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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社會而言,20137月到20146月是相當紛擾、不平靜的一年。開啟了一連串擾動與爭辯的第一槍,就是「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於2013103日正式提出統稱為「多元成家」的「婚姻平權(含同性婚姻)草案」、「伴侶制度草案」、「家屬制度草案」,送到立法院。伴侶盟原本認為在同性戀逐漸公開而被尊重的台灣,提出具有「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多元家庭、收養制度」四大特色而又合乎世界潮流、尊重人民婚姻自由與家庭權等人權訴求的多元成家草案,應不致遭受太多質疑。出人意表地,多元成家法案提出後,立即引發社會熱烈討論,遭到簡稱為「護家盟」的「台灣宗教團體愛家大聯盟」等團體的抵制,該團體主張「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價值,認為「多元成家將徹底破壞家庭制度及倫理觀念,其中不限制性別、不負性忠貞義務、單方面即可解約、與雙方親屬沒有姻親關係、自主選擇多人家屬及領養小孩等主張,皆將台灣帶往『毀家廢婚』的境界」。是以,若要通過這法案,必須經由全民共同決定(即全民公投)。他們更於該年1130日提出「為下一代幸福讚出來」的口號,號召到30萬人上凱道。至今,該法案中僅有「婚姻平權(含同性婚姻)草案」通過一讀,後續立法程序便因反對聲浪太大而停頓。

接著,2014 3 18 日起以大學生為主、公民團體為輔的太陽花學運,成為第一次成功佔領立法院的學生運動。表面上,該運動是反對執政黨以 30 秒宣布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要求先立法後審查,以凸顯台灣目前代議政治制度運作無法充分表達民意的的僵化問題,並要求還政於民。事實上,這個持續到 4 10 日才退場的學運,最高峰時曾吸引了 50 萬人參與,然而參與者實有著各種不同的理由與動機或目的:有的憂心中國的威脅,有的則不滿政府施政失效與執政者領導無方,但更多的是年輕人長久以來因對未來充滿不確定而累積的焦慮與不安,在此找到了發洩的出口。一起社會公民運動居然可以滿足那麼多人不同目的,正說明它並不是一個人、一個政策或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獨立造成的,而是涉及了整個台灣社會更廣泛而深刻的問題。

第三件是 2014 5 21 日台北捷運發生一名 21 歲男大學生的隨機殺人事件,造成 4 24 傷,導致人心惶惶,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加派員警巡邏車廂和捷運站。大眾媒體更進一步聚焦於:是否可藉死刑以遏止這類犯罪、犯罪者的扭曲心理如何造成今日的憾事、追究犯罪者的家人及學校的責任甚至是它所可能引起的模仿等。事實上,這類隨機殺人事件在當代世界各地,早已是普遍的現象,是有其特殊時代的條件與特定社會文化的因素。然而在台灣,在過去歷史經驗及觀點的觀照下,這事件被視為純粹是個人或家庭的責任,與社會無關。

事實上,這些事件都反映了台灣在這 21 世紀以來,早已進入新自由主義化的新時代,但我們的主流社會(主要是指政治界及學界)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的現代化觀念下,用過去既有的觀念來處理新時代的新問題,造成既有的觀念與社會現實脫節,使我們社會無法面對新的現象與新問題,更無法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使社會不斷沉淪,更使年輕人對於未來充滿著因不確定感而來的焦慮與不安。此一發展過程與路徑,與日本在 1980 年代中期經濟泡沫化所導致「失落的 20 年」所走過的路一模一樣。

以上述多元成家的爭議為例,了解人類經濟社會史的人都知道,這種以「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為中心的現代核心家庭之出現,在人類歷史上是很晚近而短暫的,它並不代表普世的價值。以西方為例,現代核心家庭在一般平民百姓中普及化是出現在 18 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在日本,現代家庭的確立則與二次大戰後隨日本產業的復興得照顧員工一生之戰後體制的打造密不可分;至於在台灣,1965 年開始工業化、都市化以後才建立了現代核心家庭出現的社會經濟條件。因此,落合惠美子稱「20 世紀是家庭的世紀」。相對之下,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而言,為了生產上的需求而有不同家的型態出現。譬如,以打獵採集為主的愛斯基摩人,在冬夏兩季隨自然資源的多寡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家之型態:夏季以核心家庭為主四處流動收集豐富的食物,冬季所有聚落成員聚居於鄰近少數食物來源地的長屋中。至於以刀耕火耨或輪耕為主的社會,勞力的多寡往往決定了生產量,因此,多偶婚的家庭或容納既無血緣也無姻緣的人為家成員的大家庭成為主流。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社會中,於個人與自我發揮到極點的條件下,個人間的感情超越血緣與姻緣關係而為家構成的主要基礎,使家有著個人化、多樣化、及心理化的新趨勢。但在台灣,多元成家的法案完全被核心家庭的觀念與價值所阻撓、挑戰,正好證明台灣仍以上個世紀現代化時期的家庭觀念來面對及處裡新時代的新問題,不只說明台灣主流社會對於這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化的新時代缺乏應有的了解,更造成主流社會的思潮與社會真實脫節。

