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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美與反美》推薦序—一個已「內化」美國的日本

蔡增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所長兼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日本是個相當矛盾的民族。它既喜愛美麗的事物，卻又極盡黷武；它相當崇尚禮節，另一方面又窮極好鬥；它熱愛新事物，但有時又相當保守念舊；它講究服從之道，又常常桀驁不馴。

日本人的雙重性格，也具體表現在戰後的對美政策上。它表現地如此親美，骨子裡又極力反美。日本會親美，乃因為美國是唯一打敗過它的國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向崇尚強者、鄙視弱者，你沒打敗它，它就會不斷嘗試以小搏大；一旦你擊敗它，它就會永遠對您俯首稱臣。

二戰期間，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只擊潰日本的軍事硬體，徹底瓦解日本心防的，是戰後美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占領日本的七年間公布的「公職放逐令」及「財閥解體令」。從此日本徹底臣服於美國，不但沒有自己的軍隊，外交政策上也唯「美」是瞻（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日本的外交政策），更成為美國軍事擴張的提款機。

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向來存在「美國派」與「亞洲派」的路線之爭。「美國派」認為一路追隨美國才能保障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利益，東京到北京的捷徑是經由華盛頓，只要美日關係穩定，中日關係自然就好。「亞洲派」則認為日本身處亞洲，當務之急應是改善與周邊鄰國的關係，而非一味追隨美國。可惜從戰後以來，「美國派」就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主流，2009年民主黨上台後主張的美中等距外交，在普天間基地爭議下都只化為曇花一現。

戰後的日本為何如此親美？為何始終無法改變親美路線？除了美日同盟的軍事因素，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因素？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的《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就是嘗試要解答這幾項疑問。吉見教授嘗試從社會學及歷史學的角度，解構在2001年恐怖攻擊後，美國高舉反恐大旗入侵伊拉克及阿富汗，引發西方社會及伊斯蘭社會大規模反美浪潮時，何以日本國內卻紋風不動？

原來美國早就從文化、消費及社會三方面進入日本，進而改變日本，作者選定媒介的表象、都市與休閒，以及居住空間等三個方面，來論述日本對「美國」這個概念接納的基準。作者赫然發現：美國對日本的深刻影響不只限於戰後，而要追溯到1853年美國黑船進入東京灣。對日本人來說，美國不再是太平洋彼岸的國家，而是內化為日本社會秩序的一部分，這讓日本成為全世界最親美的國家。

2012年，中日兩國爆發釣魚台主權爭議，使日本國內新民族主義勢力抬頭；美國對釣魚台問題的曖昧，則讓日本政府寢食難安，這種情勢的轉變只會讓日本更離不開美國。當亞洲各國在「親美」與「反美」兩股勢力拉鋸的同時，日本好像只剩下「親美」一種聲音。日本的「親美」也許是來自日本國內政治的無意識，或毋寧說是日本對鄰國即將崛起的一種集體焦慮。

被「美國主義」附身的東亞主體性

陳光興（交大社會與文化所教授）

1967年，陳映真的小說〈唐倩的喜劇〉開啟了台灣戰後「親美反共」的後殖民知識狀況的剖析。

故事的靈魂人物唐倩，是大陸出生的那一代，她從小與母親被父親遺棄，過著黯淡的童年。或許因為父親留下了惡劣印記吧，她那古板怨婦型的老媽放手讓她將「把男人驅向困境為樂」當成座右銘（p. 127），不少愛慕她的男子於是落難。

高中二年級，她崇拜能言善道、教公民的老師，因此曾是熱血沸騰的反共愛國學生。長大後成了文藝女青年，她調動自己的情場經驗，以「露骨的描寫床第間的感覺」發跡（p. 125），此刻碰上了她第二個崇拜的對象，胖子老莫正在讀書界以存在主義引領風騷，她當機力斷甩掉了跟不上思想風潮的詩人于舟。很快的，唐倩的小說立刻更上一層樓，結合從老莫那兒真傳的理論語言與生活實踐─她兩人公開同居被媲美為沙特與西蒙波娃偉大戀情的本土版─她的創作被評論家評價為存在主義在中國文學上的代表作，於是唐倩搖身成為偉大的實踐型女作家。

活在親美反共的國度裡，任何思想的左翼部分很自然會被扭轉。1960年代中期正是越戰的高潮，老莫從美國出版的雜誌《生活》、《新聞週刊》、《時代週刊》，收集培養存在主義痛苦與不安氣質的圖片，他對於越共的暴力自殺行徑表示痛心疾首，這些黑衫分子愚昧效忠國際共產主義，「是進步、現代化、民主與自由的反動；是亞洲人的恥辱；是落後地區向前發展的時候，因適應不良而產生的病態」（p. 130）。總之，老莫的痛苦與不安並非來自對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人道關懷，而來自他受到台灣社會的「反共無意識」薰陶的偏狹認識，指向越共的愚蠢所帶來對所有亞洲人的羞恥感。於是，存在主義能對帝國主義進行批判的牙齒就這樣被拔掉了！所有思想一旦「落地」就很自然地與在地的土壤鑲嵌。

唐倩這位現在已經是存在主義的小說家，雖崇拜老莫但還保有她與生俱來對付男人的本事。她很快就發現老莫如同一般的知識分子，偽善、外表理性、深沉、憂鬱，滿口仁義道德，一旦上了床就原形畢露：

伊覺得： 性之對於胖子老莫， 似乎是一件完全孤立的東西。他是出奇地熱烈的， 但卻使伊一點也感覺不出人的親愛。伊老是在可怖的寂靜中， 傾聽著他的狂亂的呼吸和床第聲音， 久久等待著他的萎潰。伊覺得自己彷彿是一隻被猛獅精心剝食著的小羚羊。然而， 這自然也不是不曾把伊帶到一個非人的、無人的痙攣地帶， 而後碎成滿天隕星底境地。（p. 128）

唐倩期待這位存在主義的理論家會發展出更近人道主義精神的性事方法，沒想到老莫把理論跟實踐脫鉤，性就是性；更可怕的是，一陣衝刺回神後，他可以立刻開始談學問，似乎完全沒有存在主義溫存的一面。雖然如此，唐倩對胖子的愛情越發濃烈，強到祕密懷了三個月身孕，打算複製一位天才思想家。豈料老莫知道後，調了很多書袋，勸說這會破壞他們兩人試婚的形象，逼得唐倩含淚順從，偷偷去了藏在巷子裡的破舊醫院，拿掉他們愛情的結晶。但她沒法忘掉，在那非法墮胎的手術室裡的所見所聞，「只有伊才了解的絕望而恐懼的眼睛；那裡原始的叫喊；那裡的污血、陰（門音）和惡臭」（p. 132）。老莫還是有良心的，過程中他沒落跑，陪在旁邊一直掉眼淚。之後，胖子沒法擺脫殺嬰的深重愧咎感，去勢的恐懼症與日俱增，讓他喪失跟唐倩床上原有的熱情能力。那年冬天，他倆分手了。

唐倩是在羅大頭的引領下重現江湖，這位哲學系年輕的助教羅仲其，以新實證主義打敗老莫為首的存在主義，脫穎而出，以科學之名、邏輯為方法的懷疑主義，成為讀書圈裡新的顯學。敘事者對以質疑一切為論述戰略能大行其道提出解釋：不斷詭辯給了犬儒知識分子帶來莫大的快感，同時他們從不提出正面論述的位置，轉進為具有侵略性的質疑，「於是質疑不再是一種苦悶，一種憂悒，而是一種虛榮，一種姿勢」（p. 136），存在主義的式微、邏輯論的興起，有跡可循。聰慧的唐倩跟了羅大頭，當然就揚棄幼稚的過去，加入邏輯實證論新思潮的陣營，也努力學習把這套思想方法融入她的小說。

這位老家江西的羅大頭，是出生在富裕人家的獨生子，共產黨來了，家在一夜之間毀了，母親上吊、父親被群眾大會逼死，他一個人流亡台灣。過去這些心痛的經驗，羅大頭刻骨銘心，對任何事都得懷疑，「我是什麼也不相信了。我憎恨獨裁，憎恨奸細，憎恨群眾，憎恨各式各樣的煽動！然而純粹理智的邏輯形式和法則底世界，卻給了我自由」（p. 138），邏輯實證論於是成為他信仰的情感基礎。他甚至公開宣示，對岸大搞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在搞煽動，不具任何真理價值，對他而言，「真理，是沒有國家、民族和黨派界限的」（p. 139）。好在邏輯實證論的流行範圍基本上是在象牙塔裡，否則當局未必會贊成他的想法，不過這個哲學式的論證或許解釋了大量留學生奔向美國的心情吧！

然而，這個追求真理的羅大頭跟老莫一樣，最終會敗在唐倩的裙下，他的理性論證沒法壓倒他深層的嫉妒。儘管唐倩從他這學到許多，老莫還是陰魂不散，像是從老莫那兒學來、睡前得喝上半杯冷牛奶的習慣，就還殘留在她身上，讓他氣得全身發抖；但為了在這場男女的鬥爭中得勝，又得壓抑胸中的妒恨，久而久之染上了神經衰弱的身心症。最致命的是，他在床上無法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如老莫般把唐倩偶而帶向非人的境界。在不斷自我懷疑中，「無窮的焦慮、敗北感和去勢的恐懼」（p.144）籠罩大頭，最後把自己逼瘋，走上絕路自殺了。

悲傷至極的唐倩，再次從江湖消失，成為人們「古典的傳說」（p. 145）。第三次重出江湖時，她居然變成人們的罵柄，說她拜金、崇洋、沒有民族意識，只因她跟留美青年喬治H.D. 周在一起了。這位周宏達跟羅大頭一樣都是流亡學生，差異在於他學工程，在舊金山拿到碩士後考進紐約一家大公司，被派來台灣分部處理技術上的問題。對於批評唐倩的人，喬治的回應很直接：「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幸一直是落後地區人們所妒忌的對象。」（ p . 1 4 6 ）他出身台灣，熟悉這個地方普遍養成的美國夢，他勸大家別太急，雖然還早了點，但是「這種開明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只要充分的容忍，再假以時日，是一定能在世界各地方實現的」（p. 146）。這彷彿在替美國向全世界推銷自己品牌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卻重新打開唐倩當時破碎的心。相對於胖子跟大頭「那些空虛的知性、激越的語言、紊亂而無規律的秩序、貧困而不安的生活以及索漠的性」，喬治的自信、踏實和舒適的房車，「彷彿有一種生活上實在的東西打擊了伊」（p. 147），她發現另一個真實而又值得嚮往的世界。而唐倩對美國並非毫無保留，當喬治說「中國跟美國比起來，簡直是絕望」（p. 148），沒得好比的，她回喬治，這樣的中國人在那兒不就成了次等人了，一定會造成他被歧視的不快吧！喬治也同意，但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國籍或民族，其實並不重要。我們該學會做一個世界的公民」（p.149）。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在1960年代成為知識人的選項，待在美國不是做美國人，是做世界人，尤其是只有在那偉大的國度才有條件做世界公民。

