既有領導產業的支撐，產生跨產業的綜合效應，那麼新興產業成功的機會就大為提高。不過，新興產業與既有產業市場不能重疊，否則整體經濟的效益就無法擴大，跨產業的產值擴張效果偏低，對於國家經濟發展也不會有太大的助益。
　　這本書的研究範圍從積體電路產業跨足到液晶顯示器產業，不僅僅使分析的視野更為宏觀、更為全面，也替台灣1980年代產業轉型與發展勾勒出比較完整的圖像。更重要的是，理論分析能夠為實質產業政策的擬定奠定基礎，為台灣產業發展的走向提出一些可以參考的決策選擇模式，這也是一個進行產業社會學研究的人希望能夠有所貢獻的地方。畢竟理論的研究分析不能離經驗世界太遠，衷盼個人的研究成果能為提供研究資源給學術界的社會大眾謀求經濟上的福祉，善盡一點研究者的責任。

 

◎ 孫中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尚未臨終卻也孤寂」的小書

　　書本的大小真的是很重要的。讀者往往不假思索認為：「書大學問大」，所以一本小書就很難讓人嚴肅對待。這是這本社會學大師所寫的小書所必須面對的第一個難題。

　　書本的主題則是另一個讓讀者親近或是遠離的試金石。現在來談「臨終者」這樣的主題，很難不讓人想到這是「生死學」的專業領域。一本社會學理論家所寫的書要「踩到」看似「別人的領域」的這種「大學問」，其命運應該也是可以「生死立判」的吧！這麼一個大哉問的領域，竟然只用這麼小的篇幅來處理，更何況這本小書也沒有庫布樂—羅絲（Elisabeth Kübler-Ross）在一九六九年的成名作《論死亡與瀕死》（On Death and Dying）書中那麼條理清楚的說出瀕死的五階段（否定和孤立→氣憤難平→討價還價→鬱鬱寡歡→安然接受），對於期待內容條理分明的讀者而言，這本小書恐怕也很難有所勝出！

　　如果還要從作者的生平小我脈絡來看這本書的緣起，也很容易讓讀者茫然。這本看似「沒頭沒尾」的小書怎麼看都像是一本還沒寫完的一本大書的一個小部分。作者既沒有「序」，也沒有「跋」，只有出版商簡要的說明，讓讀者搞不清楚這是作者的手稿，還是口述的整理稿。

　　如果從上面幾種方式來看待這本書，「孤寂」大概會是這本「大師小書」的必然的命運。

　　但是如果您願意換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的話，您也許會有機會發現一位社會學理論大師面對這個生死大哉問的議題上的「善言」。我們可以說，這是一位社會學大師用生命寫的書。

若有似無的文獻回顧

　　其實高齡或臨終或死亡的議題並不是古往今來社會學理論家不關心的問題。就死亡議題來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德國社會學大師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在自己死前七、八年就發表過《死亡形上學》（Zur Metaphysik des Todes）一書；被戴上「結構功能論」的帽子的美國二十世紀社會學大師帕深思（Talcott Parsons, 1902-1979）也曾經在死前三年在《生物倫理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Bioethics）上發表過〈西方世界的死亡〉（Death in the Western World）一文。可惜的是，這些都沒引起學界太多的重視。愛里亞斯的這本小書也沒有提及這個被眾人遺忘的隱匿傳統；他倒是在第二篇演講中提及後來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著稱的雙人組葛雷瑟（Barney G. Glaser）和史特勞斯（Anselm L. Strauss）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臨終時刻》（Time for Dying），而沒有提及其他類似的研究成果。這種若有似無式的文獻回顧，讓人很難從嚴格學術的規範來看待這本書的特性。

生命脈絡及其昇華

　　愛里亞斯應該不是想要寫一本符合嚴謹學術格式的小書。這本書於一九八二年首次以德文出版的時候，愛里亞斯已經是八十五歲高齡的老者。完成這本書的動力顯然不是來自他的「精力」，而是他的「經歷」；他在書稿完成後的五年後才過世，所以很難說是他的「臨終者」身分的經歷，但卻絕對來自他的高齡的親身經歷。

