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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尋找志工

每一天發生的每樣事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資訊不斷轟炸著我，經驗不斷轟炸著我......而我衰微的精神狀態幾乎要失控了。

你感覺自己將參與這歷史性一刻； 在一區域中， 整體生活模式裡很深刻的某項東西即將轉變......你正在......創造......歷史。從某些方面來看是全然無私無我，但（你）也同時發現了自我。

在我生命中， 就社會改革的願景來說，它是我將經歷過最有可能成真的經驗......就參與歷史來說， 它也是我將擁有的經驗裡最棒的一次， 但是它......也讓我付出了代價......（情緒上）它讓我受挫......（幸運地是） 我的身體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因此，至少就肉體層面來說，我......活了下來。

（它）是極具啟發性的。我的意思是，我覺得整件事情......開始去思考身為一個女性，我該怎麼做，還有......我該怎麼過我的人生。我要成為一位專業人士嗎？我要去讀法學院嗎？......如今的我，有太多必須回溯到它。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有太多必須回溯到我對那段時期的回憶。

它讓我欣喜若狂......第一次這些片段碎塊嵌合在一塊......感覺像我自己......我認為透過它，我們不但成就了些事，也是實現我個人的救贖。

它是我人生中最長的夢魘： 三個月──一九六四年的六月、七月、八月（Sell ers, 1 973 : 94）。

    以上所有人口中所謂的「它」究竟指的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共同經歷，讓這麼多人產生了如此分歧卻又深刻的反應呢？這個我們所關注的事件就是一九六四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運動， 或依當時為人所知的名稱， 叫做夏日計劃（Summer Project）。
    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 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以下簡稱SNCC）領頭的這項計劃，歷時不到三個月，自六月初至八月底止。在這段期間，有超過一千人──絕大多數是北方白人大學生──啟程前往南方，到當地執行計劃，整個運動由四十四個這樣的子計劃組成。在密西西比的日子裡，這些志工共同居住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s），或寄住在那些不懼種族隔離主義者暴力威脅的當地黑人家庭中。平時他們得擔負許多任務，主要是為黑人選民進行登記，以及在所謂的自由學園（Freedom Schools）裡任教。
    在以上的概述中，略而未提的部分， 就是那難以被緩解的恐懼、令人苦惱的貧困， 以及間或發生的暴力事件，這些都再再困擾計劃的進行；其加總的效果，也讓這個夏天成為幾乎每位參與者心中難以磨滅的經驗。有三位參與者──錢尼（James Chaney）、古德曼（Andrew Goo dman）及史維納（Michael Schwern er）──甫加入計劃才十天，就被一群由密西西比執法人員帶頭的種族隔離主義者綁架， 三人被痛毆至死。隨後搜索他們行蹤的行動，把許多聯邦調查局探員及數百名記者引到該州。儘管有他們的出現，暴力事件仍層出不窮。另一位志工在夏季接近尾聲之際喪命，還有數百人遭受
炸彈攻擊、被毆打或逮捕。這些志工接觸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跨種族的人際交往、共同居住的生活、更開放的性關係──新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批判美國的嶄新觀點，據此他們經驗了一種自由解放的意識。總而言之，它是這群傑出的年輕人所擁有的一段非凡夏日，其影響持續不輟，不論是對這些志工，或整個國家。
    夏日計劃初期，它充分反映美國六○年代早期那種典型自由派理想主義色彩；儘管仍存在某些緊張與矛盾，但這個計劃確實體現了構築該時代進步願景的部分理想，包括跨種族主義（interracialism）、非暴力及自由／左派聯盟（liberal / left coalition）。因此，我們也從這些志工身上看出這些理想。