發現新大陸的唐倩，在一個月光的晚上，「裝著又驚又喜的樣子」（p. 153），答應喬治的求婚。在豪華而又寂寞的訂婚晚宴上，總共來了包括他們倆的五位親友。大學同寢室的老馬喝著難得喝上一次的洋酒，衷心祝福老室友終於脫離過去的顛沛流離；矮小的老房東躲在一旁什麼都沒說，快樂地喝著他的酒；新娘的媽還是沒能丟掉她棄婦的苦澀，不知道是難過女兒將離她遠去，還是想起不幸的過去，總是掩面哭泣。也是在那天夜裡，唐倩才把自己給了他，喬治的誓言讓她感動的哭了。但也是在那晚，她才發現工程師把房事當成是駕馭機器，讓她不禁產生「一種屈辱和憤怒所錯綜的羞恥感」（p. 155）。但仔細想想，胖子、大頭跟這喬治不都一樣，「知識分子的性生活裡的那種令人恐怖和焦躁不安的非人化的性質，無不是由於深在於他們的心靈中的某一種無能和去勢的懼怖感所產生的」（p. 155），這是唐倩對這幾位發生過關係的男性的整體評價，既然都一樣也就沒啥好挑剔的，這喬治是跟定了。

故事還沒結束。唐倩跟著喬治周去了紐約，不到半年就有消息傳回來，她甩了工程碩士喬治，嫁給了在一家大型軍火公司負責研發部門的物理博士，在偉大的新世界開心活著。不錯的是，她沒有丟下她哀怨的老母不管，還不斷把美金寄回台灣，生活的物質條件漸漸好了起來。估計，唐倩也可能過些時候就把老媽接去住住，讓她也能嘗試落後地區沒法享受的生活方式。

至於唐倩後來又發生了什麼變化，是不是在美國當上了寓婆，沒寫到。

唐倩的喜劇演完了，她在台北讀書圈裡也快速被遺忘。在胖子與大頭之後，沒人有能力取代他們引領風騷，江湖於是沉寂了好一陣子，居然還有惡人造謠說他們是奸細，是「萬惡不赦的共產黨」。看來得等幾年，保釣運動在1970年開始上場，圈子才會再活絡起來。

〈唐倩的喜劇〉捕捉到台灣當時知識界的虛無狀態，在反共體制的前提下，思想界沒有空間對現實進行討論，只能藉由外來理論的表演撐起一遍荒蕪。作家歸納的很精準，來來去去的理論熱，「正如當時的一種新的舞步流行在夜總會一般」（p. 122），它的後遺症似乎有兩個，一個是對於所有現實的關切都得批著理論語言的外衣，說事不能說滿，得留個退路，「理論飛在空中的抽象性」提供了這層保護膜；相關的另一個更嚴重的是，「追趕流行的知識傳統」被逐步建立，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美國學院的風潮起舞，就連具有高度反思性、批判性的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乃至於近期的後殖民研究，都不過是一場又一場上演的戲碼，像流行的舞步一樣來來去去，無法落地生根，也就不可能開花結果。悲慘的是，陳映真1967年把問題提上檯面，即便在1974年陳的同代人郭松棻對學界繼續追擊，但思想界至今仍無法正面回應，知識結構已然固化、愈陷愈深，我們該好好反省，想法突破。

嚴肅追究台灣當前的知識困境，1950年代起「分斷體制」的形成是紮根的起點，不只是刺瞎了思想的左眼，也阻絕了分析眼前政治、社會的能力養成，懸空的抽象理論概念成為面對威權體制最安全的屏障。不只台灣，南韓同樣出了很多善用理論概念的知識人，這應該是同一種歷史軌跡的產物，值得深究。直接面對台灣社會的分析，得到1980年代末期解嚴後，在一片知識累積真空的狀況下，只能開著（夏林清稱之為）「拼裝車」上路，翻譯日本、美國對台灣的研究成果，成為難以避免的一條路。陳映真在1990年代主持人間出版社時的台灣研究譯叢，大致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套書不只在當時，直到現在都被視為研究戰後本土社會的奠基工作。

〈唐倩的喜劇〉同時也捕捉到外省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性格，這批流亡的男男女女，在四周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源、沒有大家庭牽制的條件下，為求生存，他們其實彈性很大、可塑性很強，搭配國際環境的結構性連動，快速調整腳步。唐倩所標誌的思想轉變，從存在主義、邏輯實證論，最後務實的把美國夢變成真實生活，這樣的軌跡是多元決定的，她身上濃縮了許多外省知識分子的影子。作家沒有繼續去追這群龐大留美知識分子社群的故事，今天來看或許是該接手追尋的工作。1960年代成形的美國夢造成的深遠影響，沒法脫離全球冷戰與兩岸分斷來理解，知識人身上承載預先被搭好的階梯，一步步麻木不仁地走著，小學、中學、大學、出國讀書，留學等於留美。到我這代的留學生（1980年代），就這麼跟著前人走了二十年的路，無意識地走著。還記得臨出國時，母親耳提面命的教誨：「我們外省人家沒田讓你種，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得把書念好。家裡能做的就是存夠一年的學費，以後就得靠自己了。送走了你哥哥，接下來家裡還得開始存你弟弟的生活學雜費。」她還說：「我們這代人沒有給上一代人什麼，也不要你們給我們什麼，只希望你們能養活自己。」母親的話不知反應了多少外省父母的心境；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父母，一旦卸下把孩子送去美國念書的重擔，就精神崩潰了，這就是分斷家庭的寫實。可悲的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知識界也在重複極為類似的邏輯─來來來，來北大；去去去，去美國。北大、清華儼然成為留美先修班，糟糕的是連中文系都如此。於是，兩岸分享了對於美國的不了情。

透過細說陳映真在1967年的〈唐倩的喜劇〉來為《親美與反美─日本戰後的政治無意識》一書的中文翻譯本寫序，目的是在呼應他的基本論點，指出「美國主義」早已深入日本的身體與人心，而這其實是東亞地區整體主體構造的關鍵構成，比起日本、韓國、沖繩等地，親美反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台灣戰後的政治無意識」，陳映真四十五年前提出的反思至今依然為台灣的思想界所忽視，我們如何能不自責，但沉溺在內疚中無助於事，《親美與反美》有如及時雨一般再次將我們淋醒，逼迫我們扛起責任。從2012年回頭來看，吉見俊哉對於日本（Yoshimi 2000, 2003）、鳥山淳對沖繩（Tor iyama 2003）、柳善榮對南韓（Yoo 2001）與陳光興對台灣的分析（Chen 2001）是理解美國何以「內在化」東亞地區的「集體研究」。幾乎在同一個時段，這些書寫針對自身所處的社會揭示主體性中揉合對於「美國」說不清楚的愛恨情仇，在2000年後的兩三年間，這樣集中湧現的美國主義論說，似乎不約而同反映出：東亞地區已出現面對自身「美國性」的契機，必須透過三位一體的「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工作，全面清理「剪不斷、理還亂」的欲望、身體與思想構成的主體性（陳光興 2006），也才能慢慢擺脫至少是一甲子「美國在東亞」的夢靨。

吉見教授是我個人二十年來長期交往的好友、學術思想上的親密戰友，看到他《親美與反美》中文翻譯的出版，很是為他高興，對於不懂日文的我而言，有幸先賭為快，知道他在「美國主義」的領域中在繼續集結、深化他的思考，不免也提醒我自己不能在對應的中文語境中停滯不進。這本書延續著吉見他一貫的方法論，以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路徑，拉長時間的縱深，深入問題意識所展開的關切。作為思考「親美反共」主體構造的同路人，我很願意向中文的讀者介紹這本重要的著作，藉此期待中文地區能夠透過更為寬廣的參照，特別是中國大陸以高鐵的速度迎頭趕上「親美反共」熱潮的大浪中，我們更該「撥亂反正」，逐步開啟「脫美返亞」的思想運動。

疾病與權力剝奪的深入探討

黃嵩立（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隨著作者的腳步，讀者看到利姆鄉在數年間劇烈的變動，幾乎可以聽到時代巨輪嘎嘎轉動的聲響：我們想像一個個鄉村被捲入其中，一方面驚心動魄，一方面卻也悄然無聲。作者描述了這個詭譎與矛盾，以及其中的斑斑血淚。尤其是當我們理解到，作者所描述的是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世人訝異於中國沿海城市的快速發展，上海的繁華成為耀眼新星。與此同時，同樣是在中國，卻有這麼個任由愛滋病人凋零的鄉間。一個號稱是共產黨所統治的經濟強權，如此兩極發展，確實難以索解。

過去數十年來，公共衛生學者努力嘗試理解人群之間健康狀況不平等的現象。最基本的解釋是一種純粹生物醫學觀點：利姆鄉最重要的健康問題是愛滋病、營養狀況、毒品使用。疾病調查和記錄，幫決策者表列出健康問題和其嚴重性。第二種模式，則採取行為觀點：利姆鄉的愛滋病是來自於他們的用藥行為，共用針頭和靜脈注射助長了愛滋病的傳播。這個觀點常造成我們將某些行為或某些族群標示為高風險，並且把改善健康的重點放在要求這些「高危族群」生活型態的改變。這個觀點可以加以擴張成為心理—社會觀點，鼓勵人們進一步探詢行為背後的心理和社會因素。例如，為何利姆鄉的年輕人會想要到城市去？有哪些動機？受到哪些影響？他們進了城，有什麼樣的環境？為何會使用海洛因？第三種模式，則採取政治經濟學觀點；此模式嘗試理解健康和疾病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脈絡下發展，並檢視社會結構（例如政治、經濟制度與實作，以及階級間的互動）如何與行為因素交互作用。

在這個模式下，我們就不能只問為何利姆的年輕人要進城。我們要問的問題更加複雜：哪些因素影響了利姆鄉的發展？發展的過程是基於誰的決定？在這過程中，誰獲利？誰受害？當地人的立場是什麼？這又如何影響當地的生活方式？簡而言之，根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我們要去探究權力和健康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我們在意的不只是愛滋病而已。健康在公共政策上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本身內在的價值，一個社群的健康，也具體呈現出這個社群的福祉狀態。就像長年的壓力與勞累在人身體上毫不留情地刻下歲月的痕跡一樣。這個社群的人享有足夠的物質條件嗎？能夠參與社會運作嗎？有主動權嗎？彝族人能夠享有發展能力的機會嗎？這些條件都從不同角度影響著個人和整個族群的健康。

觀察權力的運作，除了必須去看社區之內個人之間、氏族之間、社會地位之間的權力關係之外，整個社區在國家發展的藍圖中，又與其他社區、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間，有如何的關係？在全球化的時代，每個社區又如何被迫與全球經濟變動糾扯不清。一位長久在非洲與愛滋病奮戰的專家說，愛滋病不只是一個大疫情；它更是成千上萬個小疫情—甲村的人疾病的原因和傳播，就和乙村不同。而除非我們能用這樣的觀點去看，愛滋病的防治終究不會成功。作者的人類學訓練，正好能把這個觀點說得更清楚。