反之,稍微瞭解新自由主義化如何導致人類社會文化根本改變的讀者應不陌生,資本主義經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生產不足而經歷了 20 年的繁榮期,到 1970 年代初期,卻因生產過剩而導致利潤率下降,使資本主義經濟進入衰落期。是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分別於 1979 年、1980 年,先後提出「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市場自由化、國營事業民營化、去管制化、緊縮財政貨幣政策等,經由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WB)、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推廣到世界各地。但這個建立在網際網路的科技革命、以及運輸交通及溝通工具快速發展之基礎上的發展,使得人、物、資訊、資金得以在世界各地快速流通並超越國家的控制,更使企業家得以在世界各地選擇最有利的地點來革新生產方式,造成資本主義經濟新一波的發展。而這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在人類政治經濟史上,如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對人類的生產方式與社會生活帶來重要而關鍵性的改變。

新自由主義化對人類社會文化最關鍵的影響即是促使財政金融管理成為經濟過程的一部分,且具有支配性。在此之前,資本主義經濟所指涉的經濟過程,不外乎指涉:生產、分配與交易、消費等,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下,財政金融的管理成為經濟過程中極重要的一環,甚至居於宰制性的地位,這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另有「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之稱。這意味資本(或資金)的滲透力遠比可見的貿易行為來得更具決定性與宰制性。這點,更因資本家或財團主宰國家政治而造成國家的弱化而加強。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現代民族國家與經濟的力量一向是相輔相成、甚至常是一體兩面。但在新自由主義化後,財團或資本家的力量早已超越、甚或主宰國家政治的運作。是以,不僅金融風暴頻傳造成一般民眾不再信任政黨及政治人物,更因資本家與統治階級往來密切並影響政策,造成民眾對政治的冷漠外,也因國家難以有效節制既得利益者而促成貧富極端化等社會問題。這些均使得新自由主義化國家早已意識到這類經濟運作方式,就長遠發展而言乃是弊大於利,因而許多國家開始尋找另類出路,才有了所謂的「第三條路」的努力和嘗試。不僅北歐、西歐與美國如此,連被歸類為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亦是如此。在嘗試另類出路的過程中,各國往往會因歷史經驗與既有制度的條件而打造出樣貌各異的「第三條路」,但他們對於如何降低新自由主義化對當地社會文化的衝擊這項關懷卻是一致的

除了「第三條路」,在所有沒有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化的國家或社會,多半會採取補救的其他方式,主要是公民社會的浮現以及社會運動的改造、新興宗教的解脫與救贖、以及透過家及親屬來承擔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險制度之不足等,作為緩解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不幸等三條可能的路。此外,新自由主義化對文化上的影響,主要是來自網際網路的進展為人類知識帶來了本體論上的革命。先前因啟蒙運動背後的經驗論科學觀之深化,使真實與虛幻的分辨成了現代性的重要指標,並使追求真理成了知識發展的動力。但在網際網路普遍的條件下,真實與虛幻的界線被模糊,因而造成知識上的革命:只追求有效與否,無關真理。這導致既有的社會分類與領域的界線被模糊掉外,更促進各個分類或領域間的相互滲透

相對於上述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回顧台灣,直到 1999 921 災後重建提供台灣新自由主義化的物質基礎外,陳水扁總統 2000 年上任以後推動金融改革的「金融六法」及政府改造的「四化」(地方化、法人化、委外化、去任務化)政策之實踐,乃是促成、加深台灣新自由主義化的關鍵性八年。這點,可由代表資本家或財團的信用卡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取代貨幣證之。不幸的是,台灣缺少馬克思理論及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統,加上所有政黨對於經濟發展與認識幾乎都是右派,以致於攸關台灣發展至為重要的經濟政策之決定與實踐,至今不見主流社會對此進行討論,使得台灣主流社會至今仍然是以上個世紀現代化時期的觀念來處理新自由主義化後這個新時代的新問題,自然造成台灣主流社會無視新自由主義化的後果而與社會脫節,也使台灣社會走上日本 1980 年代經濟泡沫化帶來了失落的 20 年之道路。

台灣主流社會雖無視於新自由主義化,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卻已根本地改變了既有的社會與文化。以東埔社布農人為例,隨新自由主義在這世紀以來的發展,當地各種社會生活領域均已超越過去聚落的範圍且互不一致,而這些個別生活領域更因新資本持續投入而不斷地再結構。在經濟上,不僅財政金融管理成了經濟過程重要一環而加深貧富極端化,「經濟」生活早已超越過去養家活口及增加財富的目的,而沾染了強烈自我認同與存有的意義。反之,政治成了外力在地方上角力的場所,相互衝突與傾軋的結果造成當地人對於政治的冷漠。而宗教與親屬(特別是家)領域的個人化、多樣化及心理化,使得過去既有社會組織沒落,人與人及人與神之間非理性的情感關係愈來愈具支配性。這就如同從當地人的行為與制度來看東埔社,這地方社會早已不復存在,然而,這地方卻存在於當地人的內心深處而成為其認同的基礎。這些都與個體與自我發揮到極致的條件與辯證有關,多重人觀與多重自我成了新趨勢,也使得意象與想像成了瞭解當代的新切入點。

東埔社布農人所提供的雖只是個案研究,卻呈現整個台灣大社會的新趨勢,更點出了解當代台灣大社會的三個重要論點:

第一,台灣在這世紀因新自由主義化而進入了另一個新時代。

第二,面對新時代的新現象,必須尋找或創造出新的觀念,才能有效再現新的現象與掌握新趨勢。

第三,要解決新時代的問題,就需要有新時代的新視野與新知識,才能為台灣找到「第三條路」。

是以,若要對當代台灣大社會有所了解而跳出上個世紀現代化觀念的限制及與社會真實脫節的困境,就只有對既有的社會文化觀念重新探討與創新,加上必要的世界觀與整合的能力,才能構成新時代所需的新知識與新視野,來面對當代的新現象與新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然而,新自由主義化在各地往往因過去的歷史經驗與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面貌,環顧各地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現象與問題,必須經由當地的研究來掌握。因此,這套叢書設定了十個重要議題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並冀望由此發展及累積足夠且必要的新知識,為台灣未來的發展作出貢獻。這十個議題如下:

1 什麼是家?(「現代家庭」後的個人化、心理化、多樣化趨勢)

2 新興宗教與宗教性(宗教的個人化與存有的問題)

3 什麼是地方社會?(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地方社會的形塑,包括區域體系的再結構、網路與虛擬社群的浮現等)

4 財政金融經濟與文化或地方產業

5 是階級還是族群?(族群是否仍是個有效再現與研究的概念?)

