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編號:FT004
 書       名:離與苦──戰爭的延續
 出版日期:2010.12.04
 主      編:李廣均
 作      者:吳明季、廖如芬、張素玉、林秋芬、
                  黃克先、楊佳嫻、曾淑惠
 規      格:15 x 21 cm
 頁      數:288 頁
 定      價:320 元
  I S B N :978-986-6525-36-0

 

本書是一扇提供給台灣社會理解「外省人」的「溫柔窗口」

《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後,外省人系列叢書第二彈

 

【內容簡介】

本書選錄了七篇文章,每位作者皆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幫助讀者以一個進出歷史、超越政治的觀點,了解「外省人」的流亡經驗。

 

一、〈三重失落的話語〉本文作者吳明季,長期面對一群對許多事情都不感興趣,話不多、表達能力也不好,很難清楚完整地表達自身感受的榮民老伯伯,大量的沉默一直是老伯伯述說故事的方式。然而,吳明季卻從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死寂中頓悟體會出老伯伯的失落,流亡是他們生命的主體,類似忠黨愛國的論述是他們解釋不清的標籤,本文試圖從「流亡」的觀點解釋老伯伯「沉默」的原因。

 

二、〈流離、返鄉與回「家」〉「榮民之家」是許多榮民伯伯老年頤養天年之所,我們常想當然爾地認為,伯伯們住在榮家,生活起居有人照料,並有背景相同的朋友作伴,榮家也是政府照顧榮民生活的彰顯。然而本文作者廖如芬深入榮家之後,既有的印象卻徹底瓦解,原來,榮「家」並不是「家」。本文即從這種矛盾的「家」的角度解釋榮民伯伯們為何疏離孤立。

 

三、〈老有所終?〉本文作者張素玉,試圖透過深入訪談選擇進住私人安養院所的榮民伯伯,一方面了解他們的安養情況,另一方面探討戰爭和軍旅生涯對他們晚年生活的影響:包括生活品質、人際關係、身心健康等。本文深刻地重新認識他們──他們並不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是動盪時代下的犧牲品和無情戰爭下的受害者。

 

四、〈家與枷〉如果沒有結婚的榮民伯伯可以選擇住進榮民之家或安養院,那結婚的榮民伯伯或許可以寄望婚姻與家庭生活,但在禁婚政策、部隊移防、語言不通、學歷不高、收入微薄、省籍情結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條件下結婚後,他們過的又是怎樣的家庭生活?本文作者林秋芬透過榮民醫院或安養院的病患(罹患精神疾病的不一定是榮民,而是配偶),訴說出一段不斷「分離」的痛苦經驗。

 

五、〈當披覆土地、家族的屋頂被掀開之際本文作者黃克先發現戰後台灣社會中有大量的「外省人」進入了基督教會,然而,在台灣社會對外省老兵的既存印象中,國家灌輸他們的意識形態或許才是他們一生所宗,所以,為何有大量外省人改信基督教?此一「改宗」現象對了解外省人的「離與苦」又有何特殊意義?本文從「宗教」的角度,提出另一種了解外省人「離與苦」的觀察,發掘出「外省人」的異質性,也提醒我們「國族政治/認同政治」的局限性。。

 

六、〈過氣貴族?孤城移民?〉若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成了無法返回之地,流離的人們該如何撫慰這份返回的想望?而這份想望又如何化為書寫動力,取代維繫於固定疆域的地方感?本文作者楊佳嫻提醒,外省人中除了老兵、眷村子弟、帶有鄉音的小學老師,還有一群社經地位較高的移民──「高階外省人」。佳嫻透過觀察白先勇、李渝筆下的文學世界與人物(主要包括大學教授與軍政要員及其眷屬),理解他們的鄉愁、家國創傷與文化傳遞。

 

七、〈台灣文學中的老兵形象〉本文作者曾淑惠,嘗試在當代台灣文學中有關老兵的幾種書寫主題,包括思鄉懷舊、殊異生命型態、袍澤情深、性欲畸態、婚姻殘缺與生涯際遇等,闡釋了特殊時空中的老兵特質及其複雜轉折的生命境況。她指出,老兵文學呈現社會邊緣族群的弱勢心理,也呈現社會底層的問題,這是種激憤的抗議,也是對老兵的同情與不平之鳴!

