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全球化讓社會更加平等了嗎？
蔡瑞明（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全球化無遠弗界的影響
2020年將是這個世代難以忘懷的一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藉由全球化所形成的跨國交通網絡，從中國武漢快速蔓延到全世界。各國在新冠肺炎病毒高度傳染的肆虐下，短短二三個月內，紛紛啟動城鎮封鎖與入境限制，全球化最重要的移動工具—國際航空公司也停飛了大部分的航班，不僅限制人們日常的工作與活動，也使原本繁忙密集的跨國移動幾乎停擺。疫情不僅造成人心惶惶，衝擊日常生活、工作、與健康，對人們的各種威脅程度也隨其社會位置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對於無法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的勞工，疫情提高了他們失業與染病的風險，更加惡化了社會不平等。
大部分的經濟學者認為，全球化將為世界帶來更大的經濟成長，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減少貧窮，改善社會的不平等。然而多數社會學者對此觀點有所保留，甚至質疑。本書的書名《全球時代的社會不平等》，探討許多國家複雜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以及全球化下如何複雜化與強化社會既有的不平等，並帶來各種新的困境與危機。由於當下全世界受制於新冠疫情的威脅，導致各種全球化的動能受到抑制，此時閱讀這本書的感受特別強烈。本書提供了多元而寬廣的視角，解析複雜的社會不平等議題，以及針對全球化下對社會不平等產生的各種影響，提出豐富的觀察、討論與反思。
社會不平等的多元面向
首先作者史考特．瑟諾（Scott Sernau）從種族、階級、性別等三個核心面向，探討美國的社會階層化體系與其所產生的社會不平等。尤其針對這三個面向彼此的交錯與相互牽引，所形成的社會不平等複雜現象。這是社會學者致力剖析的主要難題之一。本書內容架構分為不平等的根源、面向、挑戰等三部來探討全球時代的社會不平等。第一部討論不平等的根源，種族、階級、性別是形成不平等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在各個國家出現何種樣貌？各國之間存在哪些差異？學者們針對這些現象與問題，提出了哪些理論來解釋這些不平等的出現。第二部分則是以更為多元的角度描述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不平等問題，包括階級特權、種族／族群不平等、性別不平等，並討論地位聲望、權力與政治等議題。
在第三部，作者嘗試提出多個取向來挑戰這種不平等的體系，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雖然，好的教育政策與投資可以提高底層人們向上流動的機會，但是教育資源往往受制於地區的稅收與不均的資源分配，使得下層階級的子女「就是翻不了身」。然而，作者對於去工業化的城市與都市化所遺留的農村裡持續惡化的失業、低薪與貧窮感到悲觀。他認為必須訴諸國際行動，聯合世界各國，一起解決全球財富的問題，並透過各種社會運動，從在地到世界，跨越疆界，團結合作，來改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基本上，本書採用一個更大的框架，引導讀者從不平等的根源、面向與挑戰來理解複雜的全球化時代所形構出的種種社會不平等以及其嚴重的後果。
本書針對社會階層化的論述有相當完整的介紹，提供讀者充分的概念和理論來以理解社會不平等的成因、機制與過程，引導讀者認識各種社會的不平等體系是如何形成與持續運作，進而反思身處其中的我們，個人生命如何受到這些社會體系所影響？社會與政府可以透過爬梳這些經驗，作為改善社會不平等的政策基礎。
本書以美國社會與國際比較作為討論和分析主要的素材，但亦兼顧很多國家的案例和狀況，可讓讀者了解到各國的社會不平等之間雖有差異，但也存在不少的共同性。然而，全球化使得資金、產業、人才可以跨越國界的快速流動，帶動產業外移、人才外流、失業率提高、貧富差異擴大，加深了社會不平等。本書針對社會不平等的討論不僅行文深入淺出，內容也相當豐富，從個人到社會、國家、全球的多元視角，使讀者可充分了解他國社會的不平等問題及其改善之道，從而藉此考察台灣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與他國的異同。