如作者所描繪，利姆鄉在短短的幾年之內，毫無選擇地面臨中國政治力的來臨，他們得承受中國政府官員的介入、中國政經觀點的改變、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尚未建立好又開始另一波的撤守。除了公共衛生的制度與人力變動之外，影響利姆鄉當地人健康的，莫過於村民與外界的接觸，彝人與漢人之間的互動，純樸生活方式與工商世界的衝突。無論我們如何界定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的優缺點，以及雙方攻防之間的戰略，這本書要我們留意去看這個變動之中的傷亡。作者嘗試去記錄彝族青年與花花世界初接觸時，一個傷痕累累的經驗。這個經驗雖然獨特，但絕非僅有。這本書的歷史地理背景似乎和台灣離得很遠，但是仔細讀來，又看得出許多類似之處。台灣在百年之間承受過無數震盪，文化衝突在上個世紀就已如狂風席捲全國的每個角落，如今衝突已經多次轉換面貌，卻不可能消失。我們仍需要去檢視權力，要去記錄上一代和這一代在歷史變動中的傷痕。唯獨如此，才能保持儆醒。 

推薦序——千山獨行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

文化行為與疾病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就已受到人類學者的注意。早期研究如北美Algonquin印第安人的「極地食人妄想症」（Windigo Psychosis），或東非阿贊迪人（Azande）傳統法醫以驗屍來鑑定死者是否遭受敵人的巫術傷害等，都是聚焦文化來解釋特殊的疾病或生理現象（culture-bound syndromes）。這種研究旨趣直到一九七○年代仍受到跨文化心理學者，如香港中文大學Michael Bond教授的重視，並從此角度研究東亞文化圈的「縮陽」，或馬來人的Amok等心理症狀。至今醫療公衛領域亦常借用此類觀點。

一九七○年代以後，醫學人類學強調文化特徵與特殊疾病之間聯結的解釋架構，已有基本改變。學者擴大其分析視野，不僅重視解釋病因的文化面向，亦強調將疾病放在更大的政治經濟框架下，做整體性檢視。這種新研究取向，讓我們注意到疾病與深層社會結構之間多重糾纏的因果關係，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全球區域發展差異使「南方」成為「北方」新藥實驗場、社會階層分化削弱邊緣團體的復健能力（resilience）、城鄉差距縮減農村平均餘命、疾病被污名化、文化的力量等。雖說當代醫學人類學在歐美早已是炙手可熱的學科分支，且不斷在理論與研究議題上推陳出新，但在台灣卻長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狀況，直到劉紹華博士這個研究個案出版，才有根本的改變。

近年來已少有學者與學子還願意探索困難的社會議題，並從事艱苦的田野調查。劉博士憑著過人的勇氣、才智與毅力，以海洛因及愛滋為切入點，檢討中國涼山諾蘇人何以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淪為雙重污名（即落後的奴隸社會及愛滋蔓延）的重災區。她的分析一方面採取貫時性研究（diachronic approach），追溯諾蘇人與解放前漢民族國家之間的區隔與對立，以及鴉片在其中扮演的複雜角色，如何影響當代諾蘇人對鴉片類毒品的特殊態度。另一方面，劉博士以現時性研究（synchronic approach），深度參與當地鄉民的生活，獲得他們的信任，才得以進行高度困難的敏感性研究，深入瞭解毒品使用者和愛滋患者的內心感受，發掘他們在追求現代性時的渴求、衝動、徬徨與後果。這兩種研究方法交織在一起，生動地勾勒出一個完整圖像，讓我們瞭解諾蘇人所面臨的時代動盪與困境。

建基於十年紮實的民族誌田野材料上，本書提出幾個重要學術觀點，對未來中文世界人類學理論討論或醫學人類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第一，作者使用傳統人類學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成年禮來解釋涼山諾蘇青年追求現代性的多重意涵。雖然通過儀式一詞近年來為許多社會學、心理學者等借用，解釋年輕人在青春期所經歷的適應階段，但本書更將之擴大為一雙重隱喻，不僅指涉涼山男性青年在追求現代性過程中所經歷的階段性成長和付出的代價，同時也意指社會主義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後，為追求現代性所經歷的重大實驗性轉折和犧牲。這個兼顧宏觀現象（社會主義中國）與微觀個案（涼山諾蘇青年）的研究成果，應會成為人類學經典著作。

本書第二個重要貢獻，是對全球化發展趨勢及其理論的挑戰。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為模式、社會制度、倫理規範等都有漸趨一致的傾向，並被視為普世價值。本書卻指出這種假設有其根本問題。譬如說由國際組織在當地推動的愛滋防治計畫，其中包含反污名的標準作業，但這看似善意的前置作業，在原本對愛滋並不帶有歧視眼光的諾蘇社會，反而造成新興的污名化後果。換言之，作者指出全球化的作為，必須考量本地文化特色，適度調整，才有可能避免根本的錯誤。

這本書是中文世界難得的醫學人類學民族誌。在本書英文版出版兩年內，劉博士又努力將其譯寫為中文書，並做出許多修改，配合中文讀者的閱讀慣習，文筆流暢優美，將理論融會貫通於清晰的文字之中，可讀性極高。其勤奮治學的態度，足為未來人類學者之楷模。基於上述理由，我全力推薦本書為人類學與民族誌研究的基本必讀範本。 

推薦序——土匪兄弟的現代性寓言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四川西南涼山州的利姆鄉，是個從州府西昌還要坐上十小時顛簸巴士才能到達的偏遠山寨。這裡是少數民族諾蘇族的故鄉，也是人類學者劉紹華的田野地。她想要探討一個基本而重要的疑問：為什麼這個貧困偏鄉會成為海洛因和愛滋病雙重襲擊的「重災區」？

紹華於是捆起包袱，進駐當地進行為期一年的參與觀察。身為一個漢人女性，她無法被歸入在地人群的分類；靠著偶然見了鬼，她因而得到當地人的接納；外來者的身分卻讓她得以跨越性別界線，結交外人眼中的「土匪」或當地人稱的「兄弟」。

紹華從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博士論文，回到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工作後，陸續重訪涼山，見證了疫情的肆虐以及地方的衰敗，也被當地不穩定的電壓燒壞了幾台電腦。這本書先由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英文版，而今增補改寫為你手上的這本中文書。當朋友們讚嘆她的勤奮與效率時，紹華如是回答：我得趕快寫，趕緊替他們「翻案」，否則趕不上田野裡死亡數字的攀升。

涼山兄弟的故事，是一個現代性的悲劇寓言。對於中國的少數民族來說，現代化歷程有著雙重階段。首先，一九五六年起，中國政府在涼山強力開展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計劃，對諾蘇族人烙上「野蠻民族」與「落後鄉巴佬」的雙重污名。中國政府透過集體公社的制度、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鬥爭，摧毀了在地的社群關係（貶為「奴隸制」）與文化儀式（抑為「迷信」）。

其次，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涼山被市場的力量再度整合進資本主義現代性。城鄉與區域間的發展不均，隨著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急遽擴大。利姆地區的低度發展與邊緣化，加上市場文化的全面蔓延，促使諾蘇青年躍入中國農村「流動人口」的行列。離鄉進城探險，或者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到城裡耍一耍」，成為利姆年輕男性的「成年禮儀式」，以在摩登城市中冒險犯難來成就男子氣概。然而，不諳漢語、不擅經濟理性的諾蘇人，在競爭激烈的都市經濟裡難以成功發跡，許多只能以偷搶扒竊來謀生。在城市耍玩的歷程中，海洛因被利姆年輕人視為一種時髦奢侈品，是時尚與地位的表徵，而非主流社會所界定的「毒品」。成癮的流動青年傳回涼山的，不僅是海洛因，還有日益擴散的愛滋疫情與社會苦難。

本書也從醫療人類學的角度，深入分析愛滋污名的社會建構以及愛滋防治的政治經濟學。外來的衛生人員與幹部往往不能理解，何以當地人對於愛滋感染者並無歧視，紹華則貼近諾蘇文化的道德世界，幫助我們體察當地人有關疾病與死亡的分類。弔詭的是，國家與國際衛生組織所推動的反愛滋污名行動，反而引入了愛滋的污名。本書檢視國際愛滋防治合作計劃的失敗，批判官僚體系與外來專家看輕與漠視地方文化，未能與在地社會關係結盟合作，以致於無法有效控制愛滋的新興危機。這方面的分析對於公衛政策與醫療行動提供了重要的反省。

在學術的分析語言之上，本書伸出溫柔的手撫慰苦難與死亡。透過「傷心人類學」的書寫，讓我們從同情性的理解中，營建包容差異與見證苦難的療癒力量。紹華這樣描述她受病痛與死亡所苦的兄弟們：

有人無法脫離海洛因，似乎未能從這場通過儀式中走出來。在此中介階段停留太久的結果，讓他們一直處於混沌狀態。未能返鄉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中尋得合法的生計，對海洛因的依賴讓他們身心俱疲，生病與死亡更成為常態。（頁一三六）

當代歐美人類學已被後現代的抽象論述與反思敘事所佔領灘頭，紹華不逐流行，堅守民族誌的傳統，以白話、生動、準確、流暢的文字，剖析社會變遷的物質過程、洞察社會災難的結構根源，見證了現代與傳統、全球與在地、生命與死亡的交織辯證。本書不僅應該成為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者的必讀教材，對於在現代性洪流中載浮載沉的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從中得到重要的啟發。

這是一本關於探險玩耍、為非作歹、吸毒勒戒、愛滋茫然、世代差異、文化衝擊和兄弟情誼的故事。故事主角涉及一個「惡名昭彰」、古稱「儸儸」的中國少數民族——涼山彝族（諾蘇人）。這樣開場，不是因為我要藉由這個族群的奇風異俗，來寫個聳動好看的故事。正好相反，我想替他們的傳奇「翻案」。

故事源起於四川省涼山州海洛因氾濫與愛滋蔓延的問題。不過，問題不在毒品，愛滋亦非末路。

我更深層的關注，是透過這兩個社會災難，洞見當代中國捲入的全球化變遷中，人的行為與福祉。因此，這本書的焦點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問題的災難根源，理解一個非主流群體在社會、文化、歷史變遷中脆弱性生成的時代過程，以及未來何去何從。這正是醫療民族誌的精髓。

這本中文民族誌，是從我於2011年由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發行的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改寫而成，該本英文書同時被收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的叢書系列。這本民族誌的研究初衷，是想了解為何諾蘇人（涼山彝族）的愛滋感染率如此之高？我因緣際會選擇了涼山昭覺縣利姆鄉（代名）為主要田野地，那裡是所謂重災區的震央。如今，這裡的毒品問題雖已稍減，愛滋卻早已成為不定時炸彈，誰都說不準何時會徹底爆發。但是，誰都看得見，當年前仆後繼往外探索的年輕人，如今他們的晚輩繼續步其後塵，連年輕女子都大量外移。鄉裡年輕人所剩無幾，這裡愈來愈像中國中原與沿海地區的尋常農村。我體悟到，我正在見證一場更為徹底的漢化之途。

這是我將已出版的英文書譯寫成中文的主要目的：為了讓中文的讀者明白諾蘇是如何走到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漢化之途；讓讀者明白他們付出了多少生命轉型的代價；讓讀者明白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如何不利於邊緣的獨特性；讓讀者明白毋需恐懼、歧視涼山的諾蘇人；讓讀者明白吸毒者、愛滋感染者的生命無奈與尊嚴需求；讓讀者明白再邊緣的年輕生命也有追求燦爛的渴望。

