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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史的浮現與掙扎：史明及其歷史書寫的發展軌跡

藍士博（政大台史所博士生）

一、前言

歷史並非只是過去發生過的「事件」，更必須透過敘事（Narrative）才得以呈現；所以，歷史書寫不僅反映出時人對於「歷史」一詞的意識與想像，更透露出史家的認知與才學。然而，歷史發展的軌跡往往不是線性的、同時也未必存在明顯的因果邏輯關係，特別當人出生而不自由，意志與行動又因為環境、結構受到限制之際，他們在各別時間與空間中的行為舉措、其對於自身社會情境的同情與理解，不僅決定了他們如何自我訴說，同時也影響著他們如何訴說自我。

上述關於歷史與歷史書寫者的描述，史明（本名：施朝暉，士林人，一九一八—）無疑是一個相當適合的研究個案。一方面，史明其人跨越戰前、戰後接近百年的生命經驗，恰好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接受現代歷史教育的過程；另一方面，其戰後被迫流亡海外，卻在勞動之餘孜孜不倦完成一九六二年在日本東京出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以下或簡稱為《四百年史》），開始了其持續大半生的歷史書寫。史明固然將其著作視為是抵抗戰後台灣再殖民體制的思想武裝，但是如果將之放入戰後台灣史研究的發展脈絡，卻正好與島內台灣學研究學術建制化的發展合成一組「海外─島內」的雙軌、乃至於多元的發展概況，

台灣學研究體制化的正式發展，幾乎是自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溪域自然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濁大計劃）開始，在旅美學者張光直、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鼓吹與支持之下，以結合當時各學科研究者（包括陳奇祿、漢寶德、施添福、李乾朗、王世慶、曹永和、張炎憲等人）的方式，逐漸地由研究計劃、專案，在2004年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1]

有別於台灣島內的蜿蜒，體制外的台灣史研究早在戰後初期便已然開展，包括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一九六二）、王育德《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一九六四）、黃昭堂《台灣民主國の研究：台灣獨立運動史の一斷章》（一九七○）、戴天昭《台灣國際政治史研究》（一九七一）、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灣: 抵抗と弾圧》（一九七二年）等通史、學術性著作，則應該被視為是戰後台灣史研究的另一條系譜。

「海外─島內」兩條脈絡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關係？各自對台灣學術界又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雖然有待未來再作探究，但是史明其著作的特殊性，在於這不僅是海外台灣人以台灣人立場書寫的第一本台灣史著作；同時更持續演繹、增補至一九九八年，對戰後初期的海外台灣人與八○年代的台灣社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是故，當台灣學研究業已體制化的現今，史明及其著作本來就不應該成為學術史探究的遺珠之憾。本文以下的篇幅將透過史料以及史明與相關人士的口述紀錄，依序討論：1.史明於戰前殖民地統治下所接受的歷史教育，以及可能形成的歷史意識；2. 戰後《台灣人四百史》出版的意涵及其理念的演繹；3.史明反殖民論述產生的影響與爭議。透過史明及其歷史書寫的軌跡，希望得以呈現：被殖民者在認識與書寫自己的艱難。

二、從學習到書寫：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

由於漢人移墾社會的特徵，台灣直至十九世紀中葉才大規模地展開文教化。即使開始出現舉人、秀才等具備文化資本的社會菁英，終至乙未割台之際，多數台灣人認識歷史的途徑，仍然必須透過街談巷議、章回小說才能得到籠統而模糊的理解。[2]日本殖民統治以降，台灣人在近代化教育影響下才開始接受有系統的史地教育。史明在其尚未出版的訪談記錄中表示：

「等到了我中學階段，雖然大多在唸日本歷史，但我對歷史的興趣還是沒有改變。那時候的中學課程是這樣安排的：三年級是教日本歷史，四年級是教世界史。地理也一樣，分成日本地理和世界地理。雖然沒有教台灣的歷史與地理，但是我們知道台灣有淡水河、濁水溪等等，老師在上課時都會將台灣的地形概況，比如台北長什麼樣子，台中、台南等地也大概都有講授。我反而都不知道什麼長江、黃河，當時的我對於長江、黃河也沒有什麼興趣。」[3]

總督府雖然有系統地安排歷史課程，但是從日本史地到世界史地，台灣人始終沒有機會在學校裡面完整的認識台灣，只能仰賴老師個別在課堂中講授。這種作為「次等國民」、「第三國人」的悲哀，唯有透過傳承台灣社會原來既有的街談巷議、傳說故事，才能補足殖民地子弟原本應該有的、對於原鄉的認識與瞭解。