全球化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
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在單一社會已經相當複雜。瑟諾以他自身的經歷為例來說明，倘若他的家庭社會經濟條件有所變動，他的人生際遇或許就不同了。個人通常承襲家庭背景，也就是父母親的社會階級與種族。家庭通常透過代間資源的傳遞，嘗試維持或提升後代的社會經濟地位。因此，社會學家通常以個人在獲得個人的社經地位時，受到多少家庭因素的影響，來判斷社會公平的程度。若把這個議題放入全球的格局來談，跨越國界的不平等議題，將會變得更為複雜。這也衍生出學界對於這些問題的糾結與解方，辯證不休。
這使得支持或反對全球化的雙方經常各說各話，難以取得共識。例如全球化的代表單位之一，「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被全球化的支持者視為全球化的非凡成就，但每一次年會召開時，都會引來世界各地的示威抗議。瑟諾在本書以一個清晰的架構來檢視這個複雜的問題，並以一個接著一個活生生的事件與變遷的故事來呈現全球化如何改變了各地的人們與住居的社區，使讀者可以透過他的說明，了解這個世界的變化。由於全球化的貿易活動，使有些原本興盛的產業逐漸外移，造成大量失業與社區的沒落。社區間開始出現貧富不均的失衡問題，浮現出一連串的社會問題。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全球時代的不平等代價相當高昂。美國快速惡化的不平等不僅衝擊生活方式，也影響百姓的身心健康，而這個現象在全世界都在發生著。
對此，本書提供讀者一個閱讀與寫作的參考，藉由循序漸進的方式來了解全球化所帶來的危機。即使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資源，最強的國力，佔據了世界上最具優勢地位的美國，在社會階層化的運作下，依然產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公平、歧視、貧窮等窘境。本書以一個完整的架構來了解社會運作的複雜性，提供其他國家的讀者來思考自己國家的問題要如何解決？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除了需要決心與勇氣，也需要謙卑，善用科學的方法，提出更好的方法來解決這個頑固的難題。美國地大物博，人口多元，又是聯邦，各地法令不一，使得問題的樣態相當多元，有利於讀者可以從中獲得比對與參考。
………
第一章 戈爾迪之結：種族、階級、性別
不平等世界的各種面向
當我們提及過去的成就與未來的期望時，最不願意承認這些差異源自於社會不平等與社會階級。我們現在的地位、生活的地方、就讀的大學、美好的前途，都是因為我們自身的能力與努力，確實如此。社會學家說我們的生命機會（我們對生活有什麼期待）以及流動（在階層系統裡上下移動）背後都有社會條件與社會限制。這並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說法，至少在我們必須解釋自己為何沒通過入學考試或得到那份工作之前都不會喜歡社會學家的說法。我們或許對於個人偏見很敏感（「對方因為我的年紀〔或是種族、性別、穿著等任何理由〕而反對我」），但大多數的人都忽略社會體系的整體結構對於機會的影響。
讓我以個人的經驗與背景為例。我是美國中西部一所中型公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我的職稱與學歷讓我取得很高的職業聲望，至少我的學生與電訪員稱呼我為「博士」。我的薪水比全國平均還高（但卻略低於年紀、性別與種族和我差不多的人）。我的社會階級背景和我的多數學生差異不大。我的祖父是德國移民的後代，他的父母除了務農之外還開了一間「小酒吧」（saloon）。祖父結婚前做過各種臨時工，後來到他岳父母那座不好經營的農場幫忙。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期間，他到芝加哥擔任夜班警衛，直到在一場意外中跌傷。他受傷之後開了一陣子計程車，然後回到威斯康辛（Wisconsin）中部的一家紙廠工作，並做點蔬菜耕種。如果你問他對於生命的看法，他會提到辛苦工作的經驗、好日子、壞日子、好運與毅力，還有自己艱苦的生活歲月。他這樣說當然沒有錯，只不過他的生命其實是受到所屬社會階級與族群的多方影響，而這些往往又與更大的社會與經濟變遷相互影響。如果他的父母比較有錢，他們一開始就可以在印第安那州買下比較肥沃的土地，而不是搬到威斯康辛中部的荒涼地帶，這樣一來他們種田的「運氣」或許會好很多。如果他們有錢可以開一間比較有規模的店而不只是小酒吧，他們或許就可以加入芝加哥或密爾瓦基逐漸成長的日耳曼裔小老闆的生意圈。然而，如果我的祖父母的父母從德國移居過來的時候，身上卻沒有帶任何一毛錢，他們就不可能買下土地或商店，那麼生活會更加辛苦。如果他們是非裔或西班牙裔，就可能無法住在威斯康辛中部的農村，而是住在印第安那的加里市或在芝加哥南部落腳。毫無疑問，他們處於美國二十世紀初大遷徙的轉變之中，也是從農業走向工業與服務業經濟大浪潮中的一分子。