　　雖然他強調臨終者的主觀經驗是本書的重點之一，他卻沒有從夫子自道的層面來做回憶錄式的論述。他仍然選擇從社會學者的立場來將個人的煩惱昇華為社會議題的層面來討論。

吾道一以貫之

　　因此在這本小書裡面，雖然他沒有明說，但是對他的思想發展略有所知的讀者，應該可以找到他從自己過去理論延伸的種種軌跡。

　　首先最明顯的是他的「文明歷程」（或譯「文明化進程」）的長期關懷。他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成名作《文明歷程》中就對於西方世界社會生活從中古時代以來的演變感到高度的興趣。當時的書中討論過的主題涵蓋：餐桌禮儀、擤鼻涕、吐痰、臥房行為、兩性關係、攻擊性、武士生涯、封建制度，以及國家，林林總總，幾乎無所不包，可是就是遺忘了生命的最後關頭：臨終和死亡。所以這本小書，可以算是「文明歷程」的增訂，讓「文明歷程」的討論更為完整。在這個議題上，他仍然應用有限的精力，表達對於自稱「周日史家」（un historien du dimanche）的法國作者阿力耶斯同類研究結果的不敢茍同。這種對於長遠歷史文化脈絡的強調，恐怕是諸多生死學的書所罕見而無法容受的吧！

　　其次是他應用學生Cas Wouters的「正式化」（formalization）和「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的對比概念來呈現死亡或臨終議題在西方文明歷程的轉變。這一組概念雖然沒有在愛里亞斯的成名作中出現，可是Cas Wouters在本書中所被徵引的那篇文章中卻明白說過，這是愛里亞斯口授給他的一組概念，說的是西方文明進展中，有些禮節逐漸由嚴格規定趨向越來越鬆散的趨勢，他就分別名之為「正式化」和「非正式化」。愛里亞斯在這本小書也四度徵引到這個和學生分享的概念組。

　　還有一個就是愛里亞斯的招牌概念：「形態」（figuration），或者可以用更通俗的說法，「社會網絡」或「社會關係網絡」。這個字眼其實並沒有在書中出現，可是他在書中所說的臨終者的「孤寂」，其實就是現成西方高度發展國家將臨終者和他熟悉的生活世界和社會網絡關係隔絕，並且將他們錯置在一群陌生人之中的這種作為和制度，就是缺乏了「人是生活在人群中」的這種基本的「形態」概念。有關這一個概念的闡發，愛里亞斯在一九七○年的著作《什麼是社會學》中的第四章就有清清楚楚的說明。

語重心長

　　除了這些看似老調重「談」的部分，愛里亞斯在書中其實提醒我們要注意到「臨終者的孤寂」不僅是一種心理現象而已，而且也是一個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現象，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習為背景。

　　愛里亞斯在書中指出，這些文化的積習都忽略了人是生活在社會關係網絡中的，所以面對高齡者或是臨終者，當局並沒有把這個重要的因素考慮在制度設計之中。
　　社會的隔離措施，也讓高齡者和臨終者和社會上其他人相處時，會產生心理上的孤立和孤寂感，甚至產生「難堪閾限」（embarrassment threshold），讓不同狀況之間的人們彼此不知所措和無言以對。

　　最後，在第二篇對醫學會議演說的結尾中，愛里亞斯語重心長地期盼：對臨終者的照護，千萬不要再「見病不見人」。這也是許多有醫療院所經驗的臨終者家屬所能感同身受的呼籲。

　　愛里亞斯在書中並沒有提到改進之道，不過，不是已經有許多人做出不少的努力嗎？看看最近幾年的「安寧病房」、「臨終照護」、「生死學」等概念的出現和逐漸落實，可見這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議題，這是所有人類共同要面對的議題。就這一點而言，愛里亞斯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小書就是預見了一場人間革命的風潮已經悄悄吹動著。