「我之所以對歷史感到興趣，源自於平常晚上老人家們聚會，或者我們士林每逢十五普渡、十四放水燈等節日時，總會講起台灣的過去、以前在士林發生過的事情，其實就是講古啦！這些事情大多是清朝時候發生的，有些並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上。比如像我叔公曾經說過林爽文的故事。當時在林爽文佔領台灣兩三年的時光中，士林也有林爽文的部下駐守，後來這些人戰死了，被民眾埋在芝山岩、稱做是「大墓公」，每到七月十五普渡時士林人都會祭拜這些好兄弟。我聽到林爽文事件時年紀還很小、還沒上學，不過小時候的記性很好，所以都會記得別人說故事的內容。不過我好像沒有聽過像鴨母王朱一貴的故事了，長輩也很少提及中國早期的歷史故事。」[4]

鄰里耆老的口述幫助史明認識過往先人移民開墾的歷史，同時也讓他在時間與空間上立定了從原鄉、母土出發的座標。或許這些生命經驗在旁人眼中看來不甚重要，但是這卻成為了史明後來念茲在茲的部分。[5]總督府固然可以在教育場域當中排除台灣史地，卻無法避免台灣學生在讀書裝置（圖書館、讀報社）、書局、雜誌、書籍等其他因素影響下，形成他們自我對於現代知識（包括台灣史地）的具體認知。

「不過，市面上很少有偏向歷史的普通雜誌，我看得大多是像《少年俱樂部》，或者漫畫尪仔冊那些東西。等到我中學比較高年級的時候，由於我阿爸對讀書這方面很有興趣，加上他從東京回來的背景，所以像在日本較為重要的雜誌如《文藝春秋》、《中央公論》還有《改造》等，他每一期都買，對這些雜誌都很重視。我就會趁我阿爸買回來的時候一起閱讀。」[6]

伴隨一九二○年代台灣人印刷媒體刊物的蓬勃發展，與台灣作為文化交疊地域的特徵，政治學、民俗學、文學、歷史學等現代知識持續輸入台灣，擴大殖民地台灣社會的思想資源，也促使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結束以前，便已經產生一批理解近代啟蒙知識、具備近代史、地、國際局勢知識的文化菁英（cultural elite），更激發了台灣人自己訴說自我的動機。 

當史明於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年間前往中國參加對日抗戰，並在戰後進入華北解放區之際，台灣知識份子如黃得時在戰前已然擺脫連橫一九二○年出版《台灣通史》的傳統書寫模式，與島田謹二個別陳述彼此對於台灣文學發展、定位的不同看法。另外，台灣新民報記者陳逢源也開始在著作中爬梳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過往。

這些例子顯示台灣知識份子最晚在日治末期便已具備書寫歷史的知識與意識，而史明於一九四九年返回台灣以後，也延續了這股台灣人訴說自我的風潮。

「二二八事件後，我（按：曹永和）在臺大圖書館工作，有一天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按：史明），才又繼續來往。他有時也會來圖書館，或到溫州街的宿舍找我。史明與我的談話，多半是台灣史的問題，並未觸及任何政治性議題。那時他已經著手進行台灣史研究，寫《台灣人四百年史》，因此向我借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誌》。」[7]

「我（按：史明）在中共解放區那陣子，因為無法理解為什麼大家平平都是漢人，何以台灣人跟中國人之間嚴重對立，為什麼中共對台灣人如此刻薄（按：這裡指的是史明在華北「台灣隊」看到的情況），而慢慢產生了台灣意識，……想決定台灣的未來，就一定要了解台灣的歷史。我這才興起了不唸台灣史不行的念頭，在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的期間，開始跑去找當時在台灣大學圖書館任職的曹永和，借閱有關台灣歷史的書籍，那些書籍大多是以日文寫成的。[8]

因為武裝行動曝光，史明後來被迫流亡海外，暫時中斷了《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的寫作計劃；但是，戰後台灣閉鎖的環境與國民黨施行的「再中國化」政策，封閉了島內台灣研究的萌芽與發展。於是，當《四百年史》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之際，仍然是當時島內、海外屈指可數的台灣史書籍。