6 治理、去政治化與「次層政治」(sub-politics

7 多重人觀與自我(包括存有的問題)

8 意象、文化形式與美學

9 社會運動(包括環境主義運動、慈善救濟事業、透過網路而來具有普世價值的突發性運動等)

10 性別、代間與年齡

這十個議題的順序安排係依其可行性高低程度而定:排序在後的議題,往往愈需要排序在前之議題的研究成果來加以支持。我們預計以每年討論一個議題的進度來探討「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每年先是召集對該年議題有興趣及成果的學者,以講論會方式進行參與者有關該主題的報告與討論,之後再舉行學術研討會,邀請其他相關學者進行討論。與會論文經正式的學術審查及修訂程序後,集結成為本系列叢書。

本套叢書之所以能順利誕生,除了感謝所有參與的學者外,編者特別感謝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蔡英俊院長及人社院學士班張隆志主任全力支持並提供本叢書先行各項相關的講論會及研討會的經費以及人力協助,更感謝群學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劉鈐佑先生,不以商業營利為計來出版這套具前瞻性的叢書。編者衷心感激他們以台灣未來為念的真摯、熱情與投入。

 

叢書主編

黃應貴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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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蕩房產界的娘子軍:預售屋的跑單小姐

汪欣怡

 

當你一踏進富麗堂皇的房地產接待中心,馬上就會有一位笑容可掬的銷售小姐上前迎接你。她會專業地介紹該建案的理念、規劃與環境,帶你看過接待中心內的商品模型與樣品屋,並用各種動人的說詞讓你衝動下單。她身著制服,並且發送公司印製的名片,你很可能不知道,其實她只是個臨時員工。 到你簽下購屋合約的時候,這位銷售人員可能早已經離職了。

在台灣預售屋的銷售現場,大多數的第一線銷售人員是臨時員工。她們大多為女性,經常遊走於各代銷公司的案場,俗稱「跑單小姐」。「跑單小姐」是台灣房屋預售制銷售鏈的最後一環,扮演了影響交易成敗的關鍵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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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飲食文化創意中的臺灣自信

 

林怡潔(中興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十九世紀時,從福建泉州渡海來高雄的陳福謙先生,早年以替人撐船營生累積資金,在打狗高雄)開港後,改從事出口米糖行業。日人來台成立了橋頭糖廠進行加工出口後,陳福謙不怕競爭,亦成立了第一個台資的加工糖廍,陳福謙有好信用、好眼光和好人緣,他訓練福建同鄉後進陳中和先生到福建各港口、橫濱、香港等港口去做貿易,帶回臺灣需要的物資和洋貨。陳中和先生後來亦獨立成立貿易公司「和興行」,這兩位陳先生可說是全球化浪潮下打拼的第一代臺灣奇蹟,成功建立一片事業。

 

經過兩位陳先生的巧思和努力,大自然資源中孕育的農業成果,便能成就大江大海的事業,正如詩人李白曾喻「大塊假我以文章」,其中有許多學問。而從陳福謙先生到現在,經過一個多世紀,臺灣的飲食文化已有其歷史痕跡和多元容納的特色,有北投酒家菜、左營眷村菜、南北客家菜,又有許多作家坐高鐵筆下寫各地小吃、寫市場生活,飲食文學蔚然成風,飲食的電影也展現了流行文化特色,我的朋友張玉欣還成立了以推廣優良飲食文化為志的《料理臺灣》雜誌,以及舉行中華飲食文化國際研討會等,我也忝為發表者之列,去年前往雲南發表並觀摩其他四大洲的學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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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用食物來認識世界

 

余宛如

(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食物人類學碩士

 

 

我們當代的糧食產銷體系已經破損了,一方面全世界一半的飢餓人口,都是那些小規模種植的自耕農或是佃農,另一半的世界,食物生產過剩,人們用宴飲來炫富。而另外一個現象是,許多過去習以為常的食物,可能消失,可能換個靈魂,我的意思是,就像基改大豆一樣,外觀仍然是大豆,但是誰都知道它連基因都變了!除此種種,我們今天桌上的食物,如果認真追究,生產的環節在近代已經因為歐盟的CAP法案,或是WTO等政治因素,而扭曲了生產地原本的社會結構、文化、與經濟等面向。這個扭曲的過程,可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可能是一個隱藏在角落的回憶。但消費者看不見,因為破碎與不透明的生產鏈,把消費者與生產者分隔在兩個世界。

 

是的,食物其實也很政治,就像在台灣發生的美牛議題一樣,美國牛隻的生產方式以集約蓄養、量產,精肉率等資本主義的思維,走向工業化,卻為人類帶來狂牛症的隱憂,但是在美方的壓力與自由貿易形式的關係下,台灣政府是難以拒絕開放的。除了美牛,檢視台灣的麵食習慣,也是因為外力形塑而成,在二戰後,因為國際米價較好,台灣米努力出口賺外匯,大量購買美援的小麥,加上來自中國北方省分的麵食族群,漢堡、麵條、麵包、西點等麵食,逐漸進入台灣日常的飲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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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時分:起身邁向友善科技

