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漫畫以外來文化之姿,與臺灣生活習慣有相當程度的差距,卻能打動臺灣讀者的心,很大原因就在於其對人物刻劃的深刻真實,以及豐富的劇情張力。除此之外,當然還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原因:首先,若將論述層級拉升到「人」的層次,講述人性的故事本就有其共通性與關係性;其次,現代資訊與交通發達,國與國的界線已日漸模糊,文化間的差距也相形縮小;最重要的是,臺灣漫畫讀者本就在接受日本漫畫的情境中長大,日本漫畫所表現的內容,對臺灣讀者而言反而相當親切。此外,地理空間接近、文化模式上的相似性、生活習慣與對道德規範的期待類似……等等,種種因素都加強了其對臺灣讀者的親近性。comic  

臺灣與日本同屬東方文化,也同樣以西方國家作為發展目標,在發展的進程上有相當多類似之處。升學主義與聯考的壓力亦不遜於日本,前面所提新人類的疏離與焦慮,漸漸地也在臺灣青少年身上發現。臺灣青少年開始同樣在日常的「異人」生活中,尋求壓力的紓解與認同的對象。日本漫畫在企業化專門經營之下,對讀者細微的變化極為敏感,而日本與臺灣青少年在教養的過程中,遇到相當類似的制度與情境,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漫畫的世代變化,多少也能反映臺灣讀者的變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是以視覺圖像為基礎來理解這個世界,因此人與人之間,在圖像層次的溝通較能跨越國界;進入文字的、象徵性較高的抽象層次後,往往必須藉由說明方能理解,文化的差異性也開始擴大。我們可以假設,布赫迪厄對文化資本價值高低的排列,也是基於從圖像至抽象層次的基礎,愈靠近抽象層次,愈需要特殊的知識與詮釋去理解,也就愈容易擁有神祕性與象徵價值,既得者也愈能利用各種門檻限制、保有,並強化這種象徵文化價值。相反的,基礎文化由於缺乏稀有性,也就無法具有特殊的價值與位置。漫畫是以圖像為基礎,文字為輔的文化創作,因此在理解上能夠從基礎文化的層次向上的抽象層次攀登;換言之,在基礎文化的層次上,對各個社會與文化層級的人而言,漫畫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這有助於它推展到不同的社會裡。

從日本與臺灣共同走紅的作品大都是國界模糊、不特別強調國家特性的作品可看出這點。這裡所謂國家的特性,不是指和服或榻榻米等最基礎的物質層面,而是歷史、制度等抽象層次的特性。例如《灌籃高手》是以籃球比賽為主題,籃球是不分國籍的運動,讀者不會有理解上的困難;又如《幽遊白書》描述人界與魔界的比鬥,除了「人類的」主角是日本人之外,這個故事可發生在任何地方。《東京愛情故事》雖以東京為背景,但故事的主線是現代成年男女的愛情,與地點並沒有特別的關連,強調的是人尤其是社會約束力仍強的東方文化下的人的共通性,這些故事不強調個別的國家特性,讀者並不需要特定某個文化脈絡才能理解,降低了閱讀上的隔閡。另一方面,這些故事對人的反應掌握得相當明確,不同層次的人能依其所需,做不同程度的解讀。更進一步,這些流行漫畫讓故事中一些與臺灣文化不盡相同的元素,如社團、制服、學校、電車、公司文化等,成為反映日本本身地理風情、文化背景、思想方式的載體,這就是所謂的大眾文化工業的商品販賣。

由此,再回過頭來看川口開冶的《革命情迷》,其無論故事結構、畫風,都相當完整洗練,可以說是一部相當具有日本國家意義的漫畫。但該故事是以日本六年代學生運動為主軸,不熟悉那個背景的讀者,可能就無法進入故事脈絡,因此它無法順利完成漫畫身為「國際化商品」的責任,而這也是寫實傾向的青年漫畫比較容易面臨的問題。

(節錄自《讀漫畫》,p.170-173,李衣雲著,群學出版社,2012/9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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