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帝國邊緣的反思                               / 黃金麟、汪宏倫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The Eagles, "Hotel California"


1. 重訪現代性

在數位化的時代,人們碰到事情時總忍不住想上網「孤狗」一下。隨意鍵入「現代性」或「modernity」作為關鍵字,至少可以搜尋出數百萬至上千萬的結果。我們會發現討論現代性的書籍、論文、網頁或課程等,多得不勝枚舉。往好處看,現代性是個重要的題目,無論哪個知識領域都需要談論它;往壞處看,「現代性」似乎又是個被「談爛了」的議題。在此時此刻的台灣,我們還需要重拾這個老掉牙的題目?在重啟現代性的議題時,我們無可避免要回答這樣的質疑:在現今台灣社會,為什麼要談現代性?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也許有人會先質疑:「現代性指的是什麼?」關於現代性的多重概念與解析,編者之一的黃崇憲在第二章中已經有所討論,這裡將不再重複申論。這篇導論只想回答:為什麼要關切現代性?我們又將如何切入現代性?我們不妨從幾年前一場題為「重訪現代性」的座談會,來開始回答這些問題。



2004年五月,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先導型計畫辦公室」,在台中東海大學舉辦一場座談會。會議邀請朱元鴻、廖炳惠、錢永祥、黃克武等四位學者,針對「重訪現代性」的主題進行座談。四位學者分別來自社會學、文學、哲學與歷史學等領域,他們的發言可以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們思考「如何」與「為何」要在台灣探討現代性的問題。

朱元鴻提出「四重現代性」作為框架,討論現代性的四種層次:表徵的、價值規範的、當下意義的、以及潮流的。簡要地說,表徵的層次,意指現代性背後指涉的政治與歷史現實;價值規範的層次,是指對啟蒙理性與進步解放的追尋;當下意義的層次,是對眼前所處情境進行反思;而潮流的層次,則是對「不斷超前」(例如時尚與流行)的追求。相較於「四重現代性」,廖炳惠扣連台灣的具體脈絡,談「四種現代性的情境」。首先,另類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指的是「台灣的被殖民的經驗,以及嚮往祖國的經驗,發現到一種非中、非日的台灣的現代的另類經驗」。第二,單一的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則是「由夢想的祖國重新組構出來的」,「試圖回到大傳統中,將現代性定位為附屬於主流或者是某一個都會文化傳承下的啟蒙活動」。第三,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y)是「漂泊在另一個文化社會中,透過失土或在異地的經驗,激發出來的抗衡傳統及多元文化論述底下的資源」。從「漢人來台之前的南島文化以及西拉雅族文化,乃至經歷過西班牙、荷蘭的侵略和片面殖民、日本的統治、國民黨的來台,在多元的殖民文化底下,臺灣進一步吸收來自美國的新殖民文化和日本的技術與通俗文化……的現代性」。第四,壓抑性的現代性(repressive modernity),指的是「國家機器對於異議分子採取官檢和種種蔑視人權的方式,來壓抑其國民,以種族隔離或政治迫害的方式,讓其他的族群無法以比較公平的方式,去發展倖存之道(art of survival)。從日治時代以至蔣介石率領其部隊和文官來台,形成國民黨政權,從四○年代末期的二二八事變,至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一直到現在的新台灣人論述,都是某種形式地以官方語言和正統歷史,來形成一種壓抑性的現代性」。

相較於前面的「四重」與「四種」陳述,隨後發言的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對於現代性的討論進路,則顯得較為集中。錢永祥認為,現代性是一種「提供理據的方式、證明的方式、評價的方式」,因此他強調的是現代性的批判潛能。錢永祥把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視為現代哲學的開端,韋伯的「除魅」(disenchantment)概念,則為我們說明現代性的條件──人們不再仰賴上帝、神祇與外在權威來提供理據;人們只能依靠自身。現代人不斷地往後退一步追問主體的意識與行動,這樣界定出來的現代性是一種反思性或反身性(reflexivity)。最後發言的黃克武則是把「現代」拉回歷史的時間軸線,從「現代化」與「現代性」作為歷史學的主題,反省過去一元性的視野,和以西方為中心的觀察角度的限制與不足。四位引言人的發言,協助我們從不同角度,勾勒在台灣談現代性的幾種可能進路與樣貌。他們的發言,也提供了「為何」與「如何」思考現代性的線索。