林名哲(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

我家在大約二十年前擁有第一台個人電腦,是奔騰286的主機,單色映像管螢幕,主記憶體只有12KBytes,硬碟容量是4Mbytes。那台電腦開機時會有巨大的風扇運轉及磁頭移動聲,功能也很有限,但看在還是小學生的我眼中,依然是富有科技感的新潮玩具。就像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中的時光車,笨重、古怪,卻象徵當時人們心中的「先進」與「高科技」。

當時的我肯定無法想像,二十年後會出現可以隨身攜帶,具備高解析度全彩螢幕和觸控界面,而且運算速度和容量都數千倍於286電腦的平板電腦。這二十多年來,消費性電子產品日新月異,進步總是快過我們的想像力。唯一不變的是這些電子產品都是時代的尖端產物,持續象徵那個世代的最先進科技。

而設計以及生產這些電子產品的企業,和它們的產品共享相同的光環。在二十世紀末期,媒體報導的電子業公司,總是光鮮亮麗、營收屢創新高。在當中工作的個個是「科技新貴」,伴隨著團購名車、買豪宅一次付清等八卦新聞,他們成為所有年輕人追逐效法的對象。電子產業被捧上雲端,這次他們不只象徵先進,更代言了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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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約翰.藍儂唱道"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麥可.傑克遜唱道"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歷史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曲唱著「千古江山如詩如畫,

還我一個太平天下」

《共產黨宣言》寫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湯瑪士.佛里曼在印度班加洛市的高爾夫球場,打電話給他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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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曾經有位智慧的老者說:「假使別人不問我何謂時間,我知道時間是什麼;要是問起我來,我就不知道了。」那麼我為什麼問呢?

  只要人們研究時間問題,就能學到有關人、甚至關於自己的好些過去沒有正確理解到的事情。社會學,一般說來還有人的科學(Menschenwissenschaften; human sciences,一譯人類科學),迄今存在著理論建構無法處理的問題;時間問題能開啟通向這些問題的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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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史的浮現與掙扎:史明及其歷史書寫的發展軌跡

藍士博(政大台史所博士生)

 

一、前言

歷史並非只是過去發生過的「事件」,更必須透過敘事(Narrative)才得以呈現;所以,歷史書寫不僅反映出時人對於「歷史」一詞的意識與想像,更透露出史家的認知與才學。然而,歷史發展的軌跡往往不是線性的、同時也未必存在明顯的因果邏輯關係,特別當人出生而不自由,意志與行動又因為環境、結構受到限制之際,他們在各別時間與空間中的行為舉措、其對於自身社會情境的同情與理解,不僅決定了他們如何自我訴說,同時也影響著他們如何訴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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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精神

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第一次見到史明,是在一九八一年的洛杉磯。當時他從日本攜來出版不久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似乎意味著一個全新時代就要開啟。受到美麗島事件的衝擊,許多海外知識分子的元氣還未恢復,對於未來的期待猶覺茫然。這本巨大的歷史作品,彷彿是一個沉重的錨,使遠洋顛簸的船隻找到穩定的力量。捧讀這本書時,感覺就是那樣。也許不只是在閱讀中找到自我定位,而且也帶著讀者的心靈去探索歷史真相。如果說,那是一種撥雲見日的過程,絕對不是誇大之詞。在希望即將沉没的時刻,史明作品及時挽回一顆頹敗的心。到今天,南加州的夏日氛圍,依然盤旋在記憶裡。隱約中,依稀看見一個失落的知識分子,如何接受思想的再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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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國南部:正妹與流氓

 

 1956年夏天,我從德國回到紐約,對於要應徵學術工作來說,時間點已晚了些。於是,我應徵一些非學術的工作,在一再被拒的過程中,我不斷下修我的履歷表(最後,甚至宣稱自己只是大學畢業生)。我想應徵商場的保安人員,也因「條件太好」而被拒。最終我得到一份提供我另外一些研究經驗的工作。有幾週的時間,我受雇於一家市場調查公司當田野調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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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不吸煙也會死?而且韋伯還活得好好的?

蕭旭智(說書的社會學浪人)

 

對於柏格(Peter L. Berger)這個自稱誤入歧途的社會學家及其回憶錄,普林斯頓大學社會系主任伍特諾(Robert Wuthnon)短評道:「當代關於現代社會、文化及宗教的社會學思考,很少有作者能像柏格一樣具有這麼大的影響。如今,這位獨特的學者又寫出一本引人入勝之作書中充滿了坦率的自白、扣人心弦的幽默,以及對於我們身處之複雜世界的世故理解。」確實,《柏格歐吉桑的社會學奇幻旅程》充滿渾然天成又刻意冷暖熱的自嘲、笑話、趣事、未聞逸事、研究案例,以及值得回味再三的老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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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寫作與出版》導讀——出版英文學術作品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在「國際化」與「卓越」的名義下,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越來越重視英文出版品,這已經不算是新聞了。大部分的文科大學教授都知道關於「埃及人」的業內笑話:如果能出版中文的TSSCI(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或 THCI Core(台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之論文,就可以晉升「I 級人」,那麼升等、續聘就大致妥當了。如果還想力爭上游,就一定要努力成為「高級I級人」,也就是說要有英文的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是 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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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取向