在此中文版中，我盡量保持原書的結構安排，在必要處更新資訊，或刪減一些也許有助於英文讀者理解中國，但對中文讀者而言可能過於細瑣的內容。同時也減少一些理論的討論或引用，希望如此能更有利於故事開展，讓行文更流暢。最後，我還增加了中文版後記。之所以會加寫這一章，是因為田野地目前的發展趨向，幾乎完全吻合我撰寫英文版時的預期。這促使我不得不針對當前的發展情形，提供一些近況分析，以銘誌一個可能即將灰飛煙滅的時代紀錄。

我希望涼山和我諾蘇兄弟們的生命能廣被認識。這是我始終如一的初衷。

這群年少輕狂的涼山兄弟和他們的鄉民教會我許多事，就像記憶中那個山區裡冷冽感傷的冬日，那隻母雞在我的胳肢窩下咕咕叫，牠的體溫是那時獨行落淚的我唯一可恃的溫暖。那天我去探望臥病多時的朋友，他的愛滋病發了，恐來日無多。我到他家時，他勉強撐起身招呼我，我以常見的諾蘇招呼語跟他問好：「你身體好嗎？」他禮貌地回應我：「好。你好嗎？」但他顯然一點都不好。我沒帶什麼禮物來探病，在這貧瘠山區中生活了一段時間，我已學會務實之道，我帶了些許現金，交給他的家人，請他們買東西給他吃。我心裡明白，我給的其實是提前的弔唁金，他快撐不下去了。我沒久待，因為我若繼續留在那，朋友就會努力撐著招呼我，那對他而言太過費力。我只好依依不捨地告辭了。

離開那間貧困落魄的小屋，我得走上好一段路才能回到住處。歸途中，正當我脫下鞋子準備涉溪而過時，朋友的兒子追上我，遞給我一包米和一隻母雞，小朋友說是祖母的謝意。一隻母雞對於一個貧困戶而言也頗為難得，我想婉拒，但小朋友很堅持，我便收下。右手提著那包米，左腋下夾著那隻母雞，很沉重，但母雞的溫暖讓當時渴望一個擁抱的我百感交集，感謝有牠在昏暗的山區裡陪我步行，體會人情。

這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後一次在此山區中眼見朋友們因愛滋或其他疾病倒下。但當地諾蘇鄉民的殷勤、慷慨與韌性教會我在面對生命的苦難時不要輕言退卻。撰寫這本紀念他們的生命之書，我欠了太多情感與智性上的債。從2002年至今，當地人收我為友、對我提供的照護協助，我銘記在心，這本書是我能致上的最基本回饋。

我也得感謝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的師長，他們以另一種方式教會我如何開展我的學術人生。首先得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孔邁榮（Myron L. Cohen），在我博士論文階段、甚至後來的出書過程中，他提供的指導與建議確屬專業與正直，令我受益良多。另外，Lesley Sharp、Carole Vance和Kim Hopper等學者的教誨與指導，讓我同時看到人類學者的學術專精與社會熱情，他們是我終生的良師益友。華盛頓大學的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對諾蘇人的關注毫無保留，若沒有他的批評與指教，我的涼山研究之路會走得更為寂寞。

中國當地學者提供的協助，也令我衷心感謝，包括中央民族大學的張海洋、侯遠高、王建民、潘蛟等教授、北京大學的王銘銘教授、人民大學的莊孔韶教授、中國社科院的翁乃群教授、四川大學的徐君、石碩、徐新建、胡冰霜、顏炯、盧紅雁等教授、西南民族大學的馬林英、秦和平教授、涼山州民族研究所的馬爾子、白史各、巴且日伙等學者、涼山大學的吉木阿洛老師、西昌市民族中學的何英老師。還有許多因我疏漏而未能一一記述的學者、友人，感謝你們的熱心成就了這本書的可能性。

另外，黃樹民教授、梁其姿教授、景軍教授、藍佩嘉教授、丘延亮教授、Sara Friedman、Gardner Bovingdon等學者在我起意撰書之際，給予的鼓勵與建議，至為受用與感激。而在出書過程中，在譯文、編輯、校對等方面協助我的諸多朋友，包括江斐琪、劉芳助、章雁婷、洪啟明、賴秀如等，協助我製作中文地圖的蔡博文教授和鍾明光先生，以及群學出版社的劉鈐佑總編輯與黃恩霖先生，也在此一併致上衷心感謝。

諸多獎助讓本書的長年研究成為可能，感謝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支持，提供了Martin Wilbur Fellowship、Sasakawa Young Leaders Fellowship、Daniel and Marianne Spiegel Fund Grant、Weatherhead Ph.D. Training Grant等多項經費支持，還有蔣經國基金會的博士論文研究獎助、美國大學婦女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的研究經費、台灣國家科學委員會，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經費支持。

最後，這本書要獻給我的家人。過去十幾、二十年來，我總往偏遠艱困的地區跑去，令我的母親彭美女士為我擔憂不已，我虧欠太多。她聽聞過一些書中的故事，我專挑會令人發笑的部分說給家人聽，希望讓她安心些。我的兄姊們是我極為重要的生活支柱，他們承擔了照護祖母與母親的責任，讓我得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他們讓我相信我是個有福氣的人。我的祖母在我研究期間過世，享年一○一歲。孫輩們懷念她時都戲稱為「台北101」，她雖是裹過小腳的「清朝人」，卻是我生命中第一位教會我趁年輕時要勇敢出去看看這個世界的人。令我懷念不已的父親劉裔槐，他離開得太早了，來不及看到他期許甚深的么女拿到學位。我從小聽慣了他的湖南口音，竟在多年後有助於我前往同屬西南官話的四川地區做研究。從小看著父親照顧無親無故的在台老兵，是他教會我溫柔地留意他人的生命苦痛，但同時對人生抱持樂觀希望。這本書的精神正是我父親留給我的生命教誨。

台灣的職災補償制度，長久以來一直未獲重視，這可從技術面及政策制度面來看。技術面問題，特別是職業病的診斷，在過去三十年正逐步解決；台灣現在至少已有200位通過衛生署專科醫師考試、可從事職業病認定工作的醫師。但是，整個政策面從社會關懷與正義的角度來看，仍是極為不足的，使得目前職災受害者不但領不到補償金，更常因職災而失業，家庭與個人陷入多重困境。本書正是從社會正義與關懷勞工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值得推薦給所有關心此問題的人，包括每位職業病醫師、職業衛生護理師、安全衛生專業工作人員與社會大眾，希望大家共同思考解決之道。

讀過本書就會明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補一塊西修一點，解決不了制度上的缺失，根本解決之道是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全世界職災保險都是由雇主負擔保費，因為你不可以叫一個人來工作又叫他生病。可惜的是，過去曾經多次跟勞委會建議職災保險趕快單獨立法，勞委會每一次都回覆說怕會增加雇主的負擔；然而，其實台灣雇主的負擔被轉嫁到全民而變得極輕。在先進國家，職災保費大都由雇主負擔；政府有充分的經費財源才能做好安全衛生。如果看包含職業傷害在內的職災補償保險費費率，台灣只有0.18%，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裡面的先進國家，西歐各國大概都在1%以上（如德國是1.32%；芬蘭為1%）；亞洲地區職場安全衛生做得最踏實的日本，由於職災率逐漸下降，才使得保險費率降為0.7%；曾與我們同列為四小龍的韓國是1.78%，約是台灣的10倍。冤有頭債有主，才是全面改善的解決之道。其實我們再把職災保險費費率提高兩倍、三倍，甚至五倍，都還沒有到達先進國家的標準。

相較於先進國家，台灣的職災發生率仍相當高；但另一方面，職業病的補償率卻遠遠落後。在台灣，一年內每十萬個人的補償率大約是7.8人，日本是14.2人，韓國是54.8人，芬蘭是170.3人。舉職業性癌症為例，一般先進國家是每百萬人年大概有60位，約為全部癌症的4-5%。2009年台灣有 87,189人被診斷罹患癌症，但是當年整年才只有一個癌症病人得到勞保職業性癌症的補償。現在慢慢突破，希望可以達到兩位數。

本國職業傷病層出不窮，所造成的問題及費用本來應該全部由資方支付。但在台灣卻是由全民健保來負擔醫療給付的部分；如果發生失能就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救濟；沒有錢生活的部分，則由社政救助單位來負擔。這本來全部是雇主投資的時候應該提列為成本的，卻被轉嫁到全民身上，由全民共同來負擔。

針對台灣職災補償制度的困境，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職災保險至今尚未單獨立法。台灣的勞保在60年前立法時採用綜合保險形式，退休、醫療、失業還有職災給付，通通包含在裡面；但世界先進國家的做法都是採分立制度，而不使用綜合保險的方式。台灣近年來也是朝這方向走，醫療的部分獨立出全民健保，退休險、失業險也獨立出來，但是職災險還在當勞保的拖油瓶，沒有單獨的機構與法規來負責，職災勞工的苦難大家好像看不見，整個政府似乎也只重視企業家的利益。

其實醫護人員也是勞工，因為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只要從事職業靠薪水過活的就是勞工。在早期華人封建的想法裡，職業分為士農工商，大家對這個「工」好像看成比較低的社會階層。近百年來，做生意的人已經翻身了，媒體上常報導世界及台灣前500大公司與其經營者。現在醫護工作者也逐漸覺醒，而有「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簡稱「醫勞盟」）的出現，大家發現原來自己其實也是勞工。在台灣，除了軍公教人員之外，大部分人都是參加勞工保險，投保人口逼近990萬（到2012年12月底）。不論本人承不承認，絕大多數的醫護人員其實一樣是靠薪水維生的勞工。大家應該要組織起來，共同面對隱藏在血汗醫院與過勞背後的利益結構，以及因醫療糾紛動輒提告的工作環境。本書的出版，正是為職災勞工發聲，也讓醫務工作從業者及整個社會，共同思考如何從政策制度面來解決職業安全健康保護制度的問題。

      「其他職災家屬回家至少還有家人聊聊天，我回家就只能看著牆壁想兒子。」

                                                                 —一位過勞死勞工的單親母親獨白

職災，總是突如其來，對當事人是如此，對其家屬更是如此。突然面臨命運的轉折，任誰都是慌張失措的，一時間甚至忘了還有正義的存在。好不容易從醫療程序中回過神，決意爭取公道，又怎能想像的到，職災勞工或其家屬，帶著傷痛、無助又徬徨的心情尋求公部門的協助，卻又陷入認定、鑑定、談判、醫療復健保險給付、訴訟、補償賠償的龐大行政迷宮之中，獨自摸尋著出口？正義為何是如此的曲折與遙遠。

職災個案爭取正義，總是步履沉重。個人對抗體系的結局，也並非每位不幸的個案，都能成為擊敗巨人的大衛，因為橫亙在職災受害者面前的，是一組極其複雜又殘酷的情境組合。雇主有沒有善盡預防職災的責任，並依法為勞工投保勞工保險？發生職災時，雇主是否依法給予公傷假，並給付原領工資？職災公傷假期間被解僱怎麼辦？職災或職業病認定，如何舉證？認定後如何向雇主求償，如何談判？如何追究雇主的民刑事責任？雇主脫產怎麼辦？失去工作能力，生活該如何保障？如何申請勞保失能給付？過勞怎麼認定？這些分散在不同法律所規範的程序要件，正是職災勞工與家屬遭逢二次傷害的因由，甚至因為曠日費時與壓力，讓受害者在法律程序中被迫選擇放棄，而蒙受更多的損害。