身處夏日運動開始前夕，計劃參與者所象徵的是六○年代初，旭日東昇的理想主義中「最棒且最光明的一面」。這群極高比例來自菁英學院及大學的志工，朝氣十足，大多學業表現突出，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並充滿高度熱忱致力於徹底實現理想主義之價值，他們自小被稱為是美國之根基的那些價值教導。大體說來，他們信奉自由主義，但不走基進（radical）路線；他們是改革主義者，但並非革命家。
然而，不管是志工或這個國家，很快地將經歷一番劇烈的轉變。身為同一國家之民，我們在時間長河裡流轉，自新疆界（New Frontier）的光輝歲月跌落至這個動盪不安的六○年代晚期。如果自由之夏算是六○年代初自由主義的全盛時期，它所仰賴的根基卻在不久之後傾覆。不到一年後，跨種族主義就在黑權主義（black power）與黑人分離主義的呼聲中壽終正寢。在一九六五年華茲（Watts）事件的啟示下，非暴力的主張也廣被仿效，起碼在運動的宣傳上是如此。自由\ 左派聯盟同樣也無力在這個夏天後延續下去，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為它劃下句點，當時民主黨的中堅人士選擇授予席次給排除黑人的密西西比代表，而不是夏日計劃的挑戰代表。
與整個國家一樣，這些志工也受到當時的紛擾亂象影響。因六○年代中期至晚期的種種事件，讓絕大多數的人都變得更加基進。其中有很多人，在這些事件上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實際上，沒有人是不受那些事件影響的。
本書的中心論旨是，若想徹底了解那個時代，這些志工與美國所經歷的劇烈轉變，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評價這場自由之夏。畢竟，不僅對這些參與運動者的生命，還有整個新左派陣營來說，自由之夏都象徵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其重要性在於這個夏天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隨後引發的文化與政治效應。這個夏天發生的種種事件有效地再社會化、激進化這群志工，而他們與其他志工所建立的連帶，又進一步為社會運動者的全國性網絡，奠下基礎，此網絡日後孕生了這個時代其他的重要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簡而言之，自由之夏不僅為六○年代眾多行動主義（activism）的嘗試提供了組織上的基礎，同時也頗具關鍵性地推動了這個時代茁生的反文化思潮之發展。因此，本書回溯敘述自由之夏計劃，也重新衡量它對志工，及整體美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本書聚焦之處相當清楚明瞭，但它與七年前我開始這個研究計劃時所設想的，截然不同。當時，我的興趣並非集中在自由之夏運動或參與者身上，而是關注這些參與者與六七○年代稍晚的社會運動間的關聯。八○年代初期，一連串的偶發事件驅使我將研究焦點擴大。以下的故事即便只能為本書提供些許背景知識，但我想仍值得一書。
在開始進行本書所關注的計劃前，我曾花六年的時間研究，撰寫一本探討當代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起源的書（一九八二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的《1930 - 1970年間政治過程與黑人叛亂的發展》〔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 surgency, 1930 - 1970〕）。在研究過程中，我很訝異必須不斷回歸到一群曾在民權運動之組織行動裡被訓練的白人身上，他們爾後繼續在其他六○年代主要運動裡擔任要角。我當時已意識到這些稍後的運動是受了黑人抗爭的影響，但由於我本身已將研究年代設定為六○年代末至七○年代初，因此我僅視這種影響是在戰術策略及意識形態上，而非在人員本身。當然，我所知道的七○年代初的運動者裡，少有曾參與過南方民權運動之組織行動的。然而，投身於社會行動的人數，卻在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年間迅速倍增，因此我們合理推斷日後運動者的主要組成份子， 不太可能來自六○年代初期即很活躍，但人數相對較少的先鋒。