再次重申,本書談的是移動性。它討論的是作為當今世界關鍵成分的移動性,也論及嘗試將移動性視為可以研究調查之觀念與經驗客體的學術研究。因此,本書雖試圖理出貫穿所有這類研究的一條路徑,但這場辯論擁有自身的移動性——它繼續前進的方式——使得我們的探究更為深遠。後續章節中,我們將思考移動性如何幾乎總是涉及了移動性發生其中的脈絡與空間的轉變。就是以這種方式,本書探討有關移動性的許多觀念、概念和研究取向,追溯這些觀念、概念和研究取向對它們所穿越的脈絡性學科辯論及假設造成的影響。據此,本書除致力發掘更多對於移動性的認識,以及學界處理移動性的方式,也將闡明這些辯論發生所在的特殊脈絡,以及對這些脈絡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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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追趕跑跳碰,推翻停移動

 

陳惠敏(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策謀「一場」(這「單位」很難界定,啟終無法明確,可被計算的僅是可數量度的「成本」)「移動」,常得搭配諸多的想法和事先準備——預備好時間、銀兩,仔細考慮移動所需耗的各項成本,包括心情的餘裕,以調整成最接近設想的終極版。最後再自問一次:有必要嗎?確認後方才展開,事後回味檢討哪些細節的安排不足。移動從不僅止於腦內活動,身體所在的勞動是必備的,無論是自己來或是用貨幣兌換購買。情感上的動員也是缺不得的,之前之後,期待或落空。我們可以設想一場公務行程,可以設想一場家族旅行,可以設想一場規劃縝密的「流浪」,甚而一場日復一日的重複移動,不論如何尋常或特殊,一經動員,即已展開。

移動本身就具有種魔力,盡力擺脫現實、向「上」的實踐,暗示著力圖離開現有的滯固/桎梏狀態。就算是重複的移動(同樣的路徑,去到同樣的地方,但肯定也都會有那麼些許的不同,如火車誤點、如一場大雨、如遇見一個人),也都能透露出忍受重複的美德之光。

彼得.艾迪(Peter Adey)這本《移動》(Mobility)是本博雅之作,小自原子,大至全球尺度,從漫遊者一路談到空間政治,不只是人,也包括食物、物件等的移動,作者援引多路的理論線索,遊刃有餘。本書作者來自地理學門,但卻不限於此,全書旁徵博引、令人目眩神迷,讀來過癮。打個比方吧,如果說我們把作者當成是位廚師,那麼艾迪並不是用了什麼奇怪罕見的食材,發明了一道新菜餚,或是專注鑽研出一道古早味的經典作法,而是他廣列出各種可資利用的食材及作法,然後寫出一套使用手冊(而非照著煮的食譜),告訴我們有哪些可能的搭配方式(所以也不是照單全收)。因此,與其說,艾迪帶給我們什麼嶄新而深刻的思想貢獻,或一套紮實的研究或論理發現,倒不如說,這本使用手冊可以刺激活絡我們的思維,鼓動我們的身體,試著一起做。

本書最有貢獻的企圖,可能就在意使「移動」(mobility)成為夠分量的分析概念(或作者所說的觀念),含括其特徵是什麼、豐富歧異的分析能量何在。就如同作者自述,「移動性是一種跟世界產生關聯、參與,並在分析上理解世界的方式。」(xviii)做為讀者,對於書中某些情節是特別有感的;同時做為社會人類學從業者,也會有些不太滿足的地方,在此僅列舉一二。

首先,作者提到移動所需的情感動員——感動(move)、受到感動(moved),這點作者的觀察敏銳,也能替某些戰爭發動、旅遊、衝突等議題提出重要補充,是另外一個較少被提及或被概念化處理的視角。然而,貫穿全書核心的,在我看來搭配移動的,依然是勞動和技術(含計數),這顯然是現代性的特徵。當然,我非常欣賞作者從「現代性」的大題糾葛下,繞出一條饒富趣味的路徑,得以「跟世界產生關聯」、「在分析上理解世界」。然而,勞動本就是現代性的基本道德價值之一,勞動不僅是移動的搭配,甚而可說是驅動!不管移動的過程有多麼地輕鬆自在愉快或緊張,顯得餘裕或侷促皆然。技術亦然。空間的移動所欲突破的是平面之間的線性關係,「垂直的」移動才改變了空間的視野可能。摩天大樓沒有電梯,就不可能存在。這是技術上的突破,當然也是思維上的顛倒。「固著與移動,是互為共舞共振的存在著」這類說詞,才能感應瞭解。

再者,缺了點味的,就是「時間」及其可能造成的質變。說得微小些,在經驗感受上及經驗感受對下一次移動的意義,甚而隨時動員徵召過往的經驗感受,也經常會發揮效果。說得氣魄點,時間造成的質變,對行動和行動者都會產生影響,或許當下不見得可以確認、辨識出來,卻影響深遠。至於時間對於積累、社會變遷等的重要性,就更無須多說了。

即使可能有些出於愛計較的不滿足,仍然無損於本書的價值和絕妙。作者的巧思和流暢的筆觸、動態的詰問鋪陳,都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而要為這樣一部援引廣博、理路很多的作品進行翻譯勞動,需字字反覆斟酌考慮之處甚多,最後面世時的行文流暢,譯者徐苔玲、王志弘自是功力深厚。此外,我一定要推薦的是本書的編輯概念,最令人眼睛一亮的地方,就在於主文之外的三個專欄——「關鍵概念」、「個案研究」、「移動方法」,貫穿了概念-經驗-實作。這使得閱讀本書的經驗,不只是被說服的過程或僅是拍案叫絕,而是會撞擊到自己曾有過的所有移動經驗(包括研究和生活經驗),鼓舞讀者當起而行。