三、台灣人史的浮現與演繹

史明一九五二年自基隆偷渡至日本，歷經短暫牢獄之災以後與伴侶平賀協子從在路邊擺攤子開始，終至在東京池袋開設新珍味麵館。短短十年間，史明在人地生疏又必須同時兼顧生計、地下工作的情況下，終究還是寫成了第一本以台灣人立場出發的通史。[9]於是，《台灣人四百年史》的第一重義涵在於：它並非是一本出自象牙塔內的著作，而是一本結合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實踐成果。

「至於真正動筆，大約要到一九五○年代末期，總共寫了兩年多才完成。我的日文寫作速度很快，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閱讀、整理資料上。……來店裡吃飯的客人數量往往有週期變化，像月初通常比較少，我就趁月初去國會圖書館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看書、查資料，珍味打烊後，我更經常徹夜讀書、書寫到早晨四、五點，然後休息到十點，再到樓下幫忙。」[10]

另一方面，《四百年史》從撰寫動機、過程與目的都是為了與國民黨的官方論述對抗，所以它的第二重義涵在於：這並不僅僅只是一本通史著作，而是一本從內容、裝幀到出版都在與彈壓力量彼此較勁、相互拉扯的知識指南，也是被殖民者為了革命行動而準備的思想武裝。

「《四百年史》出版之前，國民黨已經得知有人在寫台灣史的消息，一直試圖與各家出版社連絡，想要買斷這本書的版權、阻止它出版。因此我費了很多功夫找出版社，最後才找到一間由早稻田大學學弟經營的音羽書房。我請學弟務必保密，並且馬上給了他出版所需要的費用。」[11]

「一九一七年台北市に生まる。一九四一年早大政経学部卒業、後、上海、蘇州、北平にて新聞発行に従事する傍ら各地を視察。戦後、再び來日本して貿易商を営み、現在に至る。」[12]

事實上，今日為人所熟知的「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四百年史》出版最初只是一個杜撰的筆名，意指「把歷史弄明瞭」的意思；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在於書末介紹作者生平的描述當中，幾行內竟然就有四處錯誤（按：即上述引文附底線處）。這些不管筆名或者是刻意捏造作者「身世」的設計，終究都是為了閃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查。於是，正因為《四百年史》與台灣獨立運動本身密不可分，所以如何讓它的內容得以傳播、宣傳，也就成為作者一開始便孜孜不倦的「工作項目」。

「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總共印了三千冊，大概花了五、六十萬日圓。……比較可惜的是，《四百年史》日文版出版後，除了報紙讀書欄有簡單介紹外，日本人與台灣學生們都因為顧忌國民黨的關係，鮮少有人公開談論我這本書，頂多只有一些台灣來的大學生私底下跟我說這本《四百年史》很特別，不像連橫《台灣通史》那樣中國式的史書，算是少數採用歷史科學的方式寫成的台灣史。」[13]

「至於留在日本的那一千本書（按：一九八○年漢文版），我大多用來送人，或者讓人一本一本地偷偷帶回台灣。一九八○年的漢文版，資料方面比較豐富，還加上了一些有關中共的內容，但是思想體系基本上和之前一致，並沒有變化。」[14]

上述自白配合史明發表在其他相關刊物的文章，可以發現《四百年史》成為後來亦為史明機關刊物的重要文本材料。特別是，史明從一九六四年在《台灣青年》四一至四五期發表〈台湾独立の展望〉一文後，便經常在《獨立台灣》、《台灣大眾》等獨立台灣會的機關雜誌刊登內容類近《四百年史》的文章。

透過表一可以發現：《四百年史》自一九六二年後持續增補、再版，分別在一九七四年再版日文版增補本、一九八○年出版漢文本、一九八八年再版漢文增補本。特別的是，除了常見的日文版與漢文版之外，史明更在美國台灣人的協助下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了英文精簡版，以及坊間目前最為罕見、稀有的漫畫版。檢視歷年不同版本的《四百年史》，可以確定的是即使有部份的觀點被予以修正，但是全書架構並沒有調整，而是如地層一般地逐漸增加。[15]一九七四年、一九八○年與一九九八年將篇幅延長至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形成的殖民統治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後續的國內外發展，而這也導致了全書各章節在內容、頁數上呈現出極度不平衡的現象。由此可知：《四百年史》的第三重義涵在於：過去它或許只是一本闡明台灣歷史發展的出版品；今日卻也應該具備本身作為歷史材料、供人研究探索的內涵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