 

【主編簡介】

 李廣均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合聘副教授,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社會學博士。關注議題包括和平與非暴力、族群關係、多元文化、通識教育改革、名字與命名等。

 

【作者簡介】

吳明季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現為部落工作者。

廖如芬  
現於中研院擔任助理工作。花蓮教育大學(現為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畢業。

林秋芬  
社工師、諮商心理師;任職慈濟大學社工系、通識中心等兼任講師;門諾醫院身心科、慈濟大學諮商中心、花蓮縣教育局諮商中心等兼任諮商心理師;慈濟大學社工所畢業。

張素玉  
現任高雄榮民總醫院社會工作室社工組組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系兼任講師。東吳大學社工所畢業。

黃克先  
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著有《原鄉、居地與天地:外省第一代的流亡經濟與改宗歷程》,譯著有《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上帝有一個夢》、《泰利的街角》、《社會資本》,及《自由之夏》等書。

楊佳嫻  
高雄人。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同時也是作家,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你的聲音充滿時間》,散文集 《海風野火花》、《雲和》,編有《台灣成長小說選》。

曾淑惠  
出生於台灣苗栗沿海小鎮。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文學組畢業,目前任教於私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生活以教學為樂。

 

【插畫者簡介】

李侑叡

出生於雲林古坑的她,讀幼稚園時便喜四處遊走左鄰右舍間,並不忘在誇讚叔叔爺爺們泡一手好茶的同時,藉機展示自己「每日一畫」的成果。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後,現為自由工作者,專長手繪插畫,堅信藝術與美食是她到地球出差、旅行兼考察不可或缺的最佳良伴。我的部落格http://blog.yam.com/rei2010

 

【外台會簡介】

社團法人「外省台灣人」協會成立於20043月總統大選後,站在進步公民團體的自主立場,立基於「中介」、「促進轉化」的民間位置,進行「搭橋」以及增進理解與和解的社會與文化工作,提供一個以人道、人權為基礎,跨黨派、跨兩岸,也能跨疆界的的省思觀點。我們透過文化工作,一方面讓社會可以更看見「外省人」,一方面也促進多重角度、跨族群的「相互觀看」,希冀由人性的普遍關懷及記憶的重建與反思,修補政治對立帶來的裂痕與傷口,讓族群議題可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均衡呈現,為公民社會的尊重溝通與包容差異而貢獻力量。

 

【序】

《離與苦》主編序:沒有人知道龔伯伯去了哪裡?
/李廣均

 

身影
  小時候,龔伯伯是家中常客。每到週末假日,龔伯伯總會和幾位爸爸的老鄉一起來家裡吃飯,然後留下來打牌,在香菸和濃茶的陪伴下不知度過多少夜晚。龔伯伯喜歡和小孩子玩,他身軀壯碩像棵大樹,我和弟弟總會調皮地騎在他脖子上,希望他能把我們高高舉起,玩一下開飛機的遊戲,過年時也總能從他手上領到一個大紅包。

  上了大學,寒暑假回家也一定會碰上這群「伯伯和爺爺」,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有些人不見了。媽媽不經意地說誰死了、誰回大陸去了。「那龔伯伯呢?」我好奇地問。媽媽楞了一下說:「你爸爸打電話找他好久都找不到,老說有人要害他,也不和大家來往,好像變成神經病了。」我聽完有些難過,雖然後來一直沒機會再看到他,心中卻常想起小時候爬在他身上嘻鬧的畫面。幾年後,媒體曾數次出現獨居榮民死亡多日才被發現的報導,我總是心頭一顫,心想那會是龔伯伯嗎?
  「獨居榮民死亡多日」的新聞常以一種怵目驚心又令人不忍的方式報導。鄰居們總在難忍惡臭的情形下發現老人已經死亡多日,抵達現場的警方與記者甚至驚訝地發現,老人飼養的流浪狗已將屍體啃食大半。可是仔細閱讀下來,媒體的相關報導最後只是讓讀者對流浪狗留下「忘恩負義」的印象,對於如何了解獨居榮民、龔伯伯或其他和龔伯伯有同樣人生遭遇者的生命故事,則顯得貧乏又冷漠。
  我常想,獨居老人和流浪狗其實有某種相似的遭遇和位置,都是被社會遺忘或遺棄的一群,彼此常以一種靜默卻溫暖的方式,將這個社會無法提供的照顧和陪伴提供給對方,包括最後的屍身。老人如果地下有知,會用「忘恩負義」的字眼來責備小狗?還是會同意讓小狗啃食他的殘軀,作為感激狗兒陪伴老人度過無依晚年的回報呢?
  龔伯伯怎麼會變成神經病?是怎樣的歷史巨變和人生際遇讓他從人群中消失?老人為何獨居,又是什麼樣的政令限制和社會現實讓老人「選擇」與流浪狗為伴?他們如何「自謀生活」?如何在沒有支領退休金(只有三個月薪俸)、沒有輔導安置下,走入一個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台灣社會?其中有個叫李師科的人,一九五九年因病申請退役,二十三年後的四月十四日犯下台灣第一起蒙面持槍銀行搶案,二十三天後被捕,十九天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槍決身亡。
  他們大多無法理解,當以為戰爭結束而選擇離開軍隊,另一場更為艱困的人生戰役才正要開始。令人感嘆的是,他們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訴說自己的人生經驗,也不見得能理解為何自己會有這樣的離苦遭遇,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多數必須獨自承擔戰亂年代中人群流散的「離與苦」。本書選錄七篇文章,每位作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幫助我們以一個進出歷史、超越政治的觀點來了解「外省人」的流亡經驗。