法律體系所建構的坑洞，總是讓職災受害者，跌得更深、更痛，而當前這個攸關所有勞工的職業健康保護體系，非但無法成為職災受難者最大的支持力量，反而成為另一個加害者。當政府面對愈來愈多職災案件量卻毫無頭緒時，本書──《職業，病了嗎？待修補的職業健康保護機制》的出版，正適時的點燃明燈。這本書不只是從學術領域檢討職業健康保護的論文合集，出版者更企圖為「知識」與「行動」之間建立一座橋樑，為體系的改革提供必須的元素和方向。

在現今職災認定體系與支持系統之中，每一個環節都非常重要；從協助職災個案的經驗與觀察中，筆者總是苦思著該如何提供當事人及其家屬，更多實質的協助。從職災保險單獨立法、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以及落實法律行政體系分工的確立，都需要一個更為強大，且從職災受害者角度量身訂作的協助與支持系統。

為職災受害者拓寬爭取正義的窄門，只是職災保護體系的一環，職災當事人及其家屬，還必須面對許多接踵而來的壓力，身體與心理的復健、生計與生活的安頓，乃至於重返就業職場的協助，更應該是重構體系時不能偏廢的考量與設計。因此，除非是針對體系進行翻轉或細緻的修補，否則職災將一直是勞動者最沈重、也最無奈的悲痛。

在職災、過勞頻傳之際，我國的職業健康保護機制已到了非徹底修補不可的時刻。期待本書之中諸多學者的研究苦心，能讓具備前瞻與全面性思維的職業健康保護體系，得以及早落實，還給台灣千萬名辛勤的勞動者，一個遲來的安心職場環境；但筆者更加衷心期盼的，仍是真正零職災時代的來臨。

如何選擇研究問題?

在整本書中，我們都在思索，一旦確定研究目標之後該做什麼。在提出研究問題之後，應該使用什麼方法研究，才能使我們獲得對社會和政治現象的有效解釋？我們從一個研究問題開始討論，然後再進入設計和執行研究階段的討論。但是研究問題源自何方？學者如何選擇研究主題？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如同其他人，Karl Popper（1968: 32）認為「世上並不存在一種能產生新想法的邏輯方法……發現包含著『一種非理性的元素』，或一種『創造性直覺』」）。與其他研究活動準則相比，研究過程初期的選擇準則比較不制式。現在有設計社會選擇的實驗室實驗教材、公共政策態度調查抽取樣本的統計標準、也有關於在科層辦公室中進行參與觀察的手冊，但是在研究主題的選擇上，卻毫無準則可言。如果我們決定進行田野調查，也沒有什麼準則規範我們應該在什麼地方進行。

《好研究如何設計》前言

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Sidney Verba

在本書，我們發展了如何在質化研究中進行有效描述推論和因果推論的一套方法。在質化研究裡，數據化的測量若非不可能，就是不受歡迎。我們認為好的量化研究設計與好的質化研究設計，背後的邏輯在本質上並沒有差別。我們的方法同時適用於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智識形式。

我們寫作本書的目的，在於倡議質化研究者認真看待科學推論，並將之納入研究。希望我們提出的這套推論邏輯，以及我們為了闡釋這套邏輯有助於質化研究者所做的努力，有助於改善我們學科中的研究，或許也有助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因此，我們希望所有派別和不同職涯階段的政治學者和其他社會科學家—從質化領域研究者到統計分析師，從高年級大學生和一年級研究生到資深學者—都能閱讀與審慎接納這本書。我們在本書使用了一些數學公式，因為這些式子特別有助於澄清質化研究方法的概念；但我們並不預設讀者需要數學或統計知識，大多數公式都可以跳過而不影響內容的連續性。

大學管理者經常說：教學與研究是互補的。的確，雖然形式稍有不同，但教學與研究的關係非常密切，它們都在於獲取新知識，並且對人們傳播新知識。本書證明了這些活動並行不悖。從1989年起，我們就致力於寫作本書，並在哈佛大學的政府學系聯合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社會科學中的質化方法」課程。這個課程參與一直非常活躍，我們不僅在課堂上討論學生相互分享的閱讀心得，甚至回到宿舍也繼續討論相關議題。雖然我們的智識之爭都在友好的氛圍下進行，但參與的準則是「同意彼此不一致」，且萬萬不可折衷妥協。如果其中某人並不真正信服某個觀點，我們就會把繼續辯論當成義務。最後，每個人都從彼此身上和學生那裡學到大量質化和量化研究的知識，並改變了我們最初的許多立場。本書除了前述首要目標外，也是我們在質化研究科學推論上達成得之不易之共識的一份聲明。

我們在1991年完成本書第一版，隨後幾年又大幅修訂。Gary King是最早提議我們寫這本書的人，他完成了第一版大部分章節的初稿，並在漫長的修訂過程中擔任領導者。由於Robert Keohane和Sidney Verba，以及Gary King大量改寫了本書，因此很難區分各個章節的分工。

在這漫長過程裡，我們將本書初稿傳給美國的同事閱讀，並受惠於他們極其慷慨的閱讀意見。我們也很感謝在哈佛大學和其他大學讀到書稿的研究生，他們的回饋意見對我們的修改非常重要。

摘自《好研究如何設計》（p.26-27）

**有中譯本的，書名用中譯本的。沒有中譯的則用原書名**

哲學省思類

萩尾望都，《トーマの心臓》：少年寄宿學校裡的愛與死。這部是神作！！曾以《天使心》(尖端)在台灣出版過，但已絕版…

萩尾望都，《ポーの一族》：看了這部中的少年吸血鬼後，從此除卻巫山不是雲…

竹宮惠子，《奔向地球》：病弱的超能力者與強壯的一般人的鬥爭史。

吉田秋生，《情人的吻》：童年創傷的戀人，與戀人身邊各個角色的視點—證明了人與人的關係是一部誤會的歷史……(是說、俊男美女的背後總有著悲傷的故事。這是為了讓讀者們平衡的吧…)

妖異類

今市子，《百鬼夜行抄》：看得見妖怪的一家人的奇妙物語。最近才赫然發現，今市子的日文發音「いまいちこ」，意思竟是「差不多小姐」！！太妙了！

竹宮惠子，《魔城傳說》：兩性具有的魔王的「人性的掙扎」。

篠原烏童，《純白の血》：素食吸血鬼與吸血鬼的獻祭故事。是難得的另一座巫山。

篠原烏童，《幻獸聖騎士》：四個生命的集合體的變身、性別轉換與時空穿越。有幾篇是悲劇…

あべ美幸，《八犬傳》：大正浪漫的奇幻養眼世界，あべ老師，你的畫工與故事真的是一日千里地進步呀呀呀~~~(所以，可以不要用現在的畫風，幫以前的作品重畫封面好嗎？那是詐欺呀~~(淚))

清水玲子，《異星奇龍》：柏拉圖說，人在出生時，靈魂被撕成了二半，於是終其一生就是為了找那個生命中的另一半。而當機械人有了靈魂時，他們也在尋找唯一的另一半。(所以說當電腦會說話後，總是會發生末日危機，Siri…)

CLAMP，《東京BABYLON》：一切故事的開始，就在於小正太沒聽清楚帥哥跟他打的賭…然後記憶力又不好……

杜真琴(畫)、若木未生(原作)，《十戒—高中收妖少年系列》：陰陽術少年們的收妖故事。這一本難得終於是配角翻身當主角！！(噴淚灑花)傲驕的竹馬與冷徹優等生的竹馬是萌點呀~~ (本系列其他作品就………嗯……)

綠川幸，《妖怪連絡簿》：自閉傾向少年的社會關係正常化(?)怪事簿。(本書最大謎團：是什麼樣的貓毛，能看起來是陶瓷？？好想摸…@_@)(本書第二大謎團：喵咪老師，美獸的你幻化成人類世界的那隻肥貓時，是不是看了《嘟嘟貓觀察日記》…T_T)

枢やな，《黑執事》：腹黑惡魔執事與傲嬌少爺的主僕(注意！此順序無誤)偵探故事。暗黑、華麗、異國風情、煽情、血腥、暴力…通俗劇要素大放送。(作者的創作靈感是不是因為看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暗黑劇呀…)(PS：看完馬戲團篇後就可以先休息了……)

爆笑類

森永愛，《貧窮貴公子》：挑戰Bourdieu階級論的爆笑作！誰說貧窮家養不出貴公子的美少年！！(Boudieu：我說的是內在！養不出內在！！)

川原泉，《冷笑大天使》：…每個角色都冷冷的…所以搞笑起來更勁爆。

あずまきよひこ，《四葉妹妹》：無血緣單親父女少根筋家庭、與親切到其實是爛好人的鄰居一家的敦親睦鄰故事。(導讀：在進入作者的邏輯之前，沒頭沒尾的梗笑不太出來，要忍耐！為了笑到從沙發上掉下來，要忍耐！)

ヤマザキマリ，《羅馬浴場》：絕不美形的中年澡堂宅男的究極文化衝突體驗。(一直以為時空穿越是一次性的，原來是可以重覆使用、遇水則發(生)的…)

熱血友情類

井上雄彥，《灌籃高手》：引爆台灣籃球熱血的動作美形男大集合！！多樣性自由組合(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冨樫義博，《幽游白書》：四個美少年加一個不美的少(？)年的戰鬥故事。依然是配角討我喜歡，尤其是倒數第二對出現的配角…………(汗)

小畑健(畫)、堀田由美(作)，《棋魂》：日本圍棋業的救星！漫畫力量的活生生的證明！(一直因為覺得不懂圍棋看不懂，所以等到連載完後8年才去看。啊~~我了悟了！果然《少年JUMP》是萬能的啟蒙呀！沒有不懂，只有不看^^)

犯罪大河劇

浦澤直樹，《怪物--monster》：連續殺人魔的目的—殺死我與關於我的一切痕跡。

岩明均，《寄生獸》：寄生者與被寄生者，究竟誰是主誰是從？無法繁衍的生命種類，存在的意義在哪裡？(給寄生獸的二句話：成了悲傷的蘇格拉底後，就很難回頭當豬了…{遠目})

生活療癒類

羅川真里茂，《天才寶貝》：萌到犯罪的正太與小正太蘿莉們的故事。太、療、癒！(所以第13集和最後一集可以跳過……)

湖南彼方，《奇奇的異想世界》：不管是不是貓奴都一定要看的小貓日常生活搞破壞賣可愛耍白痴大全。又一部太、療、癒！！(注意心臟！)(話說…為何這隻小貓都不會長大，我家的貓卻是吹汽球地……)(作者：請比照大雄和小丸子。)

奮鬥史類

小畑健(畫)、大場鶇(作)，《爆漫王》：漫畫業界血汗實況研究白書。

美內千惠，《玻璃假面》：天才與勤奮者的戰爭—看到狼少女結束就可以掩卷了…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紅天女」呀…相見爭如不見………(掩面)

有吉京子，《芭蕾群英》：芭蕾舞界的每個人身材都很好…(事隔了15年又何必再重畫續集……讀者們童年的美好回憶是需要珍惜的……)

