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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好研究的作法與好理論的唸法

陳遠
（知識工作者，自由的社會學人）

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而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做此臆測的壯志，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然而，同樣肯定的是，無論這份熱情是多麼熾烈、真摯和深邃，它並不能保證對一個問題必然會產生學術上的成果。……熱情與工作可以激發靈感，最主要的，二者要結合起來。
──Max Weber（2000），〈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在思考與寫作之間

    有慧眼拾起本書的讀者，想必對於論文寫作的難處已不陌生。大概只有那些還沒有寫過萬言報告、或是個性實在極度樂觀的讀者才會認為：寫作，不過就是閱讀之後的必然結果，下筆時的任何難處，都可透過更大量的閱讀自然解決。正如唐朝詩人杜甫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只要閱讀量夠大，動筆之際便能志在必得、水到渠成；只要謹遵蘇軾所說的「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便可信手捻來、計日乘功。這使得過度閱讀只是反映了寫作的焦慮，而非助益；妄想透過空泛的思考來控制寫作的企圖，終究只是一種逃避。

    另一種相反的情況也不會更好：在論文寫作中，只應當為寫作而寫作，不可心有旁騖；就算有，也應該竭力克制。殊不知，每一份論文的出版，都承載著作者生涯中不可輕看的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怎麼會沒有得失心？誰又能無欲則剛？若是躋身學術界，更是終身都以論文標誌歲月、以計劃串連回憶。至於對碩博班階段的學生來說，正披掛著少一分嫌太青、多一分就太熟、且寫完論文就剛好走下坡的顛峰狀態的胴體，終日俯身在曬到褪色的影印機跟前，宛如已經熟透的果實沉甸甸地吊在枝頭，抬頭窗外，盡是藍天。誰能忍心責怪，這群男男女女在鍵盤前偶發的心緒騷亂？哪個過來人不曾體會，那種「我把青春賭明天」之後的寂寥難耐？

    其實在論文寫作中，既缺不了思考、也少不了寫作，但最忌的就是兩者各自為政而缺乏聯繫。關於純粹的思考，本書作者Robert R. Alford 說得很明白：「修訂和反思、編輯和重組那些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部分，都隱藏在紙頁上字詞的平順鋪排底下，隱藏在精裝封皮、響亮標題、有聲望出版商的最終成品底下。」（p. 70）若是以有點聳動的方式重述：那些不曾被捲入寫作當中重覆試誤的思考，以論文寫作的角度來看，根本不叫作思考！

    至於禁慾的寫作，Alford 則批評研究者在「情感投注」上的負荷被嚴重低估：「決定進入某個領域、挑選一個問題、研讀好幾年、投身寫作，其中所牽涉的經常是痛苦而耗費心力的抉擇。我們都『知道』這些都是真的，但卻很少人關注知識工作的情感和心理要求，甚至更少人關心這些要求如何進入難題的構成，以及理論和方法的選擇。」（p.71）看到這一段，想起自己周圍在各個學術階段的朋友和學生，經常承載著家人的焦急、男友的等待、受孕的意外、兵單的無奈、學貸與房貸；若拉得更遠，還會讓人聯想起在倫敦貧民區的 Marx，和那本《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關係；倡導社會學卻處處被輕蔑的 Durkheim，和那本憤憤不平的《社會學方法規則》的關係；對父親的愧咎、對母親的傾慕，與 Weber 那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作者要我們承認：論文寫作者的情感投注不但稀鬆平常，甚至不可或缺；將研究過程無法避免的焦慮當作伸展問題意識的動力，再也不需掩耳盜鈴地否定。

在手段與目的之間
   
    事實上，思考與寫作之所以不易兼顧，是因為兩者的順序不同：就「思考順序」來說，一般是由研究目的到研究問題；至於「寫作順序」，正好相反，通常是由研究問題到研究目的。在研究目的這一端，研究者所考慮的主、客觀條件何其之多：從社會實踐的介入、學派陣營的取捨、投稿期刊的選擇、教職生涯的勝算、指導教授的偏好、論文關鍵字的範圍、徵引文章的數目、甚至是女友父親對畢業年限的期望，都會納入取捨排序的範圍中。然而，不論對這些目的有多麼焦急，都要在研究問題這一端預先佈局，因為只有提對了問題，才能讓種種目的有達成的可能。於是乎，研究者在思考上依循著目的論（teleology）的順序，以目的指導手段，但卻在寫作上遵照著因果論（causality）的順序，從原因導向結果—這使得我們想的，眼前卻不該做；首先要做的，卻並非我們所想，如此的「倒行逆施」，曾令多少人在寒窗孤燈之前仰頭嘆息！

    就目前看來，好像沒聽過國內外有什麼專書，可以針對論文寫作所造成的精神傷害進行治療，就算有，好像也不是那麼普遍，否則 Weber 也不會在他家二樓陽台的安樂椅上白白咬了十年的指甲。此外，翻遍這幾十年來在臺灣的中英文方法論教科書，幾乎都是苦口婆心地講述一套形式化的研究步驟，從研究主題、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方法、資料分析到研究結論等大同小異的程序，但這套「行禮如儀」的論文儀式與其說是可以步步跟隨的食譜，倒不如說是精心包裝之後的最終成果。這一套靜態的條列式架構，全然無法捕捉那種由目的尋索手段、由手段修改目的中多次反覆的動態過程。