失落的話語
  吳明季剛進入田野時,每天面對的是一群死氣沉沉的老伯伯。他們對許多事情都不感興趣,話不多、表達能力也不好,很難清楚完整地表達自身感受,訪談回答時總是伴隨大量的沉默。年輕的吳明季對榮民老伯打發時間的生活方式覺得難以忍受,直覺是種幾近死亡的沉悶,但沉默和流亡有何關連?「死寂」又如何展現控訴的力量?
  吳明季發現,有些單身榮民在家中客廳掛著自己的遺照,每天和遺照生活在一起,而她就坐在客廳對著遺照與本人一起聊天;也有些榮民伯伯在生前就將自己的墳墓造好,她就看過這樣的墓碑「○○省○○縣○○○榮民之墓,民國○年○月○日生,民國○年○月自己建」。如果遺照和墳墓象徵死亡,那每天面對自己的遺照與搭建自己的墓碑又意味著什麼?表達能力原本就不好的榮民伯伯對此無話可說。因此,吳明季試圖從「流亡」來理解老兵的沉默。
  流亡是什麼?榮民伯伯又因流亡又失落了什麼?我們對此不甚了解,尤其國內對於流亡的研究相對有限,以至於能述說流亡情境的話語並不多,即便是流亡者本身(如老兵),也缺乏適當用語來表述心情與處境。此外,在受到各種相關論述(如忠黨愛國)的影響下,榮民伯伯常將許多不同層次的事混為一談,更加無法適切表達他們的真實感受。但是沉默不能隱瞞失落的處境,反而逕自化成田野中榮民伯伯們那種幾近死亡的沉悶。
  吳明季認為,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對於老兵賦予太多報效黨國的道德意義,幾乎所有討論都必須依附在「忠黨愛國」的論述之下,老兵自身的流亡處境反而晦暗不明。當整個社會對老兵的認識都已淪為某種既定論述,連老兵也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處境與感受時,除了沉默又能如何?作者形容,她在田野中接觸到的沉默和死寂就像巨大的黑洞,在此情形下,任何言說都變得毫無可能,我們既無從認識榮民伯伯的流亡經驗,外省人的失落處境也無法被了解。
  此外,吳明季更進一步指出老兵失落話語的三重處境:第一重失落話語是老兵處在「與瘋子、白痴、腐敗垃圾為伍」的象徵性位置;第二重失落話語是老兵所遭遇的流亡經歷;第三重失落話語則是位居台灣社會偏遠鄉下的老人處境。這些失落話語又同時顯示兩層意義,第一層顯示出這些失落處境的本身,第二層則是我們的社會無從認識這些失落,而整個社會也沒有成熟進步的話語論述來再現老兵,因此讓其他論述話語(如功在黨國)充斥並掩飾了老兵的失落處境。
  吳明季長期在田野中感受死寂與沉默、語言與現實、現實與記憶之間的繁複關係,並嘗試在諸般繁複交錯中,捕捉一則又一則的創傷故事。她的田野研究讓我們得以明白,原來「沉默和死寂」也有訴說故事的力量,作者是在田野工作進行一年後的某天下午頓悟,在流淚痛哭中體會「最重要的是它沒說的部分」。