生活小品

羅川真里茂，《總是晴朗好心情》：極高個、極矮個與暴走高手三人組的青春校園愛情故事。一貫羅川真里茂的日常生活點滴，笑淚滿點。重點是…這部作品的出版間隔，應該破紀錄了吧！第一冊1994、第二冊1997(嗯，作者有點慢…)、第三冊2004(！？原來不是兩冊完？！)、第四冊2010(吭？這部是長篇連載？！)、第五冊2011(…原來真的是長篇…作者大人，我可以這樣相信嗎？)

谷地惠美子，《假日下午茶》：孤獨少年追尋親人的徬徨故事，男性朋友們堅強友情地支持。還好最後及時峰迴路轉成了團圓劇，還好還好…(吁~~)

杜真琴，《真情比海深》：纖弱美少年與「番犬」的純愛。外加美少女對美少年的不老爸爸(大叔)的純情單戀。總之是一本纖細動人的少女漫畫。(這才是真正的「純情」羅曼史！)

以上內容摘錄自《讀漫畫》

導讀

為弱勢者畫權力地圖的批判學術路徑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介紹：三代同堂的建制民族誌學者

翻譯這本書的構想要感謝許甘霖老師的激勵，2009年我到成功大學參與許老師指導學生張瑞玲（2009）的論文，瑞玲就是使用建制民族誌進行台灣愛滋減害計畫的分析。從高鐵到成大的路上，甘霖提議翻譯的計畫。老實說，在目前學術評鑑制度下，翻譯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甘霖一心想為學生開發學術資源的熱情，激發了我當下決定要做這件事。連同中山大學的唐文慧老師與學成返國的梁莉芳老師，我們這一群在大學教書的學術工作者憑著對建制民族誌的熱情就分工組成翻譯小組，後續再加入在中山擔任博士後研究的陳伯偉、成大護理系的徐畢卿老師與陳志軒，因此我們是由社工、社會學、護理、性別研究等不同的學科背景所組成。會集體進行這件事是因為我們都受到建制民族誌的啟發，在指導學生論文上都曾嘗試鼓勵學生使用建制民族誌，因為我們都看到建制民族誌在台灣質性研究的發展上具有其重要性。首先，台灣的質性研究似乎普遍性地侷限在紮根理論的教授，而看不見其他更具有批判性的路徑。紮根理論雖然強調回到資料中，但卻仍受限於生產抽象理論的目的，因此無法跳脫Smith所批判的「學術理論多半是反映男性世界的學問」，仍在權力關係所掌握的論述之中認識世界。建制民族誌帶來一種從個人經驗發展社會批判的可能路徑，這是我們期望引介建制民族誌的主要原因。

日本漫畫以外來文化之姿，與臺灣生活習慣有相當程度的差距，卻能打動臺灣讀者的心，很大原因就在於其對人物刻劃的深刻真實，以及豐富的劇情張力。除此之外，當然還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原因：首先，若將論述層級拉升到「人」的層次，講述人性的故事本就有其共通性與關係性；其次，現代資訊與交通發達，國與國的界線已日漸模糊，文化間的差距也相形縮小；最重要的是，臺灣漫畫讀者本就在接受日本漫畫的情境中長大，日本漫畫所表現的內容，對臺灣讀者而言反而相當親切。此外，地理空間接近、文化模式上的相似性、生活習慣與對道德規範的期待類似……等等，種種因素都加強了其對臺灣讀者的親近性。  

臺灣與日本同屬東方文化，也同樣以西方國家作為發展目標，在發展的進程上有相當多類似之處。升學主義與聯考的壓力亦不遜於日本，前面所提新人類的疏離與焦慮，漸漸地也在臺灣青少年身上發現。臺灣青少年開始同樣在日常的「異人」生活中，尋求壓力的紓解與認同的對象。日本漫畫在企業化專門經營之下，對讀者細微的變化極為敏感，而日本與臺灣青少年在教養的過程中，遇到相當類似的制度與情境，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漫畫的世代變化，多少也能反映臺灣讀者的變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是以視覺圖像為基礎來理解這個世界，因此人與人之間，在圖像層次的溝通較能跨越國界；進入文字的、象徵性較高的抽象層次後，往往必須藉由說明方能理解，文化的差異性也開始擴大。我們可以假設，布赫迪厄對文化資本價值高低的排列，也是基於從圖像至抽象層次的基礎，愈靠近抽象層次，愈需要特殊的知識與詮釋去理解，也就愈容易擁有神祕性與象徵價值，既得者也愈能利用各種門檻限制、保有，並強化這種象徵文化價值。相反的，基礎文化由於缺乏稀有性，也就無法具有特殊的價值與位置。漫畫是以圖像為基礎，文字為輔的文化創作，因此在理解上能夠從基礎文化的層次向上的抽象層次攀登；換言之，在基礎文化的層次上，對各個社會與文化層級的人而言，漫畫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這有助於它推展到不同的社會裡。

從日本與臺灣共同走紅的作品大都是國界模糊、不特別強調國家特性的作品可看出這點。這裡所謂國家的特性，不是指和服或榻榻米等最基礎的物質層面，而是歷史、制度等抽象層次的特性。例如《灌籃高手》是以籃球比賽為主題，籃球是不分國籍的運動，讀者不會有理解上的困難；又如《幽遊白書》描述人界與魔界的比鬥，除了「人類的」主角是日本人之外，這個故事可發生在任何地方。《東京愛情故事》雖以東京為背景，但故事的主線是現代成年男女的愛情，與地點並沒有特別的關連，強調的是人──尤其是社會約束力仍強的東方文化下的人的共通性，這些故事不強調個別的國家特性，讀者並不需要特定某個文化脈絡才能理解，降低了閱讀上的隔閡。另一方面，這些故事對人的反應掌握得相當明確，不同層次的人能依其所需，做不同程度的解讀。更進一步，這些流行漫畫讓故事中一些與臺灣文化不盡相同的元素，如社團、制服、學校、電車、公司文化等，成為反映日本本身地理風情、文化背景、思想方式的載體，這就是所謂的大眾文化工業的商品販賣。

由此，再回過頭來看川口開冶的《革命情迷》，其無論故事結構、畫風，都相當完整洗練，可以說是一部相當具有日本國家意義的漫畫。但該故事是以日本六○年代學生運動為主軸，不熟悉那個背景的讀者，可能就無法進入故事脈絡，因此它無法順利完成漫畫身為「國際化商品」的責任，而這也是寫實傾向的青年漫畫比較容易面臨的問題。

（節錄自《讀漫畫》，p.170-173，李衣雲著，群學出版社，2012/9出版）

延伸閱讀

《讀漫畫：讀者、漫畫家和漫畫產業》

台灣漫畫發展的問題

女兒的漫畫世界

你看漫畫嗎？你從什麼時候開始不看漫畫？

 臺灣要發展漫畫，很大一個問題就是它能不能標準化。可是現在的漫畫家沒有這樣的積累；再來就是，什麼叫「臺灣漫畫」？

其實日本很多漫畫家是助手出身，在出道之前他一邊玩同人誌、一邊當人家的助手，所以他在畫工上可以有很大的進步。另外，日本整個編輯制度很完整，也許你會說編輯主導，漫畫家創意的空間比較小，但是相對的，我們以標準化的程度來看，他的成品品質是比較穩定的。你要大眾化的商品，很大一個問題就是它能不能標準化。

臺灣現在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標準化，這樣講可能是我個人主觀的意思，臺灣讀者已經接受日本漫畫的文法這麼多年，他習慣的就是這樣一個敘事體系，你說臺灣要用自己的漫畫去搶這些讀者，要用一套跟日本漫畫完全不同的敘事體系，在臺灣可能就是沒有辦法搶到那個人口，因為一開始大家一定會覺得這個漫畫看起來很怪。所以你說臺灣的漫畫要能跟日本漫畫對抗，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可是現在第一個就是漫畫家他沒有這樣的積累，他可能只是片斷的、同人誌式的作品。

第二個就是臺灣從九○到二○○○年一直強調「臺灣漫畫」，什麼叫「臺灣漫畫」？好像一定要畫民俗、畫媽祖、畫哪吒封神榜才是臺灣的本土，你說小丸子是日本漫畫沒錯，那鋼彈呢？鋼彈跟日本有什麼關係？它不是日本動畫嗎？可是沒有人會懷疑它不是。

重點是臺灣漫畫能不能有它自己的敘事體系、能不能開始把自己的東西納進來。所以，我覺得其實不用去強調我們的形式是不是一定要跟日本有所區隔，那是發展過程中自然會發生的事，不是一開始就說我要跟他們不一樣；如果要大眾化、要搶這一塊讀者群，你不可能一開始就說我要跟你不一樣。當然，你也會說要是完全一樣，臺灣可能根本就比不過，這其實是兩難，臺灣這十幾年來一直沒辦法突破這個問題。

像《CCC創作集》其實是很值得鼓勵的，終於有人把日治時期的東西拿出來畫，把臺灣本土的故事當成故事背景，這在過去不會看到的。臺灣九○年代的漫畫都是架空型的，制服就是水手服，學校都長得跟日本學校一樣，內容不是談戀愛就是打鬥，不然就是畫中國古裝故事，跟臺灣好像一點關聯都沒有；像黃佳莉之前畫的《守護‧靈 touch》，也很值得讚賞。我覺得其實臺灣有自己的東西可以說，就像東立的范總就有說過，如果臺灣的作品是真的能夠把臺灣日常生活的要素放進來，一定會很賣。

如果你不能畫出臺灣日常生活的要素，想畫武打、畫架空，一定畫不過日本的編劇，因為臺灣的漫畫是單打獨鬥，就是漫畫家一人想故事，可能會跟編輯討論，可是一個編輯要負責四、五個漫畫家，跟你的討論時間也很短，你就是單打獨鬥，除非你是全才，不然要自己創作出一個故事很好、很完整的作品，是比較難的。

（節錄自《讀漫畫》作者專訪，p.23-25，李衣雲著，群學出版社，2012/9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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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裡乾坤大，書中日月長──女兒的漫畫世界（《讀漫畫》跋）

畫裡乾坤大，書中日月長──女兒的漫畫世界（《讀漫畫》跋）
方瑜(台大中文系教授)

日本大眾小說作家北村薰，在他的系列作品《秋花》中有一段話，意象鮮明，入目難忘：「心無雜念的孩童時代，看書有一種如今無法體會的忘我樂趣，故事裡的森林，深不可測；繁星遙不可及。我得以從心底與書本一同歡喜哀懼，那是一種無可取代的幸福。」又說「小時候看過的書，有的只留下宛如夜裡遠方燈火般的強烈印象。書名、作者忘了。」漆黑靜夜、茂密森林、滿天繁星、遠方燈火，孤獨的小小身影，一心一意向光源處前行。這有如童話般的場景，作者形塑了一種氛圍，「小時候」與「成人後」閱讀經驗的差異，清楚割裂開來。當然也不算真正「割裂」，畢竟世界難尋如此快刀，切割之際，總難免似斷非斷、藕斷絲連。喜歡閱讀的人，對書的牽絆，幾乎都早已植根、萌芽於迢遙的童年。雖然讀的書不斷改變，讀書的心態也不再能毫無雜念，但一卷在手，「與書本一同歡喜憂懼是一種無可取代的幸福」，這種感覺往往會纏綿一生。