    本書作者 Robert R. Alford，累積數十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對此有極為深刻的闡示：「實際的研究操作會和古典實證主義知識論有所矛盾，後者認為，演繹性理論會預測某個假設的經驗支持，而歸納性的經驗概括能證實或否證理論。在特定計畫的歷程中，研究問題會重新構思好幾次，不是新證據修改了理論構想，就是修訂的理論要求新的經驗觀察。……鑲嵌於社會探究技藝中的這種技巧，導向在理論和經驗的分析軌道之間往返移動，既不是融合它們，也不是讓它們彼此孤立。」（p.82）在深刻體認到論文寫作在理論與證據之間的反覆性、連動性與不可化約性之後，作者企圖為兩端之間的移動軌跡進行概念化、建構類型學，使往後的論文寫作於理論與證據的兩造穿針引線之際，就像是兩塊布料完美縫合。就這樣，作者提出「多變項典範」、「詮釋典範」和「歷史典範」等三套方法論，示範著如何在理論與證據之間進行不同方法的聯繫，因而構成了本書的骨幹。

在理論與證據之間

    如果僅是在形式上討論理論、方法與證據，那麼本書的立意雖新，仍不免有重述坊間方法論教科書之嫌，看了也只是畫餅充饑。然而，本書令人驚豔之處，是在討論「探究的技藝」（the craft of inquiry，本書的英文書名）之時，拒絕將內容與形式分離、不肯將理論與方法切割，而是從社會科學的從習者都耳熟能詳的理論作品就地取材，以重建方法論的問題意識重讀文本，以心靈實驗的方式引導讀者參與諸位名家在理論與證據之間曾面對哪些選擇，以及，她（他）們最終所做出的決定又有何損益。因此，這本書不只能讓讀者思考「好研究怎麼做」，還可在「好理論怎麼唸」的面向上，深深獲益。

    個人長年在補教界負責教學工作，每年接觸大量非本科系、卻欲報考社會類研究所之同學，講授科目很廣，包含社會學、社會學理論、社會研究法、社會統計等科目，十幾年來每科的教學都毫無間斷。這種跨學科的教學相長經驗使我深知，初學者對於「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病態分工」多麼無奈；在剛進入一個新天地、正渴望拓展視野之際，卻驟遇學術圈內的派別對立，在甄試、筆試、口試之時，處處都要小心辨識題意背後的立場再投其所好地回答問題。這種選邊站的壓力經常讓嚮往熱情學術（passionate scholarship）的新成員既不安又失望—令人心疼的是，這些非本科系生，常常是最有公民意識、具備了跨界觀點、甚至抱著放棄熱門科系的決心來追求理想的一群人。如果「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兩者是對無法檢驗的研究興趣各有偏好，並且在考試招生、論文刊登、師資聘用等方面良性競爭，也許會是利多於弊。但，若是這種派別劃分的標準是建立在某種還可以再議的武斷性上，因而使社會學反思著台灣的一切，卻未把自己納入台灣當中反思，如此有條件的反思性，是個人每年面對眾多初學者之時所不便交待、也不忍交待的。

    看過本書之後，讀者將會發現，武斷劃分理論與證據（或稱為經驗、研究），或是把某一方化約為另一方，都是多麼地可惜和不智：每一種理論本是過往的研究結果，而每一篇研究亦可能成為傳頌不絕的理論，套一句在上一則引述中 Alford 說的，「既不是融合它們，也不是讓它們彼此孤立」，而是要讓它們有機地聯繫。對於「理論研究」來說，要體認到研究就是提問與答問的合理連結過程，要同時具備清晰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和切題的文本舉證，否則很容易將研究混淆為書摘、翻譯或是教材即使它們一樣有價值，甚至更有價值。至於對「經驗研究」而言，沒有任何一篇研究是在毫無理論啟發之下開始、或是從純然的田野經驗出發，否則難免犯下培根式謬誤（Baconian fallacy）；更有甚者，經驗研究從既有理論汲取的不只是經驗概推（empirical generalization）（這當然會與當前台灣有時空錯位的問題），而是如 Alford 在本書剖析多篇理論作品時展現的方法論（methodology）、知識論（epistemology）、甚至是實踐論（praxeology）等多層次的敏感度。因此，完全撇清了社會學理論的社會研究法是無法想像的，這本書告訴了我們，兩者只有共生，才能共存。