如果人員的影響不是來自於數目上，那麼該從什麼角度切入來談這個影響呢？我覺得這些早期的白人民權運動者的重要性，在於他們為南方的黑人抗爭與在北方及西方的大學校園，搭起了政治與文化的橋樑。他們在這個重要的擴散過程裡扮演開拓者的角色，南方民權運動的意識形態、戰術策略及文化象徵藉此得以被引介給另一群人──北方的白人大學生，這群人也將主宰後續階段的社運界政治生態。由此觀之，我們將認識到六○年代存在的並非是三或四個不相干的個別運動，而是單一的、涵蓋面廣的社會運動者社群，可確實地溯其根源於南方民權運動，而後延展出個別的分支，成為各種形式的運動（主要有黑權主義、反戰運動、學生運動、女性解放運動）。
    要陳述這個論點很容易，但想有系統地研究這些連帶的範圍和重要性，卻有難度。儘管如此，在那本討論民權運動的書完成之際，我已下定決心要在此計劃處理這個問題。
    我以為這樣的一個計劃，必須從系統性的基礎上開始著手。光蒐羅一些參與民權和同時代其他運動中個別運動者的軼事及證據，是絕對不夠的。我們知道海登（Tom Hayden）在六○年代末期成為真正的社運明星並為人所知之前，就已參與過南方的民權活動了，然而，這並不能讓我們了解這類現象究竟有多普遍。白人民權運動者裡有多高的比例在後來的反戰運動扮演先鋒角色？ 而學運呢？女性解放運動呢？他們早年的民權經驗如何影響日後的選擇？我希望能回答類似這樣的疑問，但想達此目標，必須系統地接觸大批曾積極參與早年民權運動的人。自由之夏似乎就提供了這個管道。驅使我將這個計劃當成研究起點的原因，是因為它是年輕白人大規模參與運動的頭一遭。當然，白人參與民權抗爭已有長遠歷史，除了一些為人所知的特例之外，反黑奴運動的領袖多半是白人。在一九三○年代，由白人占主導地位的美國共產黨已設法支持黑人民權的理念，例如史考茲布洛男孩（Scottsboro boys）事件。其他像安與卡爾．布雷登（Anne and Carl Braden）等人，也曾在那個灰暗的四○到五○年代間進行過成功的抗爭。著名的和解聯誼會（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簡稱FOR）的葛倫．史邁利（Glenn Smiley）等白人，也曾積極參與蒙哥馬利公車罷駛事件（Montgomery Bus Boycott）。自由騎士（Freedom Riders）中有少部分的人也是白人。然而，在以上的所有例子裡，白人參與者的數目都算少。相較之下，來到密西西比參與自由之夏的白人有一千人左右，數目就十分龐大。這個計劃含納的人數如此眾多，確保了我只要能找到羅列所有計劃志工及當時其就讀學校的名單，就能接觸到大量的白人運動
者；我還想到了另一個能幫助我在今時找出這群志工的方法，就是透過他們個別母校的畢業校友聯誼會。
    尋找這份名單的工作看起來就像找尋聖杯（只是這杯似乎不那麼神聖）。幸運的是，為要撰寫與民權運動相關的書，我曾多次造訪南方各大圖書館及檔案資料庫，讓我有機會探知究竟這份名單是否存在且身在何方。但不幸的是，圖書館員及運動者都跟我說他們並未留有這樣一份名單，也沒聽說過有這樣的名單。亞特蘭大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Jr. Center）給我的回應也是如此，該圖書館負責人庫克（Louise Cook）說從未聽說過這份名單，但很歡迎我來瀏覽有關夏日計劃的各項文獻。她說得沒錯，我想要的那份名單並不在這些文獻裡，然而這些文獻卻讓找不到名單這件事顯得無足輕重，因為裡頭有一份這些志工在夏季以前就填寫好的，長達五頁的原始申請表格，如今它已被妥善地整理與歸檔。更棒的是，這份申請資料不僅包含來參與的志工，還有另外三百位原先報名參加且被錄取，卻不知何故未前往密西西比的人。我已悄然掌握一組自然而然出現的實驗設計。手邊有兩組人，一組是志工，另一組則是被認為在這個夏天以前，帶著十分類似特質的未現身者。前者經歷了自由之夏，後者則否。
    原先我關注的是我研究計劃所針對的運動彼此之間的關聯， 但因取得未現身者之資料，讓我必須多處理兩個問題：第一，志工與未現身者在這個夏天以前，有何差異？在這個夏天以前，他們具有類似的特質嗎？還是， 這兩群人是如此不同，以至於我們隨後對其所做的任何比較都毫無意義？假使答案是否定的，那將延伸出第二個問題：假定我們有足夠理由拿未現身者來作比較，他們在這個夏天之後的生命樣貌與那些參與計劃者，有何不同？ 最終當研究進展到一定階段後， 我會認為這個延伸的問題將和前三個問題一樣重要。令人感興趣的不只是比較參與者與未參與者，也包括了解男志工與女志工之間的差異。在六○年代初期，養育男女性的方式迥異，因此我們不能直接假定參與這個計劃對他們自己及他人的意義是相同的。據此，第四個問題是：對男性與女性而言，夏日計劃及其後續影響的經驗，有何不同？
