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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歷久彌新的《精神病院》

陳嘉新（精神科醫師、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我第一次接觸《精神病院》這本書是在念博士班的時候。那一次我去社會醫學討論會報告一個反覆住院的慢性躁鬱症病人個案，我說明這個病人如何在多次住院的過程中，學會用住院這種方式來處理她生活面臨的壓力；而精神醫療中以再住院率或者復發次數做為一種治療效果好壞的指標，對這個病人來說並不恰當。因為這種評估復原程度的指標，可能掩飾掉生病者的努力，無法看見他如何經由住院這種方式去因應生活中的日常暴力與苦難。引入高夫曼對於全控機構與自我形塑的觀點，讓我能夠以更多角度思考生病住院對於一個人的意義。

高夫曼作為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在他另一本著作《污名》（2010年群學出版，曾凡慈翻譯）的導讀裡，孫中興教授已經將他的生平與作品略作介紹，我在這邊就不重複，請讀者自行參閱對讀。

相較於巨觀社會學大開大闔的分析尺度，象徵互動論的微觀切入更像是繡花針法，但是批評力道則不遑多讓。讀者若是細讀本書內文，當可領受這種分析取向的綿密纖細、深入淺出。《精神病院》雖命名如此，不過其分析對象也可以包括監獄甚至寄宿學校等機構。高夫曼觀察並歸納當中的人物在機構的條件下如何形塑自我面貌與發展道德生涯，並據此提出理論。全書的四大章節中，第一章開宗明義地說明了全控機構的操作；第二、三章則說明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與個體調適過程當中的反抗與自我形塑，最後一章則考慮醫療觀點如何將被收容者的處境呈現給他們。高夫曼在本書中以其銳利眼光與分析力徹底拆解了機構內的人類處境，進而提出對於人類自我（self）的洞見：「我們身為一個人的感受，來自於自己被捲入更大的社會單位；我們的自我感來自於我們抗拒拉扯的各種微小途徑。」（頁310）這讓我想到以往還在做心理治療的時候，不時需要處理個案在榮格（Carl Gustav Jung）所謂個體化過程（individuation process）產生的困難；後來閱讀本書時，我不禁拍案叫絕，因為這段話幾乎是闡述個人與群體之間在歸屬感與自我感之間糾結纏繞的最佳描述。

在榮格心理學的學說中，個體化被想像成是以不同象徵標誌的個體發展與整合過程，那是一個不斷向自己前進的內在之旅；然而在高夫曼的社會學架構底下，個體自我的建立卻是個不斷跟外在互動而遞嬗變遷的過程。不同的學術取向，意味著不同的自我觀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of selfhood），相互對照之下，自我成形的多重面貌便油然而生。

儘管是微觀出發，但是高夫曼這種由下而上的象徵互動論取向並沒有落入以管窺豹的困局。讀者如果細讀本書，當可感受全控機構裡的人如何在體制規範的限定下反應、協商與抗拒，並在這些展現能動性（agency）的行動中塑造了樣貌繁多的自我，開展了軌跡互異的生涯。這樣的分析筆法將個人與群體細膩地疊繡在一起，具體地展現社會性與結構如何在個人互動中逐漸成形的過程。對照社會學家史特勞斯（Anselm Strauss）闡述的概念—「協商而成的秩序」（negotiated order），當可窺見此取向的學者如何在理論上調和結構與能動性之間的張力。

高夫曼在《精神病院》中具體地提出了象徵互動論對於自我、體制、機構、調適過程等等的分析，也經由這樣的分析，批判了當時的精神醫療實作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體制。因此這本書不只應該被社會科學的學生閱讀，也應該被這些受指涉的專業閱讀，包括精神醫療工作者、監獄工作者等等。事實上，《精神病院》出版迄今超過五十年，早已經跨出了社會學而進入其他各個領域，可說是歷久彌新。

最後給讀者一點小小建議，如果您想要對偏差狀態的社會控制更進一步了解，也應該將本書與傅科（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與《規訓與懲罰》對讀，相信更能夠領會這種現代性區隔正常與異常的機制，並且反思這些機制在當下以怎樣的面貌影響著我們作為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