我的父親出生於經濟大恐慌的艱困歲月，在芝加哥中區的族群對立中成長。當祖父母帶著他返回威斯康辛中部時，他一邊在農場幫忙還要到當地的紙廠上班。後來他發覺自己討厭在工廠工作，因此試著去當酒吧侍者，又更後來他考取了一張不動產執照，然後到密爾瓦基北邊的市郊銷售新房子，在一九五〇到一九六〇年代經濟成長期間賺了點小錢，但一九七〇年代經濟蕭條導致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區成長緩慢，這讓他度過一段艱困的時光。當我問到他對於生命的看法，他也是提到自己喜歡與討厭的工作、好日子、壞日子、努力及毅力。他沒說不動產執照是自己跨入正在擴大的中產階級的一步險棋，也未提到自己從藍領產業進入白領服務業是世代流動的一部分，而且對於中西部或東北部的郊區化以及產業與就業機會的快速成長等社會力量也隻字未提，但他的契機與生命機會明顯受到這些事件的影響。
至於我呢？中學時挨家挨戶的推銷以及在學校的「開店」課程中，我的表現都令人失望，因此我很早就認清自己不適合擔任推銷員或去公司上班。我在學校表現得不錯，特別是寫作或自然課程方面。四年級的時候，我從一間日趨混亂的都市小學，轉學到一間日趨活躍且設備優良的郊區學校，這間中產階級子女就讀的學校對我發展自己的興趣有所助益。我從中學就開始打工，賺到的錢足以讓我到一所小型的公立大學就讀三年，因為當時公立大學針對州民收取的學費算是相當合理。由於我的學術性向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分數很高（最厲害的是抽象與非實務兩個部分），有其他好幾間大學都接受了我的入學申請，可是我並不認為自己能夠負擔的起其中任何一間的學費，況且我沒有積蓄，也不懂得申請獎學金或貸款。後來，我爸和祖母分別出了點錢，而我在學校的成績使我可以在三年內取得大學學位。如此急著畢業的缺點就是畢業那一年正好碰上經濟衰退，市場上的工作機會並不多。我對學術的愛好使得就讀研究所成為一個選項，而之前對於法律及政治的興趣也逐漸轉向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因此我最後進入一所長春藤聯盟的大學，成為社會學博士。
我既不享有特權也不特別窮困，我的經驗看起來完全是個人動機與能力所促成的結果。家中不富裕解釋了我的職業選擇。我是家中第一個拿到大學學位的人，也是第一個從事穩定白領工作的人（雖然我穿白領衣服的機會比我爸還少），這都是因為我個人的能力與努力。我有些學生是出身自工人階級，他們也會支持同樣的論點，不承認他們有什麼特權。但要注意的是，我的生命有可能因為一些變化而完全不同。
如果我家很有錢呢？
如果我父親當時企圖創業後來成功了，搭上那波郊區建築的榮景成為房地產開發商呢？現在看來，其他資本較多、時機也較好的投資者都已經成功了。我們就會住到河對岸那片比較富裕的郊區，我可能還是同樣就讀公立中學，但很有可能是一間設備與教學都非常好的學校。在我打工的地方，我一直都對網球很有興趣，雖然打得不是太好，但如果我一開始就聘請私人教練，或許可以加入中學的網球校隊。在一所假定每位學生都會進大學的中學裡，我會獲得很棒的生涯輔導與詳細的討論，精挑細選之後，再給我幾間文理學院的宣傳小冊，封面上還印有漂亮的校舍與女學生。既然確定我可以負擔得起這幾所學校的費用（成績也達到入學標準），我就會樂於聽從生涯輔導老師提出的意見：選最好的學校（我還是需要老師的建議，因為在這個劇本下我的父母沒有唸過大學所以無法引導我）。父母、同學與輔導老師都很有可能會強力鼓勵我唸法律，只有高收入的行業才能讓我回到同樣高級的郊區，和朋友及同學住在一起。如果我是私人執業律師，就可以繼續參與父親的事業並為他提供建議。另一個選擇可能是順著我的興趣在大學時主修地理或城市規劃，畢業後再攻讀一個企管碩士，最後結合這些興趣接手我父親的事業。當然，我在社會科學上的緩慢旅行將就此打住，雖然個人的品味與能力還在，可是現在卻被我身處的社會情境推往新的方向。我可能還是喜歡歷史、社會科學及寫作，但現在可能是在我的郊區豪宅的書房中寫著像《富蘭克林的七個經商秘訣》這類的書。
另一方面，如果我家一直都很貧窮呢？
那麼在我九歲時從城市到郊區這重要的遷移根本不會發生。我就讀的可能是密爾瓦基中北部一間設備老舊的中學，學校的周邊族群關係緊張，也有嚴重的毒品問題。我還是會從中學畢業然後一樣想要讀大學，但可能必須在家裡附近的大學上短期課程，同時去工作增加家裡的收入，而原先數學不好的問題可能無法解決，這會限制我的學術前途。如果我想要取得大學文憑，可能得花六到七年而不是三年，如此一來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熱情以及精神考慮讀研究所的事。