首先,參照錢永祥與朱元鴻的提法,把現代性理解為對變動不居的當下的反思、不斷超前的追求、以及提供批判潛能的理據,那麼,為何要談現代性的問題,答案已經明顯了:現代性是一個不退流行的行當,是個不斷站在勢頭前端的探問,與永無休止的追尋。當我們開始對所處的當下進行反思時,現代性已經體現在我們自身了。當然,讀者大可反駁:「對當下進行反思」豈是現代人的專利,古人早已做過相同的事情,莫非古人身上也體現現代性?這牽涉到現代性的其他向度,包括具體的歷史脈絡與客觀條件,此點將在下文討論。我們在此僅要指出:古代(傳統)「反思當下」與現代「反思當下」的關鍵不同,在於現代人乃是以自身為理據,在「除魅」的狀態下進行反思。由於失卻一個外在的阿基米德支點,人們的反思槓桿無法抬起當下的自己,使得這個「反思當下」的自我觀照任務,注定只能是不完全的,也只能是自我矛盾或弔詭的(參見Luhmann 1995b)。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第二現代」的提出,也看到「後現代」的反撲。但無論是第二現代還是後現代,都難以跳出現代性的如來佛掌心。他們充其量只是現代性的變貌與變奏(「第二」與「後」都必然要以「現代」作為前提,才可能存在),也是自我弔詭的必然。

這樣的回答也許還無法讓人完全滿意。正如黃克武提醒我們的,現在談「現代性」似乎是個顯學,但人們會不會重蹈上個世紀五、六○年代「現代化理論」的覆轍,過了幾十年之後才驀然發現「覺今是而昨非」?我們的答案是一個有條件的「不會」(a conditional "no")。和現代化理論不同的是,現代性並不是一個目的論的進程,也不是強調工具理性的價值取向。現代性是一種存有的狀態與意識,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課題。除非這個世界被重新迷魅化(re-enchanted),人們停止對當下處境進行反思、批判與追尋,否則,現代性(包含「後現代」在內)會是不斷自我繁衍、增生、持續和演繹的過程。如果現代性是間歇不斷對當下進行反思的過程,那麼現代性這個主題將不會過時,也難以逃脫。

從現在的眼光來回顧,現代化理論在20世紀中後期的一度盛行,其實與19世紀,人們對科技、理性與進步的信仰一樣,反映的是當時的人對「反思當下」的集體努力,儘管這個努力,從後見之明來看是問題重重。然而,我們今日所以能夠享有「後見之明」的批判餘裕,是因為我們比當時的人多了一個時間支點,未來世代在看待我們對現代性的討論時,也多了類似支點。也許,過了數十乃至百年後,「現代性」這個詞彙會與「後現代」、「第二現代」一樣,不再流行,但反思當下的問題意識本身無疑還是現代的──除非那時的人類世界已經被重新迷魅化,找到一個新的、外於歷史時間的支點,那又另當別論。

現代性不僅蘊含時間的座標,同時也蘊含空間的座標。朱元鴻在座談會上,提出一個值得深省的問題:在歐美學界的討論裡,好像很少聽到所謂的「英國現代性」、「美國現代性」或「法國現代性」的說法。但在台灣談現代性,似乎經常要加上不同的形容詞,如「另類現代性」、「多元現代性」或「東亞現代性」等,彷彿現代性不能只是現代性,還必須加上某些修飾才能成立。究竟現代性是一還是多,是普遍還是特殊?這是一個學界聚訟不休的議題。事實上,這些「限定修飾」的提法,本身即隱含現代性的另一層弔詭:越是要否認現代性的單一普遍性,越是證成現代性的單一普遍與無遠弗屆。1990年代以降,英美學界出版不少以「現代性」為題的專書與論文集。例如,在英國,有「文化研究大師」之稱的Stuart Hall與其空中大學同僚,編纂了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Hall et al. 1995);美國新一代歷史社會學者Julia Adams等人則編輯了Remaking Modernity一書(Adams et al. 2005)。兩本書的出版相隔十年,橫跨大西洋兩岸,但都鎖定「現代性」,邀集各方碩彥就不同面向進行探討。這兩本著作說明「現代性」這個主題歷久不衰,也凸顯西方學界對現代性的普遍預設。對他們來說,現代性就是現代性,不證自明,沒有「英國現代性」或「美國現代性」的問題。但在台灣,情形卻非如此。如同廖炳惠「四種現代性模式」提示的,現代性必然要扣連到具體的歷史脈絡與客觀條件來討論。當前台灣的處境,提供我們什麼樣的思考現代性的條件?從外部脈絡來看,這是一個網路通訊無遠弗屆的「全球化」年代,冷戰雖然已經結束,但東亞的去冷戰才要開始(陳光興2006);無論我們把後冷戰的時代稱為「歷史的終結」(Fukuyama 1992)、「民族國家的終焉」(Ohmae 1995)、還是「文明衝突的開始」(Huntington 1996),台灣在帝國夾縫中求生存的處境仍然不變。全球資本主義忽晴忽雨,風暴不斷,而倏然崛起的中國,更令許多人不知所措無所適從。就內部來說,台灣作為一個「現代社會」,大概很少人會質疑,但現代社會表徵背後的諸般力量與制度──如資本主義、現代國家、公民社會、公共領域、消費文化等──究竟是如何交織形成的,則仍缺少全面觀照。要把這些內外交錯的問題叢結理個清楚,還是必須回到現代性這個本源來探究。台灣的現代性如何形成?有何特性?經過什麼樣的歷程與流變?這些都是必須釐清的問題。