這本書的閱讀是在移動之間,在工作與工作之間進行著,在東部火車上、在高鐵上、甚而在捷運上,這些都一一符合了移動的特質,顯得相當活潑流動。透過kindle、筆電、3G上網、紙本,到處可看。容我再度強調,這是一本無須好好端坐閱讀的書,要預備的可能是激活的想法、開放的態度,以及嘗試的欲望。

Live house或街頭演出,永遠搆不上數位記錄典藏的精準度和正典化;而口中咀嚼的產地好米來到我們的嘴邊時,那股甜味似乎也得透過包裝袋上的指引認證才能加以確認。移動,或許正是要打破這些。你必須要到池上看見那一畝田,才懂得吃進去的那口飯的滋味;而你也必須要在現場的忘詞走音中,才感應得到聲響與音樂的激動。當然,不是人到就好,這一切還是要預作準備的,必須全體動員,倘若抵達現場卻依然感覺不到,或到了現場只按圖索驥確認無誤,這樣的肉身移動依然是不動如山的。

服用本書的方式,無須逐字逐句從頭到尾,這可會減損了本書的精彩,建議讀者何不以追趕跑跳碰、推翻停移動來接近它,各自產生自己的趣味。

雖是如此,這篇引薦短文依然還是在桌前,一字一字地敲打鍵盤生出成文。思想的活絡可能在移動間產出,然而,思想與創意的積累,依然得蹲下來,得在藏起來的無言無語狀態之中,使情緒及思緒匯聚提升到迸發的那刻,方得創造。在此,誠心邀請各位讀者可以開始愉快地服用本書了,也再次老派地提醒各位,注意時間的醞釀發酵。兩相搭配,後勁無窮。最後提供一個小建議,在讀完之後,停一下吧。或許,加點移動味——「暫停」。將更能體會本書的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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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超商》後記  

人點滴,當湧泉以報(吳偉立)

 

這本書,是改寫於我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圓夢捷徑?--連鎖加盟制度中的創業、「資本」,與台灣資本主義》」。歐,請容我臭屁一下,那本論文可是被選為當年的「台灣社會學最佳碩士論文獎」喔,在小圈子裡還頗可以吹噓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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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漫長的倫理之旅:關於《我的涼山兄弟》

 

劉紹華(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彝族以前很強勢,抓漢族當奴隸。」我仔細聆聽眼前的四川涼山彝族學者述說,拚命抄著筆記的手突然停下,望著該學者的臉,腦子像觸電似的,突然白花花一片。我想像,卻又難以想像:這麼厲害啊。

 

我的腦子開始快速搜索以前讀過的中國少數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瑤,這是每個「反攻大陸」口號時代成長的人都能脫口而出的中國民族譜,還有一些稍小的民族,鄂倫春、土家、擺夷、畬族⋯⋯彝族是什麼族?哪個一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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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弔詭:政治決策的藝術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作者:Deborah Stone

 譯者:朱道凱

 定價:500元

 出版日期:2007年01月10日

 ISBN:9868298210

 

增訂版序 Preface to the Revised Edition


國中一年級開學後第二或第三週,有天學校舉行第一次消防演習。新到一所學校,面對新的日常作息,要學習的新規矩很多,除了消防演習,還有更像大人開會的導師課、不同老師教不同科目、上下課時間、嚴格的課程表等等,而鐘聲主宰一切。當火警鈴聲響起,我們排成一列魚貫走出教室,按老師指示的確切方式和地點,在馬路上排隊站好。

我站在艾黛莉旁邊,艾黛莉是我的朋友,就是小朋友剛認識、彼此喜歡但沒有深交的那種朋友。我們有幾堂共同課,每回她在課堂上發言總是輕聲細語,顯得非常聰明又非常害羞。艾黛莉的膚色是做巧克力蛋糕的麵糊顏色,在同學中非常搶眼。她是這所學校唯一的黑人學生。雖不是我認識的第一個黑人,卻是第一個和我同齡的。我覺得她的文靜一定和她老是引人注目有關。我極端害羞,最引起注意。我認為一天到晚這樣顯眼一定痛苦不堪,對艾黛莉在這種處境下還能保持優雅,佩服得要命。
 
我們這條長龍才剛站定,一個男孩騎著腳踏車從他家門口車道滑出來。他懶洋洋地沿著我們隊伍彎曲蛇行,幸災樂禍似的炫耀他那天不必上學,而我們必須的事實。他斜斜地朝著艾黛莉和我騎過來,就在車把快碰到我們的時候,冷哼了一句:「你應該回家洗澡。你髒死了。」
 
我頓時感到火燒般的灼痛和難堪。我想保護艾黛莉,設法擋在她前面,但他話已出口,我無法讓他收回。我想說點什麼安慰愛黛莉,撫平她的刺痛,但我不知道說什麼。我想把那小子打得滿地找牙,但他已經騎遠,何況我個子矮又不懂拳擊,明知自己不可能把任何人打得滿地找任何東西。最後,我想我總可以向老師告狀吧。那傢伙有夠狡猾,故意等到老師走開,聽不到他罵人的時候才開口,但只要我去告狀,老師一定會處罰他和做點什麼幫艾黛莉撐腰。
 