在學術與實踐之間

    從理論名著來示範方法論，除了能讓研究步驟的形式重新回歸具體範例的內容，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意義：這位老教授是以道地的「理論研究」為手段，最終達成了創立「探究的技藝」的目的，徹底落實了自己所承諾的，連結理論、方法、與證據。這種「言行如一」、「反求諸己」、或「身教重於言教」的傾向所反映的，正是社會學特有的反思性：以擴大的時空範疇，進行自我觀察的能力。事實上，作者在流暢且平易的〈導論〉當中，便輕鬆駕馭著豐富的知識社會學素養，說什麼也不會天真地認為，學術研究可以在社會真空中進行。那麼：作者會如何看待，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的關係？在沒有明言的情況下，書中所建構的三大方法論，潛藏何種社會實踐的意涵呢？

    社會科學讀者，對於各種社會科學的類型學，應當都不陌生。撇開那流行於 1960 年代的美國、在意涵上已顯得過度狹隘的功能論、衝突論、互動論等「三大學派」（Three Schools）不談，較為值得拿來和本書對照的，至少有以下幾種。第一種，同時也是近年來最普遍的一種，首推 J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所提出、又透過黃瑞祺（2001）在《批判社會學》所闡述、晚近由顧忠華（2003）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第二章所推廣的「三大科學」（Three Sciences）：經驗—分析的科學（empirical-analytical science）、歷史—詮釋的科學（historical-hermeneutical science）與批判—反思的科學（critical-reflexive science）。這套架構的特色乃是以知識論的判準當作劃分的基礎：經驗—分析的科學是以實證主義為代表，並且以客觀性（objectivity）為判準；歷史—詮釋的科學主要是以現象學和詮釋學為其典型，是以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為判準；至於批判—反思的科學則是以批判理論集其大成，並且以解放（emancipation）作為社會科學知識的判準。經過顧忠華的介紹之後，這三大科學目前在最為人知的通稱是實證典範、詮釋典範與批判典範。

    至於第二個版本明顯脫胎自前一個版本，是由 W. L. Neuman（2002）在《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一書中所提的「三大傾向」（Three Orientations）：實證主義（positivism）、詮釋社會科學（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與批判社會科學（critical social science）。和 Habermas 的架構相較之下，Neuman 的版本由原本的哲學討論改變成社會科學的論述，並且將知識論的層次轉移為方法論的層次，更重要的是，Habermas 原本有意以批判典範綜合前兩大典範的野心，在 Neuman 的架構裡淪為承認三分天下的相對性。如此有彈性的作法，雖然可以看成在政治上讓步，換來的卻是讓讀者有更具體的參考架構，還有更多元的選擇。

    第三種是 Peter Hamilton（2007）在主編《社會學大有用》一書時所提出的「三大傳統」（Three Traditions），分別是理性科學傳統（rational-scientific tradition）、表現主義傳統（expressive tradition）、政治傳統（political tradition）。這種區分應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Robert Nisbet 等人的浪漫主義風格所影響，因此特別將著重科學的理性主義和著重人文的表現主義劃分開來。較有爭議的是政治傳統的獨立，這似乎暗示前兩種傳統沒有政治意涵的成分，甚至將 Habermas、Bourdieu 等政治意識鮮明的學者劃分至理性科學傳統，這是值得再斟酌之處。

    最後，讓我們把焦點轉向本書。Alford 當然注意到研究在社會實踐上的意涵，在討論如何提出研究問題時，他把那些企圖透過研究達成社會行動或社會政策的目標，稱之為「行動議題」（action agenda），並且認為唯有將它成功轉化為理論問題或經驗問題，才能符合學術研究的要求（請見 p.75）。相較於以上三種分類架構，首先，他是把行動議題當作研究動機的來源之一，條件是研究者必須有能力將政治行動的企圖轉化為符合學術標準的研究問題。這是從很貼身的角度對研究者提出建議，而不像 Habermas，將社會實踐的意涵拉到哲學人類學的層次找尋根源。其次，在接納學術研究的政治意涵之後，他對各種政治立場保持開放，雖然自己身為左派。這種寬容和彈性，比較接近 Neuman。最後，作者提出的三種方法論沒有一樣是和行動議題有必然聯結，反過來想，也就是每一種方法論都可以和行動議題有所聯結。這不但超克了 Hamilton 架構的盲點，而且也沒有 Habermas 和 Neuman 將社會實踐僅限於批判典範那麼限縮。從這種角度看，Alford 為研究者的社會實踐之路，留下了更多可能性。

結語

    不像是一般形式化的研究法教科書，面對思考與寫作、手段與目的、理論與證據、學術與實踐等種種的兩難，作者不只提供了指引，還表達了貼心的同理與關心。但願有志於社會科學的讀者、特別是初進此一領域的學生，能在實際的研究和生活中琢磨「探究的技藝」；並且同時不要忘記，一位社會學人對各種層次的共同體，在立下初衷之時的承諾，以及永久持續的責任。

參考書目

Habermas, J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Boston:Beacon Press.
Hamilton, Peter & Kenneth Thompson 著、葉欣怡譯（2007）《社會學大有用》（The Use of Sociology)。台北：群學。
Neuman, W. L.著、王佳煌等譯（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台北：學富文化。
Weber, Max 著、錢永祥（編譯）（2000）《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遠流。
顧忠華（2003）〈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收錄於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二版，台北：巨流。
黃瑞祺（2001）《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修訂二版。台北：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