2. 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浮現與流變

作為一種時代表徵,現代性背後交織著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叢結運作。要剖析這些眾多、複雜的面貌,需要集體的努力。本書的作者大多具有社會學的訓練背景,會關注這些問題,也是學科的特性使然。相較於其他學科,社會學作為一門反思性學科,本身就是現代性的產物。它因現代性而生,也針對現代性而起,甚至整個學科的問題意識本身即是現代性自身。由於現代性的議題包羅萬象,我們也邀請了幾位非社會學背景的學者參與寫作,希望這個安排能使我們的集體探究更為周延。

相較於現代性在西方的開出與傳散,台灣的現代性有何特別之處?它和西方現代性的發展有何牽連或並行的關連,是我們希望透過這本專書回答的問題。我們嘗試使用「帝國邊緣」來捕捉台灣現代性的特質,乃是因為現代性在台灣的濫觴與開展,自始即與台灣所處的帝國統治邊緣位置有關。這裡的帝國不必然指涉單一特定的政治體系,而是指由某一個或多個霸權力量所分段主導的政治與經濟秩序和意識形態叢結。它可以是大航海時期的殖民主義、傳統封建秩序下的中華帝國、19世紀末期崛起於東亞的大日本帝國、冷戰時期的美蘇陣營,甚或後冷戰時期逐漸浮現的美中強權。這些曾經,或正在滲透、決定台灣現代性走向與過程的力量體系,是討論台灣現代性不能忽視的條件,其對照出來的邊緣處境與在地化發展,是我們在意並要探究的焦點。帝國只是做為一個相對的權力他者,這些帝國的歷史與相對差異,不是本書要著墨的對象。邊緣位置激盪與塑造的文明進程,才是我們興趣探討的課題。

由於現代性牽涉的時程和範圍甚廣,不是一兩位學者能就所學處理的課題,因此,我們邀請了13位學者,就其研究專長進行分工寫作。本書的撰寫,多採社會學的視角,進行歷史性的分析和反省。理論性的陳述和對現代性的概念詮釋,將緊扣台灣的歷史發展脈絡來呈現,以避免「離事而言理」的陳述。篇章部分,我們將以十四章的內容,呈現現代性在台灣的開出與演變。除了把台灣的現代性發展放到全球化的脈絡來觀看外,也特別側重在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和軍事情勢變化,怎樣造成現代性在台灣的特殊形構。這是一個綿綿不絕的歷史延續。歷時發展的過程中,不乏各種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勢力的介入,造成的變更、矛盾或創新,也成為下一波歷史發展的養成條件。這不是單一歷史因素決定的結果。帝國的統治和殖民政策的執行,雖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歷史的複雜度和偶發的情境,並不由統治者單獨決定。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關鍵力量或主導因素型塑台灣現代性的發展,是我們希望點出的事實。

在討論台灣現代性的萌芽與發展時,很難畫出整齊的起點。因為不同的面向涉及不同的時程與進度,這裡頭沒有同步進行的擘劃,也沒有持續一貫的目的做為發展的方向。殖民現代性的出現,雖然是台灣現代性開出的重要構成條件,但日治之前的帝國統治與海外貿易,也是討論台灣現代性不能切割的緣起。多元並進、時程不一的發展,是其特色,也是本書要鋪陳的脈絡與軸線。由於起點的不一,我們將盡量在各章中,維持現代性浮現的歷史過程與其後續的歷史變化。避免單一化現代性的複雜歷史進度,是作者們的共識,也是比較符合歷史現實的作法。本書各章將依實際歷史,將荷據、明鄭、清領或日治時期的現代性,置入討論範圍,做為考察台灣現代性的必要內容,然後再延續到對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分析和討論。我們將從全球化的發展做為開始,討論現代性各個面向在台灣的出現和演變。這些關鍵面向有:國家體制的建立,資本主義的影響,國家化教育的限制,法律的繼受與實踐,公民身體與公民權的建立,家庭與親密關係的變化,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發展,消費社會的生成,文學與現代性的糾纏,科技與風險的關連,和後現代狀況在台灣的出現等。我們期待這些課題討論能形成拋磚引玉的效果,提供後來者一個探討台灣現代性的跳板。在具體刻畫現代性的在地風貌外,本書也特別就現代性的多義性和多重向度,進行專章討論。概念的釐清,將有助於我們以清晰的語言和特定的視角,掌握、分析現代性的多變樣貌。以下謹就各章的內容做大要介紹,現代性造就的風華與痕跡,請讀者在篇章中細細品味。

(摘自群學出版社12月份新書──《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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