流離與回「家」
  不管是否曾經返鄉探親,許多榮民伯伯都必須面對人事已非的改變,也必須接受身邊沒有親人陪伴的事實。在如此時空與心境下,許多榮民伯伯選擇搬入榮民之家就養,這似乎是個合理的選擇,或也足以彰顯政府照顧榮民的德政,然而廖如芬則根據她的觀察對此提出不同意見。
  廖如芬第一次進入榮民之家,看見許多榮民或坐在一旁發呆不語,或是一個人靜靜聽著收音機打發時間,此番景象和她原先的想像落差很大。尚未進入榮家前,廖如芬以為軍中同袍的患難情誼,必定能在他們之間建立深厚情感基礎,可是此預設在她踏入榮家大門後徹底崩解。榮家內的每位榮民伯伯彷彿一座座孤立的星球,在各自的軌道上轉動,彼此幾乎沒什麼交集,她對這種景況驚詫不已,進而企圖探問這種人際疏離產生的原因。究竟是榮民伯伯生性古怪、不好相處?還是和榮家內部的生活型態、管理方式有關?
  廖如芬質疑,「不好相處」的說法只會讓我們忽略「榮民之家」本身的制度設計與管理問題。她進一步指出,榮民之家在空間安排與行政管理上的諸多作法,不僅帶給榮民心理戒備與不安全感,甚至還引發許多榮民伯伯之間的猜忌、紛爭乃至流血衝突。例如,一般安養堂的床位設計是一間間彼此相隔卻沒有房門。這種空間安排缺乏私人隱密性,也沒有隔音設備,因此帶來人際之間的疏離與猜忌。
  到底什麼是「家」?大家或許都同意,產生「家」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私人生活領域的形成,也就是一個可以與外界區隔的私密空間。可是榮民之家的空間設計沒有考慮居民之間的安全距離與隱密性,因而產生許多人際互動上的緊張與摩擦。榮民之家這種缺乏私人隱密性的空間安排,讓「家」的味道蕩然無存,也讓榮民之「家」產生不少反諷意味。
    榮民伯伯們或因為單身來台沒有親人,或因為擔心生病無人照料,只好選擇住進榮民之家。原本寄望搬進能找到一絲「家」的感覺,無奈卻連「家」的形式與感受都不能體會。一位住進榮家不久的台籍榮民就說:「這邊的榮民都是這麼想的,他們說我們在這裡並不是都很光榮!我們在這邊就是吃飯、拉屎、睡覺,最後沒辦法吃的時候,就是耗著。這邊是待命,他講的待命要死掉的!」
  雖然我們為老榮民蓋了安養居所,提供無障礙空間的設計與護理服務,內部的空間設計與行政管理卻忽略居民的自我投入、情感歸屬與人際互動,反而讓榮民之「家」成為一個極大的諷刺。榮民伯伯們一生經歷不只一次離家的痛苦,遺憾的是住進榮家仍然無法找回家的感覺,榮民之「家」的管理方式和生活經驗,反而更加凸顯榮民伯伯無「家」可歸的流離人生。

