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漫畫以外來文化之姿，與臺灣生活習慣有相當程度的差距，卻能打動臺灣讀者的心，很大原因就在於其對人物刻劃的深刻真實，以及豐富的劇情張力。除此之外，當然還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原因：首先，若將論述層級拉升到「人」的層次，講述人性的故事本就有其共通性與關係性；其次，現代資訊與交通發達，國與國的界線已日漸模糊，文化間的差距也相形縮小；最重要的是，臺灣漫畫讀者本就在接受日本漫畫的情境中長大，日本漫畫所表現的內容，對臺灣讀者而言反而相當親切。此外，地理空間接近、文化模式上的相似性、生活習慣與對道德規範的期待類似……等等，種種因素都加強了其對臺灣讀者的親近性。
臺灣與日本同屬東方文化，也同樣以西方國家作為發展目標，在發展的進程上有相當多類似之處。升學主義與聯考的壓力亦不遜於日本，前面所提新人類的疏離與焦慮，漸漸地也在臺灣青少年身上發現。臺灣青少年開始同樣在日常的「異人」生活中，尋求壓力的紓解與認同的對象。日本漫畫在企業化專門經營之下，對讀者細微的變化極為敏感，而日本與臺灣青少年在教養的過程中，遇到相當類似的制度與情境，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漫畫的世代變化，多少也能反映臺灣讀者的變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是以視覺圖像為基礎來理解這個世界，因此人與人之間，在圖像層次的溝通較能跨越國界；進入文字的、象徵性較高的抽象層次後，往往必須藉由說明方能理解，文化的差異性也開始擴大。我們可以假設，布赫迪厄對文化資本價值高低的排列，也是基於從圖像至抽象層次的基礎，愈靠近抽象層次，愈需要特殊的知識與詮釋去理解，也就愈容易擁有神祕性與象徵價值，既得者也愈能利用各種門檻限制、保有，並強化這種象徵文化價值。相反的，基礎文化由於缺乏稀有性，也就無法具有特殊的價值與位置。漫畫是以圖像為基礎，文字為輔的文化創作，因此在理解上能夠從基礎文化的層次向上的抽象層次攀登；換言之，在基礎文化的層次上，對各個社會與文化層級的人而言，漫畫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這有助於它推展到不同的社會裡。
從日本與臺灣共同走紅的作品大都是國界模糊、不特別強調國家特性的作品可看出這點。這裡所謂國家的特性，不是指和服或榻榻米等最基礎的物質層面，而是歷史、制度等抽象層次的特性。例如《灌籃高手》是以籃球比賽為主題，籃球是不分國籍的運動，讀者不會有理解上的困難；又如《幽遊白書》描述人界與魔界的比鬥，除了「人類的」主角是日本人之外，這個故事可發生在任何地方。《東京愛情故事》雖以東京為背景，但故事的主線是現代成年男女的愛情，與地點並沒有特別的關連，強調的是人──尤其是社會約束力仍強的東方文化下的人的共通性，這些故事不強調個別的國家特性，讀者並不需要特定某個文化脈絡才能理解，降低了閱讀上的隔閡。另一方面，這些故事對人的反應掌握得相當明確，不同層次的人能依其所需，做不同程度的解讀。更進一步，這些流行漫畫讓故事中一些與臺灣文化不盡相同的元素，如社團、制服、學校、電車、公司文化等，成為反映日本本身地理風情、文化背景、思想方式的載體，這就是所謂的大眾文化工業的商品販賣。
由此，再回過頭來看川口開冶的《革命情迷》，其無論故事結構、畫風，都相當完整洗練，可以說是一部相當具有日本國家意義的漫畫。但該故事是以日本六○年代學生運動為主軸，不熟悉那個背景的讀者，可能就無法進入故事脈絡，因此它無法順利完成漫畫身為「國際化商品」的責任，而這也是寫實傾向的青年漫畫比較容易面臨的問題。
（節錄自《讀漫畫》，p.170-173，李衣雲著，群學出版社，2012/9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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