女兒和漫畫結緣，也始自童年，從心無雜念、快樂單純的閱讀，到如今以漫畫為題，寫論文、開課、演講，真是一條漫漫長路。必須承認，迄今為止，我所有少得可憐、閱讀漫畫的常識、經驗，可以說完全來自女兒，也大半源自這本出版於一九九九年的小書。收入其中的篇章，有些已先發表於報章，篇幅都不長，每次細讀，都有「被啟蒙」的驚喜和震撼。原來我們這些大半生浸淫於文字魔障的「老人」，長久以來，真是忽視、錯失了好大一片沃土花園！

漫畫中的內容、觸及的議題、奇妙的幻思、豐繁的想像……都絕不亞於文學作品，只是它們運用的表達工具，不是抽象的文字符號，而是更直接訴諸視覺的圖像。當然漫畫中也有文字，但絕對以圖像為主，否則就不是「漫畫」了！因此，漫畫作者必須兼具繪畫的能力，能召喚、捕捉腦海中不斷湧的意念，再以圖像「賦形」！這種無中生有的創作過程，比純粹以文字書寫的作品，是否更為艱難？不同的畫風也類似作家運用文字書寫、呈現的不同風格。但字，人人會寫，畫，可不是人人會畫。是否提供故事內容與畫出圖像，可以出自不同的人？那誰才算是真正的「作者」？漫畫的「圖像」，比文字「不隔」，但這究竟是開啟了讀者的想像？還是拘限了讀者的想像？是幫助了讀者？還是為難了讀者？這是我這外行，小小的困惑。

女兒在書中提到，每個國家的漫畫，都與當下的現實相關。其實，所有創作的源頭，豈非都源自作者生存的現實？即使最天馬行空的想像，也需要現實細節的支撐與激發，必須先立足於生存的大地，有了支點，才能躍起，展開想像的巨大翅膀，高飛遠翔。漫畫，當然也不例外。

漫畫長久處於文學領域的邊陲，多數漫畫作者創作時心中的「預期讀者」也是尚未在社會體制中占據中心、獲得權力地位的青少年，因此，漫畫作品展現的視角、關注的議題，常有意想不到的創新與啟發。漫畫中的主角，常是群體中被排斥的異類、他者，他們內心的掙扎、困惑，長久的孤獨、難以言宣的暗影、傷痕，可以說是每一代青少年在被社會徹底馴化前，或多或少、或重或輕，幾乎共同的體驗。而現在社會光鮮美麗表象下掩蓋的黑暗、殘酷、謊言，對年輕心靈的撞擊，更是屢見不鮮。《怪物—MONSTER》這個故事，總讓我聯想到《格雷的畫像》，雖然王爾德寫得像童話。而漫畫作者發揮奇思妙想，往往在這樣的「他者」的主角身上，賦予某種特殊異能，他們在被迫陷入極限狀況的難局下，突然大奮起，擊退沉沉暗黑，迸發炫目光芒。漫畫能成為青少年的重要讀物，豈非順理成章？這與流行的大眾文學、類型電影十分相像，它們撫慰了現實世界中隨處可見，卻完全無能為力的不平、不公、不義造成的創傷！

漫畫也是最重視分眾口味的文學類型，稍具規模的租書店，都將漫畫清楚分類陳列，按性別：男生、女生；按年齡：成人、少年少女；按內容：愛情、推理、靈異、戰爭、奇幻、職場……讀者各取所需，絕無眾口只能一味的限制。因此，漫畫創作之蓬勃興盛，與國家民主的進程，恰成正比。專制威權之國，很難有精釆的長篇漫畫，更難有足夠支撐漫畫的閱讀人口與市場。可見自由與創作之息息相關，漫畫也不例外。

從小熱衷看漫畫的孩子，比較會尊重個人不同的選擇和差異，接納包容群體中的他者，從不同於主流觀點的視角看問題，關心弱勢、照顧流浪動物……雖然取樣不多，但至少家中兩個女兒可以為證。有些漫畫作品，特別著墨於某種職業場域，但決非社會主流的高階權貴、高薪名人──他們常是反派，而是作壽司的、下棋的、打籃球的、跳舞的、作料理的、作甜點的……這些主角一旦選定自己真正有興趣的工作之後，就不顧一切、全副身心的投入，屢挫屢起，一直堅持到底，終於達成目標。當然也有了不世出的醫生──但他是無照密醫；也有了不起的名偵探──但他是被害變成長不大小孩的高中生。這種精釆好看、正面思考的勵志漫畫，比空喊職業無貴賤、有志事竟成的口號，差別何啻天壤！多元價值觀是民主社會的基礎，看漫畫的小孩不會變壞，而且可能長成有寬宏心胸、有擔當責任感的大人！

漫畫中的角色，也許不太寫實，但細品之下會發現：這些人只是將我們平日或熟悉、或深藏的部分，誇大、放大、由隱而顯翻轉出來而已！將邊緣變成中心、將底層變為表層、將排好的位階打亂、顛覆，將價值觀重新評估……這樣看來，漫畫也蠻後現代，難怪這種文類真正開始興盛，正是七○年代。

總之，最重要的是能繼續不斷有好作品問世！不要忘記「青鳥仍不知去向，仍有禮物沒有送出。」（引自李佩璇詩作〈睡前書〉）漫畫乾坤無限遼闊，還有漫漫長路待走，尤其是真正根出於臺灣的漫畫。

我期待女兒在將興趣轉變為研究對象之後，不要喪失最初翻開漫畫時，宛如凝望靜夜燈火的強烈感覺，以及單純享受閱讀的幸福！

 歐洲當代思想巨擘：艾德嘉莫杭 

鄭淑鈴（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文化研究博士生）

  莫杭是20世紀法國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不過台灣的讀者對他並不熟悉。這篇文章希望讓讀者瞭解莫杭的學術生涯、思想關懷與轉折，並且點出莫杭重要的學術著作與觀點。

這位難以定位的學者不但著作豐盛更是多元，他研究的領域觸及了傳播研究、文化研究、視覺人類學、電影、哲學、行動研究、社會學、系統理論、生態學、教育學，近期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著作更是不斷。莫杭自詡為學術自學者，他在大學裡四處聽課旁徵博引，除了書籍以外，他所遇過的人與生命經驗都是汲取知識的來源。這樣的背景讓他沒有學院包袱，對各種知識的好奇與通盤彙整讓他得以倖免於學科專業分工過度的偏狹，從不同領域與角度切入研究主題，並且慢慢發展出一套全面的「複雜思維」（Pensée Complexe）體系。

一場知識的未知冒險：思索方法

莫杭在1977年到2004年間，以「方法」（Méthode）為名陸續撰寫的六本堪稱他學術生涯的經典著作。他選擇六大主題來開展方法的核心思想，探討自然的本質、生命、知識、想法、人性等命題，並且在2004年以倫理作為《思索方法》的終極主題。莫杭探討的方法跟方法論（Méthodologie）相反，它沒有既定的步驟可循，完全是一場如何在知識中逐漸發展一套思想的未知冒險。在這場試圖認識我們如何認識世界的旅程中會形成一些想法、原則、概念，如想正視真實世界的複雜性，這些概念是必要的。

莫杭認為我們越來越無法將知識定位在它原有的脈絡或是從總體角度來觀看。因為我們的知識體系被分割地支離破碎，人們提出的問題越來越難以接近基本核心，也越來越難掌握總體。因此，莫杭的認識論典範試圖從複雜原則出發，在分離的知識之間建立連結。他帶著如何重整知識的問題出發，透過對理論與概念進行一連串的組織重整，希望達到新的認識論與典範層次，獲得「方法」的構思，提供一個思想與行動的路徑。透過知識的重整原則，在知識體系中將那些支離破碎的合併集中、闡連那些分離的、思辯那些晦澀隱蔽的、重新整理我們的智識系統、學習如何學習。

莫杭之所以選擇科學作為切入點是因為寫作當時，科學思維的限制逐漸顯露而需要一種更複雜、更全面、較不抽象的認識論。莫杭一直不斷強調每個人都必需正視這個問題，知識探討不只是哲學問題，他的方法不是局限給哲學家閱讀的知識理論。莫杭認為核心問題在於說明所有的知識如何承受錯誤的風險，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是現實的轉譯、是對於現實的智識建構。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在教育知識的過程中，從來不教授究竟知識是什麼。

莫杭在1990年出版《複雜思維導論》（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complexe）。「複雜性」（Complexité）是支撐整部《思索方法》的重要概念之一。這個單字來自於拉丁文Complexus，指的是那些「被交織編排在一起的」。「複雜性」在《思索方法》裡指涉的是，我們缺乏獲得解釋正確清楚的必要知識。認知事物的複雜性便是承認我們無法獲得完善的解答，因此在找到更全面的知識之前，我們必需接受處於混亂的狀態，而非否認疑惑甚至摒除問題。許多事物在今日看來日益複雜也是因為我們認識事物的方法已經不足以認識這些被視為複雜的事物。我們得走得更遠，不能停滯在對事物複雜性的認知。因此，莫杭寫了好幾本著作來說明該如何面對事物複雜性的「方法」。

重讀莫杭

近幾年法國重新出版莫杭1960年代早期的著作《時代精神》（L’esprit du temps），令人驚訝的是，莫杭的學術思想在21世紀再次被檢驗時，非但沒有過時，許多思想觀念仍舊精采絕艷。如果將他在《大明星》一書中對明星現象精準的描寫與今日台灣娛樂版新聞相互對照，就算明星不同卻讓人對這重複上演的戲碼與結構看得更透徹。莫杭的作品不只在當時具有前瞻性，之所以耐得住時間的考驗，更是因為他試圖在研究中探索問題真正的本質，這也是為何他的書會不斷再版。

莫杭在1960、70年代法國的社會學領域相對沈寂。1962年《時代精神》出版，但是這本書很快就被社會學界排擠。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與帕斯宏（Jean-Claude Passeron）在隔年共同發表一篇文章名為《神話社會學家與社會學家的神話》（Sociologues des mythologies et mythologies des sociologues），認為學者應保持中立，研究不該受既有概念的偏見所囿，也不該受品味喜好的影響。莫杭被認為是捍衛大眾文化的可悲傢伙，作品因此被束之高閣。一直到1990年代法國媒體研究的學者重新回溯法國文獻，才從上述兩位學者的傳播理論史的註釋中重新發現莫杭。

莫杭與大眾文化研究

莫杭在1960年代便發現當時大眾傳播研究的限制，並且先鋒地認為觀眾並非一昧被動地接受大眾傳播的訊息，在訊息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有一層複雜的組織會彼此干擾。不過莫杭的用意更高遠，他想進行工業社會過渡到後工業階段的人類學研究，而特地選擇大眾文化作為觀察點，特別是1930-1960年的好萊塢電影。他要「理解」的不是普羅大眾的想像世界，而是整個生產邏輯、再現結構、改變的內在與外在趨力，這些是構成共同想像世界的重要因素，也是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莫杭也強調，集體再現的分析無法與社會現實分離，因為想像世界既非外在於現實世界，也非與現實世界對立，而是它的一部份。