老有所終?
  除了選擇住進榮民之家,也有些老兵選擇進住私人安養院所。他們在私人安養中心的生活品質又是如何?戰爭和軍旅生涯對於他們的影響,會因為戰爭結束而停止嗎?張素玉試圖透過深入訪談,了解榮民伯伯的安養情況,探討戰爭和軍旅生涯對他們晚年生活的影響:包括生活品質、人際關係、身心健康等。
  身為訪談對象之一的明伯伯,他的晚年生活經常在感傷與懊悔中度過。明伯伯當初因為嫂嫂不願出錢整修祖先墓地而氣憤難平,在前往市集賣東西籌錢時,不巧碰上軍隊抓他充兵,他當時三十二歲。雖然老婆曾勸明伯伯過兩天再出門,無奈他一時氣憤聽不進去。明伯伯回憶在鄉公所前見妻兒最後一面的情景,當時兒子才兩歲,連叫爸爸的發音都不準。四十餘年來,明伯伯至今一直沒有妻兒的音訊,如今即使悔不當初,也只能孤單地在安養院中渡過餘生。戰爭對他的影響未曾停歇。
  另一位郝伯伯也是在無情戰亂中莫名奇妙被迫從軍,徹底改變他後半輩子的生活。郝伯伯當時年僅十六歲,在家中被幾個軍人不分青紅皂白強虜入伍。郝伯伯說不只他,他的許多朋友也是這樣被捉走。由於出身低微,又沒機會讀書,使郝伯伯個性羞赧自卑,覺得自己處處不如人,平常也害怕與人接觸。擔心自己沒讀過書會說錯話得罪別人。他常說自己是個沒錢沒親人的老士官,人家則是有錢有家有孩子,甚至連重孫也有了。對於郝伯伯這種自卑的自我評價與低落的心理認知,作者指出,我們只有從近代戰亂歷史與個人流亡經驗中才能得到解答。
  如同明伯伯和郝伯伯,許多當初被軍隊「抓伕」、「抓兵」來台的榮民伯伯,五十餘年來,這段經歷深深影響他們的婚姻與家庭生活、職業選擇、經濟狀況、社會關係、身體健康及心理調適,使他們在晚年長期處於一種低落自怨的心理狀態,不斷遊走在氣憤、無奈、痛心、懊悔的情緒中。對他們而言,雖然戰爭結束數十年了,但戰爭帶來的傷害和影響卻從未停止,持續而深刻地影響晚年生活。
  張素玉認為,榮民伯伯當初從軍多非自願。「抓伕」、「抓兵」將他們抽離原本熟悉的人際關係與謀生脈絡,軍旅生涯又沒提供足夠的職業訓練,離開軍隊後的出路更是有限而辛苦,至多只能從事低技術性的勞動工作。張素玉呼籲不應將榮民視為既得利益者,因為他們並未擁有較好的生活品質,也沒有比其他弱勢群體享有更多福利。在國家對他們有所虧欠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提供妥善適當的福利措施照顧榮民,社會也應試著重新認識他們的一生──他們非但不是既得利益者,反而是動盪時代下的犧牲品和無情戰爭下的受害者。

家與枷
  如果沒有結婚的榮民伯伯可以選擇住進榮民之家或安養院,那結婚的榮民伯伯或許可以寄望婚姻與家庭生活,但在禁婚政策、部隊移防、語言不通、學歷不高、收入微薄、省籍情結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條件下結婚後,他們過的又是怎樣的家庭生活呢?林秋芬的研究提醒我們注意一個重要的現象:住在榮民醫院或安養院的病患不一定是榮民自己,而是他們罹患精神疾病的配偶。林秋芬對於老榮民與罹病配偶間婚姻與家庭生活的研究,也呼應了吳明季對老兵婚姻的觀察與分析。
  對許多榮民伯伯而言,到榮民醫院探視配偶是一條每年必走之路,但走上這條路到底是夫妻情深的驅使?還是道德責任的承擔?林秋芬指出,每年固定往來榮民醫院探視妻子的老榮民不在少數,他們多是民國三十八年前後隨政府來台的老兵,目前散居全台各地。比起其他精神病患的照顧者,老榮民的經濟資源與社會網絡相對有限,自身承擔的心理壓力也更為沉重。老榮民或為了傳宗接代,或為了彌補戰亂年代中對家庭生活的懷想,明知自己在婚姻市場中處於不利位置(如以吳明季的觀察是:「簍底的爛橘子由我們撿起來」),仍然辛苦維繫一個結婚成家的夢想。
  林秋芬指出,一九八○年代以前,政府只是把精神醫療視為一個以救助、收容為主的照顧工作,而非醫療業務。因此,早期精神醫療是以收容為主,其他與治療有關的病床、復建資源,則相對明顯不足。在這種情形下,精神病患的原生家庭往往必須自力救濟,有些家屬因而寄望可以藉由婚姻安排為患者沖喜治病,也藉此找到一個可以長期照顧患者的對象;至於老榮民對於結婚成家的期待多是為了傳宗接代,也希望自己年老時可以有人照顧,由此觀之,老榮民與精神疾病患者的婚姻雖是各取所需,卻也是一種弱勢者與弱勢者的結合,注定婚後生活的波折與辛苦。
  配偶病情發作後,老榮民的婚姻與家庭生活也跟著出現重大轉變。榮民伯伯一方面要擔心太太是否會走失,也要擔心太太發作後出現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對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小孩)的傷害。老榮民一方面要工作上班,另一方面又要忙著將發病的太太送進醫院治療,還要分身照顧嗷嗷待哺的幼兒,一根蠟燭多頭燒的奔波在工作、醫院與家庭之間,默默犧牲了自身的職業發展與生涯規劃。此外,在傳統文化對精神疾病的誤解與汙名化影響下,老榮民對於太太生病一事多半不願提起,只能把所有痛苦放在心裡,造成他的另一種心理負擔。
  五十幾年前,老榮民隨政府遷台,被迫和原生家庭分開;一九八○年代末期政府開放探親,他們返鄉探親,眼見一切人事已非,只好又離開老家回到台灣。如今太太病發住院,讓自己再度遭逢與家人分離的命運,老榮民心中有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痛苦,他們的一生可說是長期處於一種不完整的家庭經驗。