所有老師都在附近昂首闊步維持秩序,一邊叫大家安靜,一邊教我們如何計算全部人員是否到齊,就是除了輪流報自己名字外,別的話絕對不准說。才聽完這一席什麼是適當禮節和大人做事方法的嚴格訓示,此時如果大聲向老師檢舉剛才發生的事,等於違反不准亂講話的規定。怕惹人注意,只想當乖孩子的我,最後什麼也沒做。

我之所以講這個故事,因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政策弔詭(policy paradox),雖然當時我並不認為如此(我以為那是我自己缺乏道德勇氣)。此事牽涉一項社會措施──消防演習,其目的在維護我們安全。但老師看似掌控一切,卻不能阻止對一名學生的暴力行為,甚至不知道我們當中已有一人受到傷害。

此事牽涉一組規則,表面看來絕對公平。和交通規則一樣,只不過確保事情運作順暢而已,不像某些規則顯然偏袒某一類別或階級的人。但如果我們一味遵守這組規則,惡霸就會得逞,他們挑中的受害人也會受傷。於是我領悟到,尋常規則不可能阻止惡霸或幫助受害人。
 
這組規則體現了正確(rightness)和美德(goodness)(遵從指示;閉嘴;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好公民服從這些規則。但我憑直覺知道,另一組規則也同樣正確(不可傷害別人;阻止他人傷害人;幫助被傷害的人;忠於你的朋友)。我不可能同時在這兩組規則下當乖孩子。那天早上在馬路上,我隱約明白,即使最清楚、最簡單、最不含糊的政策,實際上也可能非常模稜兩可。我意識到,當一個公民,必須學習與含糊和弔詭共存。

多年後,我開始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新成立的政策學院(Institute of Policy Science)教書,不得不注意到一個怪現象。政策學這門嶄新的學科,據稱致力於改善政治治理,卻打從心底深惡痛絕政治之含糊其詞和似是而非。總的來說,這門學科鄙視政治,斥之為不幸的絆腳石,只會妨礙冷靜、理性的分析和優良政策(兩者被視為一體)。時至今日,許多討論政策的政治學著作,仍致力於證明現實世界的政策制定如何「偏離」純理性分析。在理性分析中,所有事情都只有一個清楚含義。無論事情好壞、大小或確不確定,理性分析保證能找到一個公分母,一個衡量與判斷的單一標準。我寫這本書來批判這門學科,同時希望闡述一種更激勵人心,也更合乎人性的政治分析。

所以,下述四個理由概括我為什麼認為世界需要《政策弔詭》這本書。第一,我認為理性概念對人類如何思考和感受的看法過於狹隘,我相信弔詭是人生無可奈何的常態。但我們能夠與含糊和弔詭共存,因為弔詭僅在一個世界觀中是弔詭。如果我們能跳出單一觀點,便能更好地和平共處,而不至造成這麼多互相傷害。政治是一個幫我們彼此從不同角度看事情的方法。我希望建構一種政策分析模式,承認政治是一個有價值的創造過程。

第二,政策分析領域被經濟學,以及視社會如市場的經濟模型所把持。在個體經濟學的想像中,市場是一群分裂的、沒有共同生命的人聚集在一起。這群人各有各的偏好,彼此間的關係純粹是互相交易以盡量增進個人福祉。我和許多社會學者一樣,不認為市場模型能令人信服地描述我所熟悉的世界,或就此而言,我願意居住的任何地方。我希望建構的分析是以社群模型(a model of community)為起點,個人生活在一個相關、互依和忠誠的網絡中,他們不但追求個人利益,也嚮往和爭取公共利益。這種分析不可能像大部分經濟學者那樣,把個人偏好當作「前提」,反而必須考慮到人們對世界的想像從何而來,以及該想像如何形塑他們的慾望和他們的願景。

第三,政治學迄今未找到一個非常有說服力或令人滿意的說法,去解釋政策究竟如何形成。除了理性選擇模型(rational-choice model)將政策看成未經計畫,人人各為己謀的結果外,政治學家還提出一個不切實際的「生產」模型,根據此一模型,政策是循序漸進組裝而成,彷彿從工廠輸送帶送出來的一般。無數個案研究針對不同議題領域,如福利和國防,分析其中的爭議,結論是──謎底揭曉!──原來政策制定是複雜和僥倖得來的。當社會科學家從個案研究歸納出普遍原則時,其推論往往愚不可及。例如,坊間有本重要著作談到實施狀態時表示,「當計畫獲得高度政治支持時,實施較可能成功。」(你我不必繳學費,用膝蓋想也知道一個政治支持度很低的計畫較不可能成功。)因為我一向認為公共政策中存在共通的論點,貫穿不同的議題範疇和政策制定階段,因此我想建構一種分析模型,使我能夠分辨和闡述一再出現的論點與反駁論點。簡言之,我想創造政策辯論的修辭學。

最後,公共政策與政策分析領域崇尚客觀性和確定規則。它們致力於推論會自動導致客觀上「最佳」結果的行為法則。我不相信人世間有檢驗美德的客觀標準,或可以自動產生最佳結果的人類行為法則。我想建構的分析模型,乃是承認分析概念、問題陳述及政策工具本身一概是政治主張,而非賦予它們特權地位,奉之為普世真理。

所以,概言之,我寫《決策弔詭》這本書的目的是闡述和傳授一種政治分析,這種分析珍視人類心智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尊重政治與共同生活,並且讓通常假冒科學真理的政治主張更無所遁形。
 