莫杭具有前瞻性地將大眾文化當成人類學研究的觀察對象，用來考察現代性的轉變。法國文化社會學研究長期以來弔詭地籠罩著文化正當性的氛圍，而莫杭卻堅信大眾文化不該被視為次等品或是變質的文化，更非隸屬於特定社會團體的文化形式。大眾文化是現代性特有的形式，是具有普遍性的集體想像產物。它的現代性在於，人類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非特定機構主導，由跨國市場的流動性、不穩定性以及不確定性所產生的共同文化。這樣的的立場促使莫杭重新定義批判理論的文化工業與神話兩大概念，直接挑戰了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馬庫斯（Herbert Marcuse）假設中單一面向的大眾文化。

莫杭對於文化工業的高風險特質的討論其實更接近今日文化產業的樣貌，也就是說文化工業夾雜在「工業化的中央標準科層壟斷式邏輯」與「個體化的競爭創意新穎自動式邏輯」兩者權衡的壓力之間。大眾文化必需同時考量工業的內部張力、與觀眾的關係以及文化環境的轉變，因此大眾文化的活力必定是諸說混雜，同時超越地方國界、性別、年齡與社會階層的文化藩籬。如同莫杭在《大明星》裡所分析的，大眾文化供應的神話是種「理想的自我」，表現出從工業社會過度到後工業社會中日益增長的文化衝突，人們不再嚮往功能性個人主義的身分地位而是追求個人表現，對於個人幸福的追求遠大於扮演稱職的員工或家庭成員所獲得的滿足。對莫杭而言，神話是每個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下文化社會張力的表現，是用來觀察當下集體再現改變的社會學工具。

礙於無法在這麼短的篇幅一一介紹莫杭五十多本難以歸類的著作，而捨棄了其他論及歐洲文明、文明政治、現代性、人性、愛、教育、生態環保、危機、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命運等不同面向的著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針對感興趣的主題自行閱讀，也希望台灣讀者能有更多機會接觸莫杭的相關著作並進行對話。我個人的研究也受惠於莫杭的思想，但改變的不只是做學問的方式而是對於生命的體驗以及個人的責任。他不做道德的喊話，但是卻撼動人心。

在這無法盡談的一長串書單中，最後希望跟大家分享莫杭在2011年出版的暢銷新書《道路：通往人道的未來》（La voie, pour l’avenir de l’humanité）。89歲的他在強大責任感的催促下，冒著有失尊嚴的風險挑起一個知識份子避之唯恐不及的公共任務。這本書不只是為全人類而寫，更是寫給那些希望創造永續地球的人。這些人彼此互不認識也不受各大媒體與政府機構的認可。莫杭希望這本書能幫助這些行動者將想法放在一個更全面的全球視野，面對具體挑戰的同時也不遺忘其他困難。因為，要是在地行動者沒有更廣的眼界與同心一致的陣線，單獨的行動在彼此抵觸與消抵的情況下是無法產生豐富的結果。

（本文出處：《大明星：慾望、迷戀、現代神話》p.242-246）

這篇文章是編輯在小小書房的報品Party時準備的資料，分享給所有讀者

大明星這本書的作者莫杭（Edgar Morin）是法國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就像傅柯、布迪厄那樣有名，當我們的譯者在法國跟他的同學說到他在翻譯莫杭的書，大家的反應都是：哇！你在翻譯大師的書耶！

莫杭現在雖然已經九十幾歲了，可是在法國以及整個歐洲還是非常活躍，直到近年，一直都還有新的作品出版。他的研究有一部分是關於當代理性社會當中的魔力。在《大明星》這本書中，他很厲害的是，他可以將學界認為很膚淺的明星現象講得很深刻，牽連到整個人類文明的演進，可是又可以將原本是很學術的東西講得很淺白，他很少使用學術術語，但你若仔細看，你會發現他的思路充滿哲學的思想，是一本既淺白又深刻的作品。

崇拜偶像總是被當成不理性、瘋狂、盲目的行為，或者是商業操作，許多正經八百的人對之嗤之以鼻，但這種態度只讓我們對明星現象的認識顯的膚淺，無法解釋為何同樣的商業操作，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也無法解釋，就算現在是理性掛帥的時代，還是要這麼多崇拜偶像的行為。

這本書就是在解釋：為什麼有些明星會大受歡迎？例如克拉克蓋伯、瑪麗蓮夢路、詹姆士狄恩，什麼原因讓他們大紅？這些大明星很紅如何反映人類的夢想與理想？剛接觸到這本書時，馬上就聯想到《電影的魔力》這本書，它裡面談的是，為什麼有些電影會賣座，人們為什麼會喜歡這些電影，這些電影如何反映出我們想要相信的價值。

《大明星》這本書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它切入的角度是明星。從研究大明星當中，我們可以理解不同時代人們渴望的東西有什麼不同，在電影發展初期，明星是以一種女神、英雄的姿態出現，他們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他們是理想的極致；但後來人們喜歡的卻是帶點人性的明星，他們依然擁有神的特質，但卻也有凡人的煩惱，就像是希臘神話當中的諸神，有著七情六慾，會嫉妒、會犯錯。而本書對於這種轉變，有非常精彩的分析，充滿社會學的想像。

這本書可以讓我們思索時代的變遷，為什麼在這個時代是某種類型的明星受到歡迎，而在另外一個時代又是另外一種類型，例如早期大家喜歡的男明星，通常是非常陽剛、充滿男子氣概的男星，而現在受歡迎的男星則帶有一點陰柔、溫柔的特質；而以前受人歡迎的女星通常都非常女性化，但現在大家喜歡的女星都帶點男子氣，例如安潔利那裘莉。

除此之外，這本書相當有趣的是，它提到了電影角色與明星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好的角色讓某個演員成為大明星，還是明星讓某個角色紅了起來？明星與角色的關係是什麼？是角色成就了明星，還是明星成就了角色？ 

總結來說，這不是一本解構明星神話的書，而是一本理解明星神話的書。

不同於典型馬克思觀點，將明星當成「建構」的產物；作者認為明星之所以存在這個世界，不是因為邪惡資本主義的商業運作，而是源於人們內在的需要。我們的渴望，塑造了明星的樣子、決定了誰會大紅。明星類型的變化反映的正是人類文明的演進。

第5章   強綱領視閾下的多重發現：微積分是誰發明的？

一、引言

按照默頓（Robert Merton）的經典定義，多重發現（multiple discoveries）是「由彼此獨立工作的科學家完成的。有時候，這些發現是同時或幾乎是同時作做的；有時候，一個科學家會重新做出某項發現，而他不知道，這個發現在多年前就已經有人完成了」（默頓 2003: 512）。多重發現在傳統科學社會學中佔有重要位置，它不僅是文化決定論（Culture Determinism）的理論基礎，亦是科學社會學研究的戰略基礎（默頓 2003: 512）。因此，傳統科學社會學家如默頓（默頓 2003）、普萊斯（Derek Price）（Price 1963）、西蒙頓（Dean Simonton）（Simonton 1979, 1986）、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Garfield 1980）等人都十分重視對於多重發現的研究。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為從新的視角審視多重發現問題提供了新契機。從愛丁堡學派提出「強綱領」開始，科學知識社會學家通過對科學知識的社會學解構和建構，瓦解了實證主義科學觀的理論基礎，表明科學知識並非自然界的精確表象，而是不同利益集團社會磋商的結果。既然科學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那麼，作為其特殊形式的多重發現也應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多重發現存在的社會基礎是什麼？判別多重發現的社會標準是什麼？這些標準是客觀的還是約定的？促使各方達成約定共識的原因是什麼？多重發現與發現優先權爭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等等。這些問題將引導我們深入探究多重發現存在的社會意義。

緒論  華人族裔企業與全球化
Eric Fong（方偉晶）/ Chiu Luk（陸超明）

過去幾十年，一些主要移民接收國的重要都市均目睹了族裔企業的蓬勃發展。今日，當您走進這些城市時，發現某家商店是由族裔成員所擁有或經營的時候，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事實上已經是司空見慣了。族裔企業如此戲劇性的成長，係根源於企業本質上的變化。首先，這些企業已不再位於族裔社區，而是散佈在各主要城市。同時，族裔購物商場在郊區的出現不僅形成吸引族裔企業集中的推力，也是族裔企業從市中心族裔社區移出的拉力。其次，明確的證據顯示，現今的族裔企業已展現多樣化的產業風貌，不再限於社區便利商店或雜貨店這種傳統族裔企業的形象。今日，為數眾多的電腦零售商店、高級服飾精品店，甚至於金融機構都是族裔成員所經營擁有。族裔企業的這些變化不僅點出了其回應大社會環境變化的社會進程和結構發展，也突顯以傳統方法來理解族裔企業的侷限。

族裔企業研究一直是社會科學的重要主題。社會學家 Ivan Light 在 1972年出版了一本廣受流傳的著作，書中探討了美國華人、日本人和黑人的企業經營。接著在 1970、1980 年代，相關領域的出版品如雨後春筍。這些研究很多是受到 Light 書中原始議題的刺激，將焦點放在探討引發參與族裔企業創業和結構性運作的一些因素。1990 年代，族裔企業的研究重點則轉到族裔企業參與的各種經濟面向（例如 Portes and Zhou 1996; Portes and Jensen 1989; Sanders and Nee 1987）。早期的研究重心大多放在族裔企業架構和經濟面向的內在動態討論，對於鑲嵌族裔企業架構外的社會大環境如何形塑族裔企業，則並未充分探討。特別是當這些研究均顯示，全球化在最近幾十年來與族裔社區發展密切相關（Lin 1988），對於全球化如何影響族裔企業發展的自然延伸議題，以及受全球化影響而產生的族裔企業特性發展如何影響族裔社區成長，則遲遲未見探討。

導言  文化治理、地域發展與空間政治
王志弘（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文化」是發展的還魂丹？

近十餘年來，有個遍及全球、日漸興盛的趨勢，嘗試以各種「文化」之名，開啟城市與區域「再發展」（re-development）或「再生」（re-generation）的新契機。一個較近的例子是 2010 年上映的《艋舺》。這部描繪黑幫兄弟情誼的電影，不同於以往香港古惑仔或台灣黑道電影之處，在於協助拍攝的官方寄望它承擔一項任務：振興地方觀光。果然，帶有懷舊風味的《艋舺》吸引不少遊客一探台北萬華老市區，尋覓拍攝場景（包括經過保存運動而修復再利用的剝皮寮老街區），也刺激了當地零售消費。

影視場景帶動觀光的案例很多，稍早有《海角七號》的墾丁，以及韓國與日本戲劇規模更大的旅遊產業（《大長今》是著名案例）。近年高雄市政府協助影視戲劇於當地拍攝取景，也成為宣傳和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策略。不過，《艋舺》在激起一波旅遊人潮之外，也有不同的聲音，質疑黑道主題是否加深了萬華地區的污名、選擇性的再現而無法呈現當地多元豐富樣貌、拍攝期間對剝皮寮史蹟的破壞，以及觀光只是一時風潮，或者，只有少數人獲利等等。換言之，文化不僅是商機或美學行銷手法，還有著多種詮釋可能，牽涉了社會群體的記憶、認同、意義和生活方式，以及因此引發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