當披覆土地、家族的屋頂被掀開之際
  除了榮民之家和安養院,黃克先試圖從宗教的角度切入,提出另一種了解外省人「離與苦」的觀察角度。據統計,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九年之間,台灣的基督徒人數陡然增加了八倍,天主教人數則成長二十倍;相較之下,外省人口的基督徒比例(百分之十)又明顯高於閩南人口的基督徒比例(百分之一‧五)。該如何理解台灣社會中為何會有大量「外省人」進入了基督教會,他們為何改信基督教,此一「改宗」現象對了解外省人的「離與苦」又有何特殊意義?
  黃克先認為,要有效解釋外省人與基督教的「選擇性親近」,必須先回答:外省人第一代如何疏離傳統信仰?不同於一般化約成心理因素的看法,作者指出,除了流落異鄉、心理孤寂的解釋,還必須從一個更高的知識觀點和歷史深度來解釋外省人的「改宗」現象,也就是從中國遭遇現代性的歷史背景,理解第一代外省人與基督教之間的親近關係。
    作者提醒,「改宗」看似個人決定,實際上牽涉了特殊的社會條件和歷史背景。從改宗現象可以看到「流亡」與戰爭對人的影響,也得以重新認識「外省人」。黃克先的研究讓我們有機會從階級差異的角度來認識「高階外省人」的流亡經驗。對「高階外省人」而言,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以教會學校為基礎的養成教育,都和現代中國資產階級的興起關係密切。掌握此觀點才能看清,許多「外省人」的離家之路不只是個人的犧牲,還是國家規訓的教化結果。由此觀之,外省人宗教信仰的改變,不只涉及對心靈慰藉的追求,更是許多複雜社會變遷的歷史結果,其中包括中國的現代性經驗、資產階級的興起、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等。
  如作者所言,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外省人」「跟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過程與原因,究竟是出於志願還是被迫?是個人認同與國家意識形態緊密縫合下的自主選擇?還是現代國家官僚體制規訓下的工作調動,或是被國家暴力脅迫來台?如果不能釐清這些問題,不僅無法清楚描繪「外省人」的群體圖像,台灣社會對於「外省人」的認識與討論,也會繼續受限於國族政治和認同政治的思考模式。黃克先的「改宗」研究,引領我們看到「外省人」的異質性,也提醒著我們「國族政治/認同政治」的局限性。