本書從頭到尾在辯證一個觀念,即每一種我們用來設定目標、界定問題和判斷解決方案的分析標準,都是政治建構的。無論平等、效率、社會測量(social measurement)、因果關係、效益,或其他任何東西,皆非「金科玉律」。不過,儘管我不相信社會上存在某個客觀的、人人都能接受,並以同樣方式影響每個人的公平標準,但我也不認為所有分配方式在道德上無分軒輊。這本書並不主張價值觀不重要。恰恰相反,我在每一章都嘗試說明為什麼政策分析師或決策者必須將自己的價值觀納入考量。

同樣的,雖然獎勵、懲罰、規則及其他政策工具,不會以自動和可預期的機械規律性來運作,我們也不能就此推斷一切制定政策決策或改變人民行為的手段都同樣能促進民主、正義或共同生活。
 
例如,有些性質的誘因系統會產生更多的個人自主與自決,有些則導致更多的團結與合作。每一種可以想像的政策工具或解決方案,都會對公平、民主或自由之類的價值造成廣大影響。忽略這些影響,會導致狹隘、扭曲,終至脫離政治的政治分析。
 
處於政治衝突核心的廣闊目標與原則,例如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永遠無法化約成簡單的決定性準則,因此也不能指點我們如何判斷政策問題。不過,廣闊的目標與原則,做為一個社會的抱負,仍有一個重要用途。它們代表我們自己及未來世代的理想與希望。僅僅靠強迫我們討論這些曖昧不明的詞彙所代表的意義,就足以團結社會大眾追求更美好的世界。當我們辯論這些理想的含義時,我們必須證明自己的政治願望乃出於正當理由,而非自私自利的動機,我們也必須具備接受不同觀點的雅量,才有可能說服反對者。這種能夠想像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更公平或和諧或自由的世界,並且不斷重新構思問題和解決方案的能力,是人類之所以是萬物之靈的特質,也帶給我們改善命運的一線希望。模糊的目標、不精確的問題定義和難以駕馭的政策工具,縱然引起種種紛爭,但只有傻子才會拿它們去換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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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簡惠美)

 

 

二十幾年來一直在譯韋伯原典,只有兩次例外。一次是研究生時代開始對韋伯學說產生興趣時,譯出了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再就是這次譯出林格(Fritz Ringer)所著的這本《韋伯學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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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徵收迷思,回歸問題本質!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台灣已經解除戒嚴,理應回歸民主憲政,但是若以近年來四處蠭起的土地徵收抗爭運動來看,其實我們仍然深處於國家戒嚴的意識型態及制度牢籠裡面,人民的財產權及生存權其實並不獲保障,隨時可遭受國家暴力的強制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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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美與反美》推薦序—一個已「內化」美國的日本

蔡增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所長兼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日本是個相當矛盾的民族。它既喜愛美麗的事物,卻又極盡黷武;它相當崇尚禮節,另一方面又窮極好鬥;它熱愛新事物,但有時又相當保守念舊;它講究服從之道,又常常桀驁不馴。

日本人的雙重性格,也具體表現在戰後的對美政策上。它表現地如此親美,骨子裡又極力反美。日本會親美,乃因為美國是唯一打敗過它的國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向崇尚強者、鄙視弱者,你沒打敗它,它就會不斷嘗試以小搏大;一旦你擊敗它,它就會永遠對您俯首稱臣。

二戰期間,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只擊潰日本的軍事硬體,徹底瓦解日本心防的,是戰後美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占領日本的七年間公布的「公職放逐令」及「財閥解體令」。從此日本徹底臣服於美國,不但沒有自己的軍隊,外交政策上也唯「美」是瞻(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日本的外交政策),更成為美國軍事擴張的提款機。

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向來存在「美國派」與「亞洲派」的路線之爭。「美國派」認為一路追隨美國才能保障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利益,東京到北京的捷徑是經由華盛頓,只要美日關係穩定,中日關係自然就好。「亞洲派」則認為日本身處亞洲,當務之急應是改善與周邊鄰國的關係,而非一味追隨美國。可惜從戰後以來,「美國派」就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主流,2009年民主黨上台後主張的美中等距外交,在普天間基地爭議下都只化為曇花一現。

戰後的日本為何如此親美?為何始終無法改變親美路線?除了美日同盟的軍事因素,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因素?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的《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就是嘗試要解答這幾項疑問。吉見教授嘗試從社會學及歷史學的角度,解構在2001年恐怖攻擊後,美國高舉反恐大旗入侵伊拉克及阿富汗,引發西方社會及伊斯蘭社會大規模反美浪潮時,何以日本國內卻紋風不動?

原來美國早就從文化、消費及社會三方面進入日本,進而改變日本,作者選定媒介的表象、都市與休閒,以及居住空間等三個方面,來論述日本對「美國」這個概念接納的基準。作者赫然發現:美國對日本的深刻影響不只限於戰後,而要追溯到1853年美國黑船進入東京灣。對日本人來說,美國不再是太平洋彼岸的國家,而是內化為日本社會秩序的一部分,這讓日本成為全世界最親美的國家。

2012年,中日兩國爆發釣魚台主權爭議,使日本國內新民族主義勢力抬頭;美國對釣魚台問題的曖昧,則讓日本政府寢食難安,這種情勢的轉變只會讓日本更離不開美國。當亞洲各國在「親美」與「反美」兩股勢力拉鋸的同時,日本好像只剩下「親美」一種聲音。日本的「親美」也許是來自日本國內政治的無意識,或毋寧說是日本對鄰國即將崛起的一種集體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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