    過去六年來，我嘗試以各種方式回答這四個基本問題。為此，我首先必須找到這些申請者，愈多愈好，而原本的計劃申請表格讓我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做到，其中一個問題的資訊就包括了申請者當時就讀的大專院校。於是，我可以彙整申請者的名單，寄信給全國約兩百六十九個畢業校友聯誼會。如我所預期的，它是我搜集訪談者住址的過程中最成功的管道。另外還有其他管道，申請參與計劃的人還必須在申請文件填上父母的名字及住址，儘管美國是一個地理流動性高的社會，但仍有近百分之二十的父母在一九八二至八三年間仍住在與一九六四年時相同的地方，他們回過頭來提供給我那些曾申請上計劃的兒女現今的住處，藉此，我獲得了一百零一個地址。申請計劃者還被問到大學時主修的科目，我因此取得了申請者依不同主修排列的名單，在同時比對學院名錄後，我找出了相符的姓名。還有一些地址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取得，一旦我與申請者取得了聯繫， 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都樂意且有辦法提供其他還保持連絡之人的地址。透過朋友網絡，讓我能與更多的申請者聯繫。至少有兩位後來寫出了自己經歷的申請者，其出版商主動與我聯繫，還有一些人是聽說了我的研究計劃後跟我連絡的，甚至有一回我參加一場派對，席間恰巧聊到我的研究，一位申請者就這麼出現了。
    如此多元的管道，最終得到的成功是，在我所擁有的九百五十九份申請資料裡，共確認五百五十六位申請者現今的住址。其中，有三百八十二位（所有申請資料裡的七百二十位） 曾參與這個計劃，另外一百七十四位（所有申請資料裡的兩百三十九位）則在夏季開始前選擇退出。在此即可預先得知兩群人的差異是，在未現身者裡，我所能取得他們的現今住址的比例（ 百分之七十三）要較實際參與的志工（百分之五十三）高得多。至於這個差異背後確切的意義，則必須等到開始連絡申請者後才會漸漸明朗。
    我與申請者連絡的方式，分成兩種。第一，我會寄給所有申請者一份問卷（請見附件Ａ），內容是詢問他們的自由之夏經驗、參與社運的歷史、其個人或政治生命的大致梗概，及參與自由之夏後的情況。若想要比較我所處理的眾多申請者資料，這將是我唯一可行的方法。
    然而，我也知道，若想真正了解我處理的這些複雜議題，我必須至少和兩個群體裡的部分人士進行長時間的訪談。在一九八四年八月至一九八五年七月期間，我在兩個群體裡對所有申請者做隨機取樣後，訪談了四十位志工及四十位未現身者。這些訪談有超過一半是在一九八五年春季，這為期三個月的高峰期所進行的，在這段期間，我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哪兒有受訪者，我就往哪兒去。誠如我所說的，在這次旅程裡，我跋涉了二萬二千英哩，共訪談四十八人。訪談的時段從兩小時至兩天不等，訪談環境同樣也五花八門。整個訪談過程進行下來，我還參與過科羅拉多的美洲原住民治療儀式、水牛城的猶太教成年受戒禮、華盛頓特區的反種族隔離示威遊行，以及在加州某一社區內見識了正式的日本茶道禮儀。與申請者接觸的過程裡，困惑、欣喜、沮喪、自覺收穫滿滿等各樣感受，接踵而至。
    儘管如此，這趟訪談之旅終究如我早先所期望地「完成」了。結束之際，我更加清楚意識到自由之夏對志工的意義為何，以及它如何以迥異於未現身者的方式，形塑了志工的生命。原本在回收的問卷上，兩群人所呈現的淺薄區別，放到訪談對話就變得活靈活現。兩群人原先在這個夏天前，看似如此相似，但我們仍在其間看到他們以很不同的方式出現。這些差異不但重要，同時也在志工的生命，及新左派和後來被稱為「六○年代經驗」的演進過程上，創造出差異。適逢個人生命經歷與歷史產生獨特重疊的這群志工，是首批意識到在這個時間點上有種種可能性的白人學生。當這股政治與文化的巨浪形成且不斷地向前鋪蓋而來，志工中也有許多人登上了浪頭。就一定程度上來看，本書接下來將描述的正是這股巨浪；包括它的性質、演進歷程、創造出它的獨特個人傳記性的條件或歷史環境，以及它在那些曾想嘗試──其中許多人至今仍想──乘浪的人身上所留下的痕跡。至於自由之夏呢？即便它並未直接孕生了這股巨浪，但可以確定的是，它賦予這股巨浪動力，同時也協助許多與巨浪相關的特定政治與文化元素得以成形。或許最重要的是，自由之夏創造出了一座重要的橋樑，北方的白人大學生藉此才得以接觸六○年代文化，成為最主要的消費者。自由之夏的志工散發其影響力，成為這項新文化的載體。本書的主旨即在了解他們如何扮演這個角色及其後所產生的影響，不論是個人，或整個社會。

（摘自群學《自由之夏》，2011.03.25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