是過氣貴族還是孤臣遺民?
  面對戰爭與政治,「外省人」如何承受與面對?有人以沉默抗議流亡,有人則選擇以鄉愁療傷。楊佳嫻關心的是:若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成了無法返回之地,流離的人們該如何撫慰這份返回的想望?而這份想望又如何化為書寫動力,取代維繫於固定疆域的地方感?作者提醒,外省人中除了老兵、眷村子弟、帶有鄉音的小學老師,還有一群社經地位較高的移民──「高階外省人」。楊佳嫻透過觀察白先勇、李渝筆下的文學世界與人物(主要包括大學教授與軍政要員及其眷屬),理解他們的鄉愁、家國創傷與文化傳遞。
  有論者認為,外省移民因敗亂來到台灣,精神上背負許多重擔,內心充滿對家國的懷念與愁緒,外省作家的創作因此常伴隨難以解開的家國纏結,作品也因負載沉重的鄉愁而在回憶與失落間徘徊,透露出一份「孤臣孽子」的悽憤,可稱為「孤臣文學」。以白先勇為例,其文學世界總帶著時代的哀愁,這份哀愁的源頭正是那個受傷的「中國」。此一文化鄉愁指涉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想得厲害」。此一鄉愁依繫的「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可以超越個體或具體地理,涵蓋許多時空累積下的想像居所。白先勇透過書寫來召喚這個「記憶總合」,在小說中體現為文化的物質化(如古董擺設、字畫、線裝古籍)或集體記憶。
  可是外省族群就要為這樣的悲情所凝固嗎?楊佳嫻指出,既然「故國」、「原鄉」已不可返,只好將家國之思寄託於文化層面,以文化傳統的賡續,在精神上保有一方心土,將原本維繫實體地點的地方感,轉嫁於文字、藝術、宗教儀式、家族記憶等,這些轉換看似抽象,實則更能不受地域阻隔、牽絆。對於「高階外省人」而言,鄉愁不只化為種種文化記憶,也是可資傳遞的精神遺產。換言之,文化認同取代了疆域認同,創作者轉而從精神方面去撫慰那不可彌補的家國距離。
  除了表現對時間(青春)和空間(家鄉)的鄉愁,「高階外省人」還有文化鄉愁,而且比起前兩者更有彌補的機會。作者指出,不論是白先勇或李渝都暗示,上一代的遺憾可以由下一代來縫補:如果不能帶著下一代去認識故國家鄉的實際面貌,那麼就從文化層面去認識。因此,小說人物或是教導子孫吟詠詩句,或是傳藏閱讀魯迅,「中國」透過文學文化形式在下一代紮根發芽,這份文化傳遞不只是古董詩詞,更是有別於「傳統中國」的「新文學傳統」。
  同樣「流落」在台北,白先勇筆下的「高階外省人」充滿了悲涼情懷,緬懷過往,是頹廢、瘋狂的;相對的,李渝筆下的「高階外省人」卻是在潦落半生後仍不放棄傳遞文化,深具建設性。白先勇的小說人物看見的是失敗、未竟的一面;李渝的小說人物看到的則是對中國下一代珍貴、堅實的期望。和白先勇《台北人》的傷感、瘋狂或死亡不同,李渝不著眼於人物的失意面,而是透過下一代的眼光記錄「台北人」,作為現代中國人的延伸,也藉此傳遞那不滅的文化意志。

台灣文學中的老兵形象
  透過文學作品分析整理外省人的離苦經歷,曾淑惠嘗試研究當代台灣文學中有關老兵的幾種書寫主題,包括思鄉懷舊、殊異生命型態、袍澤情深、性欲畸態、婚姻殘缺與生涯際遇等。
  老兵早年經歷戰亂流離,來台後則掙扎於異鄉生活的辛酸,思鄉懷舊因而成為老兵生命情感中的鮮明標記,也是許多文學作品探討的主題。老兵身處陌生的台灣,家人、故鄉的記憶是最熟悉的,因此,不論是有人將此情感投射於「雞群」,或將鄉愁化成「地理」並試圖嵌入第二代的腦海,都只有引來厭惡與訕笑。透過描寫世代間的矛盾與衝突,作家更能凸顯老兵懷鄉情感的複雜與沉重。
  其次,描寫老兵們殊異生命型態也是創作主題之一:誰會以布滿地雷的海邊為家?又有誰會長年住在被演習炮火轟擊過的荒禿山崗?這些埋伏危險的蒼涼景點卻正是老兵的「家」常風景。也有人試圖再現老兵的「刺青」,視其為一種政治忠誠的宣示,諷刺黨國思想已進入生命的「骨髓」,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有下士班長帶著整班士兵死守海防班哨,為了一塊從未去過的土地,換得四十年來「左大腿空洞的疼」。
  老兵長期生活於軍隊,在槍林彈雨中與同袍培養了難以抹滅的革命情感,面對漂流異鄉的辛苦,文本描寫彼此照顧的袍澤之情往往更勝血緣關係,相濡以沫的情深義重也讓老兵有了生命溫暖。老兵之間一路扶持的同鄉情誼總有相互安慰的作用,不論是金錢使用或情感慰藉都不分彼此,這種情同手足的袍澤情深也成為許多老兵文學的創作主題。
  在年齡差距、經濟因素與社會地位的影響下,一般台灣女子很少願意嫁給外省低階退伍士官兵。這種情形下,老兵若想結婚成家,只能與台灣社會中處於「邊緣地位」的婦女接觸,如殘疾、貧苦、離婚、寡居、養女、娼妓等。這類婚姻與家庭可說是戰後台灣在特殊歷史社會條件下,邊緣弱勢者(老兵與邊緣地位的婦女)之間的一種特殊組合。許多老兵文學藉由討論老兵的情感際遇、性欲抒解與婚姻狀況,呈現老兵離鄉無依的孤苦生活。不論是性欲藥物還是紅包場歌星,都可能是老兵生活的一部分。
  多數老兵位階偏低,加上教育程度不夠,不論是接受輔導就業或轉業,多半只能從事以勞力為主的非技術性工作,也有許多士官兵以自行就業的方式謀生,最常見的就是經營小本生意(賣饅頭、賣早餐)。四十多年來,他們「在工地挑砂石」、「在凌晨時分出門掃街道」、「在路上寒著臉開計程車」,也在夜市「兜售玉蘭花或包子饅頭」,也有人「在花蓮海邊撿拾黑白亮的石頭,將國土一袋一袋賤賣給早年浴血對抗的日本人」。
  曾淑惠認為,在逐漸開放的一九八○年代,老兵文學展現豐富的書寫景觀,作家秉持悲憫真摯的關懷,肯定老兵的生命力並向其致敬。創作筆調上,創作者或冷眼敘寫,或嬉笑嘲諷,或悲切激憤,都闡釋了特殊時空中的老兵特質及其複雜轉折的生命境況。也有作家用「蒼蠅、螻蟻」比喻老兵的邊緣位置,進而批判社會的粗糙對待與缺乏理解。老兵文學呈現社會邊緣族群的弱勢心理,也呈現社會底層的問題,這是激憤的抗議,也是對老兵的同情與不平之鳴!