版本的喧囂

　　這本書原來是在一九八二年以德文出版，當時的書的扉頁上寫的是長長的《我們這個時代的臨終者的孤寂》（Über die Einsamkeit der Sterbenden in unseren Tagen），可是封面的書名上卻省去了「我們這個時代」幾個字。全書也沒有製作索引。我所看到一九九五年第八版還都是這個樣子。
　　一九八五年英譯本由專門翻譯愛里亞斯著作的 Edmund Jephcott 執筆，增加了一篇愛里亞斯在一九八三年十月於 Bad Salzuflen 舉行的醫學會議的一篇演講稿，可是沒有註明這是作者自己準備的稿子，還是別人所做的演講記錄。這在目錄頁之後有一段小小的說明。書後也增加了簡單的索引。
　　中文譯者鄭義愷更加認真，以德文原本為根據，但是在德文原本和英譯本不同處，都能一一註明，並譯出德文版沒有的部分。他還很貼心加上一些譯者註。在這個網路查詢越來越方便的時代，譯者的用心也是應該大家讚揚的，這樣也許可以稍稍安慰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孤寂吧！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所以我們都是某種意義的臨終者。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克雷倫頓講座（The Clarendon Lectures）發表於2003年2月5, 6及7日，牛津大學的地理與環境學院。這個時間點意味深遠。與伊拉克的戰爭，雖看似無可避免，但尚未展開，停止戰爭的微弱希望還在騷動。這個希望獲得大規模全球示威的支持，2月15日約有一百萬人走上了倫敦和巴塞隆納的街頭，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許多城市，包括美國，也記錄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數。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的意見大致上擁護以下觀點，主張任何人都同意是野蠻專制的政權所引起的威脅，可以透過外交手段解決。即使有這些反對，對付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已經在美國的指令下於3月20日展開，而英國和西班牙給予最明確的支持。在我寫作的當下，戰爭的結局雖然在軍事方面毫無疑問，卻依然渾沌不明。它最終會是（或者像是）一種殖民佔領、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還是真正的解放？

　　一方面，面對這些快速變動的事件，很難設計出一套有關「新帝國主義」這個主題的演講。但是，另一方面，這些事件的性質，以及它們對全球安全造成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威脅，卻有必要加以深入分析。因此，我決定盡力嘗試穿透表面的紊流，探勘形塑世界歷史地理的深流，或許可以藉此稍微闡明我們為什麼會走到這種危險又艱困的關頭。

 

　　在追尋這項目標的過程裡，我從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和歐瑪．達布爾（Omar Dahbour）所組織的，位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CUNY Graduate Center）的地方、文化與政治中心，以「帝國主義」為題的一年討論課裡獲益甚多。我要感謝尼爾、歐瑪，以及這門討論課的參與者，協助塑造了許多我的洞察。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學程的幾位同事，也坦率評論了我的主題，我也要感謝列尼罕（Louise Lennihan）、羅伯坦（Don Robotham）、蘇塞（Ida Susser）、施耐德（Jane Schneider）、阿薩德（Talal Assad），以及特別是布林（Michael Blim）和參與我們聯合開設的「土地、勞動與資本」討論課的學生的貢獻。順著我在這裡建構的線索，從事某種介入的原始想法，最初是我與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在約翰霍普金斯合開的一門討論課裡，模模糊糊想到的。我要謝謝牛津地理學院的同事邀請我回到我的老窩，在這麼適切的時刻，這麼合宜的地點，發表這些演說。我特別要感謝凱卡（Maria Kaika）、蘭頓（Jack Langton）與史溫吉道（Erik Swyngedouw）的誠摯招待，以及他們對於這個主題的濃厚興趣。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亞須比（Anne Ashby）幫了很大的忙，而伯克（Jan Burke）一如往常，扮演了刺激我付諸行動的不可或缺角色。好幾年來，我從很難在此細數的眾多其他人的互動中，獲益良多。我希望我已經在這些演講裡，善加運用了他們的個人和集體智慧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