再來請思考一下這個更具爭議的情況：如果我是生在黑人家庭呢？
我父親可能還是會從密爾瓦基到芝加哥，卻可能永遠都從事工業相關的工作，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除非他願意在一間只有黑人的酒吧上班，否則他不可能轉行改做酒吧侍者。他也無法去銷售郊區新建的房子，因為這項工作在一九七〇年代時期全部都由白人主導。潛在的黑人購屋者會遭到系統性排除，因為他們財源有限以及貸款不易，加上白人社區對黑人的恐懼，而且當時密爾瓦基郊區也沒有讓黑人推銷員生存的空間。因此，我父親極可能會繼續留在西城區的工廠上班，而這些工廠很多都在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之間工業低迷的時期關廠或解聘工人。這很有可能發生在我讀中學和大學那關鍵的幾年，這樣一來我就會面臨各種「貧窮」的阻撓，而學校的輔導老師也不會積極鼓勵我繼續就讀大學。
最後，如果我身為女性呢？
這可能是最難勾勒的劇本，因為性別預設與不平等完全根植於家庭、同學之間的互動、媒體以及類似學校這樣的機構之中，所以幾乎不可能和個人特質截然劃分開來。我數學之所以不好，是因為我從都市學校轉學到郊區學校，這邊的進度超前一年，因此我完全沒上過除法與分數，但真正影響數學成績的會是我的性別，而不是轉學。中學的輔導老師可能因為我是女學生就不會督促我要克服數學，雖然我還是可以輕易從中學畢業，但有可能因為糟糕的數學表現而拖累我的學術性向測驗及研究生入學考試／資格考試（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 GRE）成績。由於成績比較低，對於要就讀哪一所大學，我沒有太多選擇，也無法進入一流的研究所。我或許會因為是女性而在某方面得到好處，那就是我大學時期的課外打工。我打工的單位會自動安排女同學擔任文書工作，工作環境比較乾淨，收入也比男同學做的「輕活」好一些。雖然我打字的速度比裝箱的速度還快，但我從未做過文書工作，直到後來聯邦學生貸款處需要一名能夠搬動裝滿申請書與文件等重箱子的人員，所以決定找一個年輕男學生進來。當然，在今日的勞動市場中，我必須突顯自己搜尋升學貸款資料庫的電腦技巧，而不是一雙強壯的手臂。
但如果我是女性，還會有其他挑戰等著我。我們第一個小孩在我就讀研究所的時候出生，我太太請了一小段時間的育嬰假。如果交換過來她變成先生，當時沒有「先生的」育嬰假可以請，我得花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小孩，因此延後我完成研究所課程的時間。研究所畢業（假如我可以畢業）的職業生涯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研究所之後的生涯將會如何也是個複雜的問題（假設我能夠畢業），主修社會學的女性愈來愈多，根據我後來的發展，我或許可以成為一位出色的女性社會學家。如果我選擇進入法律相關的職業，我的表現可能也不錯，但是比起其他工作生涯相同的男性法學院碩士生，我的收入可能只有他們的七成以下。
社會學的重點之一，在於指出每個人的成就是由個人特質以及社會位置的相互影響所產生的結果。我們的哪一項特質將會得到激發、獎勵或限制，是由我們所處的社會位置所決定的。個人受到的獎勵與限制各不相同，使得社會不平等這個主題變得更為複雜，但是也變得更加有趣。
第三章 全球的分歧：橫跨社會間的不平等
珠江三角洲供應全世界的芭比娃娃及米老鼠等玩具。大約有八萬家相關的香港企業於當地設廠，一千八百家中國的公司來到此地，以及數千家來自台灣、香港、美國與歐洲的公司都匯集在此（Edwards 1997）。大型新穎的購物中心及遊樂場滿足了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慾望，但大部分的中國人是為了謀生而來。一個個年輕的女工戴著口罩肩並肩站在一起，黏合銳跑（Reebok）運動鞋的鞋底。愈來愈多的男性工人來這裡尋找一份工作，想要逃離鄰近地區的落後與貧困。