小結:一個溫柔的窗口
  尊嚴是現代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對於民主政治的推動而言,尊嚴的追求和維護需要不斷努力和爭取,但也可能因追求尊嚴的努力失敗或遭受拒絕而受到傷害,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將此過程和努力稱為「肯認政治」。一個人要如何獲得尊嚴呢?泰勒進一步指出,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要獲得尊嚴,必須先傾聽自己內心最真實的聲音,如此才能找到真實的自我。除此之外,追求尊嚴還要獲得重要他人的承認,如果不能獲得他人的承認或是被誤認,也會是一種嚴重的傷害和壓迫。
  泰勒對於尊嚴和「肯認政治」的看法有助於了解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特別是對「外省人」。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經歷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洗禮,省籍、族群、認同等問題也逐一浮上檯面。一方面,在兩岸關係改變下,絕大多數「外省人」在返鄉探親後決定回到台灣定居;另一方面,「外省人」則成為本土化和族群政治的祭品,夾擠在「台灣人」和「中國人」兩種身分間進退兩難。一九九○年代以來,「外省人」顯得焦慮而憤怒,他們的貢獻沒被看見,內心真實的聲音沒被聽見,更談不上尊嚴的追求和肯定。
  追求尊嚴和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對外省人來說,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找到真實的自我,這其中涉及如何實踐意識解放、如何建立外省人的主體性、如何與政治和政黨區分切割、如何確認自己的群體身分和歷史觀點等。本書的出版就是基於上述的努力與成果,希望讓台灣社會有機會認識外省人,也讓外省人有機會知道自己的故事,進而被台灣社會了解和承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選出的文章作者有個共同特色,他們絕大多數來自「本省」家庭,是戰後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們對於「外省人」生命故事的挖掘和努力,似乎顛覆了我們對於「省籍情結」的刻板印象,也為未來台灣社會的族群和解提供了一絲希望。我們有理由相信,「省籍對立」不必然會複製到下一代身上,族群差異終將成為台灣社會的多元資產,而非負債。
  多年來,我總覺得台灣社會不了解「外省人」,也一直無法整理出一種合理的方式來接納理解他們。令人難過的是,許多「外省人」也無從理解自己的困難和處境,此一事實更加深了他們的弱勢位置和離苦心境,不論是選擇沉默以對或離群獨居,似乎都只是他們流亡處境的一種延伸。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好幾次掉下眼淚,不知是為了龔伯伯、獨居的榮民伯伯,還是為了我生命中曾經熟悉卻又寂然消失的許多身影。我遺憾沒來得及探望他們,如今只能寄望此書的編寫與出版能彌補心中憾意於萬一,也希望提供台灣社會一個溫柔的窗口,來了解他們的「離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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