傅先生從農村來到珠江三角洲，想在當地工廠找一份薪水較好的工作。後來他落腳在一家出口商，主要的工作是把紅色與白色的模具黏到聖誕老公公的笑臉上。傅先生很高興自己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不久之後他發現自己擁有了一切卻失去了笑臉。他必須打開一箱又一箱的聖誕老公公，然後快速操作那既老舊、缺乏定期保養又常常故障的沖壓機，而且雇主根本不理會他對爛機器的抱怨。有一天，當他要從機器上把聖誕老公公的笑臉取出來並放進箱子時，機器突然壓下來並切斷他的手。傅先生復原速度相當緩慢，傷口也異常疼痛。更糟的是，他再也無法到任何一家工廠上班了，因為這些工作都要求速度與熟練。他的雇主是將辦公室設在香港的台資企業，拿出一份「離職津貼」給他（這裡的離職具有特殊意義）。傅先生拒絕了雇主的賠償，轉而尋求專門從事職業傷害訴訟的喬律師協助。喬律師向傅先生表明，如果確實是因為公司的漠視造成他的傷害，那麼賠償金額應該遠遠超過目前雇主提出的價碼。當傅先生回到工廠找雇主理論，雇主居然把傅先生關起來並且要求他撤銷告訴，否則不放他走。喬律師很清楚，在類似案子中雇主通常會使用恐嚇手法，因此帶著當地警察去工廠救出傅先生。後來傅先生真的控告雇主並贏得數倍於原先的賠償。相較於美國相同訴訟案件所獲得的賠償，雖然這筆錢只是九牛一毛，但足以讓傅先生回到學校讀書，學習一項憑腦力而不是體力的專長，而他希望成為一名律師。
可是，像是傅先生與喬律師這樣的人在對雇主施壓時必須小心翼翼。雖然台商還是在珠江三角洲生產塑膠製品，但已經不在當地生產牛仔褲，他們把成衣業遷移到尼加拉瓜。這個國家曾經是桑定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與美國支持的康特拉（Contra）部隊打仗的地方，現在則是一個大型的「自由貿易區」。此處大約有兩萬五千名工人，絕大部分是年輕的婦女。他們在尼加拉瓜的工廠裡工作，工資每小時是美金七十分，這大約只有墨西哥工資的一半。尼加拉瓜人身上都有桑定民族解放陣線的印記，時常挺身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在籌組工會這件事上，卻無法得到政府的幫助。有人說這是因為在極度貧窮的尼加拉瓜，工廠工人的薪資已經和當地的護士與警察一樣多，也有人懷疑這與首都馬拿瓜（Managua）那棟閃閃發亮、由台灣出資興建的政府大樓有關。這棟大樓是友誼的象徵還是一種操縱手段？台灣為哥斯大黎加蓋了一座美麗的吊橋，名為「台灣友好大橋」（Friendship of Taiwan Bridge），象徵長久的關係。近日，哥斯大黎加將原初的經濟關係轉向中國，中國就為哥斯大黎加蓋了一座巨大的體育館。不過，跨國公司在哥斯大黎加的成長緩慢，因為比起尼加拉瓜與宏都拉斯，這裡的人要求更高的薪水與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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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情況也同樣好壞不明。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快速成長，背後的驅動力是嶄新、繁榮的現代中國，或是近五百年來中國工人被外國勢力剝削的最新一頁？傅先生冒險生產這些小東西，實在看不出全球資本主義有辦法促進均衡發展與人類利益。這樣的發展想必相當諷刺，而最終也會是一場悲劇。許多人已揭露國際血汗工廠的惡劣環境（Ehrenreich & Fuentes 1981; Peña 1997），可是傅先生一樣急著脫離農村的貧困到城市找尋工作機會。傅先生的雇主對待他的方式固然令人憤慨，但不能把這些簡化成外國剝削者與警察國家的故事。喬律師在爭取勞動權益的工作經驗中發現，那些由美國與日本企業所控制的大型跨國公司，工作環境的安全記錄多數是良好的，而紀錄最糟的往往是台資或港資企業外包出去的大公司。這種情況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樣，南亞與東南亞的工廠是罔顧人權最嚴重的地方，多半是當地雇主或所在地區的中間人開設的工廠。他們常常雇用年輕女性甚至是小孩，盡可能壓低工資讓他們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工作，藉此增加自己的競爭優勢。工人是否有辦法尋求法律援助也是引人關注的議題。中國對公民權及人權的打壓惡名昭彰，因此有些人權觀察者常常以此要求美國應該停止和中國進行貿易。當然，傅先生受到雇主虐待的經歷相當駭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是可以聘請律師、得到警察的保護、能夠上法院控告雇主並獲得賠償金。事實上，中國有完整的勞動保護法，只不過這套法律無法具體落實，特別是在一些小廠，除非有像喬律師這樣的人隨時準備好要為工人爭取權益。
傅先生的故事是關於進步還是背叛？是關於工人的壓迫還是民主的進步？當企業與世界變得更緊密，我們是在目睹一場各國的共榮還是追逐沉淪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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