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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為弱勢者畫權力地圖的批判學術路徑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介紹：三代同堂的建制民族誌學者

翻譯這本書的構想要感謝許甘霖老師的激勵，2009年我到成功大學參與許老師指導學生張瑞玲（2009）的論文，瑞玲就是使用建制民族誌進行台灣愛滋減害計畫的分析。從高鐵到成大的路上，甘霖提議翻譯的計畫。老實說，在目前學術評鑑制度下，翻譯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甘霖一心想為學生開發學術資源的熱情，激發了我當下決定要做這件事。連同中山大學的唐文慧老師與學成返國的梁莉芳老師，我們這一群在大學教書的學術工作者憑著對建制民族誌的熱情就分工組成翻譯小組，後續再加入在中山擔任博士後研究的陳伯偉、成大護理系的徐畢卿老師與陳志軒，因此我們是由社工、社會學、護理、性別研究等不同的學科背景所組成。會集體進行這件事是因為我們都受到建制民族誌的啟發，在指導學生論文上都曾嘗試鼓勵學生使用建制民族誌，因為我們都看到建制民族誌在台灣質性研究的發展上具有其重要性。首先，台灣的質性研究似乎普遍性地侷限在紮根理論的教授，而看不見其他更具有批判性的路徑。紮根理論雖然強調回到資料中，但卻仍受限於生產抽象理論的目的，因此無法跳脫Smith所批判的「學術理論多半是反映男性世界的學問」，仍在權力關係所掌握的論述之中認識世界。建制民族誌帶來一種從個人經驗發展社會批判的可能路徑，這是我們期望引介建制民族誌的主要原因。

建制民族誌是加拿大女性主義大師Dorothy E. Smith所創建，但Smith總是謙虛地說，建制民族誌的發展不是她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她跟她的學生集體協力合作的結果。這本書的問世就是橫跨三個世代的女性主義學者共同合作的成果。本書作者Marie Cambpell是Smith在多倫多大學任教初期第一代弟子，她原本是護理人員，工作十餘年後進入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社會學學士（1976）與碩士（1977），而後追隨Smith到多倫多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1984），並在溫哥華維多利亞大學任教12年，直至2002年退休。Cambpell具有護理人員的實作特質，複雜的事情都會化繁為簡地變成可操作的簡易語言，因此與Smith 長於社會學理論的論述方式，形成互補作用，對想要進入Smith思想世界、卻苦於Smith的艱澀語言的學生來說，Cambpell對建制民族誌的詮釋是個莫大的福音。Smith發展建制民族誌取徑背後深厚的哲學思想理論，透過Cambpell使用淺顯易懂的實務操作語言，讓更多想要學習建制民族誌的人得以跨越艱澀理論語言的障礙，一窺堂奧。這本書是Cambpell 跟她的學生Frances Gregor經由多年教學經驗中所萃取而成，在她任教的最後一年出版，因此這本書可以說是，Cambpell多年向Smith學習並經過多年教學經驗所轉化的結晶，這本書無疑是建制民族誌三代師生學者相濡以沫、彼此扶持的作品。由於教學對象多為護理與社工等助人實務工作者，因此這本書必須使用最少的理論術語讓向來恐懼理論的實務工作者可以理解，這本書的問世對於建制民族誌的推廣大有助益，成為北美大學教授建制民族誌的入門書籍。正因為這本書淺顯易懂卻又不損傷建制民族誌的完整性，因此我們選擇翻譯這本書。這本書是繼呂明蓁、林津如、唐文慧等人（2007）翻譯Dorothy Smith與Alison Griffith（2005）的《母職任務與學校教育的拔河》（Mothering for Schooling）一書之後，第二本建制民族誌的譯書。我們期望台灣學術界後續能引介更多建制民族誌的出版，讓建制民族誌成為台灣女性主義與批判知識分子可以使用的學術資源。

從很多方面，Cambpell扮演建制民族誌的重要傳承者，這從她的著作可以看出。除了Smith自己相關的建制民族誌書籍，第一本由Smith學生集結出版的建制民族誌案例書籍就是由Cambpell擔任主編完成的（Campbell, M. & A. Manicom 1995）。Cambpell曾專文介紹Smith的建制民族誌是如何從當代社會理論中發展出來，清楚交代建制民族誌的思想緣起（Campbell, 2003）。當社會學介紹重要社會理論家時，Cambpell都是介紹Smith的主筆（Campbell 2000; Campbell & DeVault 2011）；而當Sage出版社出版健康領域的質性研究手冊，Cambpell也是建制民族誌的執筆者（Campbell 2010）。除了本書之外，Cambpell也跟她的學生Rankin繼續以建制民族誌的研究路徑反省加拿大護理專業的處境（Rankin & Campbell 2006）。

建制民族誌的核心

在傳統社會科學中，研究者隱身在客觀中立的位置，被視為對科學性具威脅而要被控制的，知識也因為研究者的隱身而被神秘化，成為一種權威與權力；但建制民族誌相信所有的知識都是鑲嵌在特定社會位置的，承認並勇於否思因自身位置而形成的觀看（認識世界的方式）是解構知識權力的起點。從自身經驗切入（from within）是建制民族誌對傳統社會學的反轉，從經驗出發，所以研究者可以跳脫既有理論分類概念的侷限，而貼近生活經驗，把「人」帶回知識生產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作者必須先自我揭露自身的社會位置，研究才會有「溫度」，故事就能「召喚」其他同樣受苦的人接續分享，進而建立婦女運動所期望的姊妹情誼。

一如許多學者，Smith用自己的生命經驗作學問，在面對眾多質疑下，提出自己獨特的研究路徑，並啟發下一代學術工作者。儘管寄情於社會學，Smith卻經驗到自身生活與工作之間的分裂。她在生活中身為單親媽媽的辛苦，無法在學術上找到發聲的管道；她在生活中的體驗也無法融入她在學術上的工作。從女性經驗出發，成為她重新學習社會學的開始，更成為她日後對女性主義與社會學的貢獻。發現女人的生活無法在男人主導的學術中被看見，成為她反省社會學的起點。她從身為家庭主婦與母親的真實經驗出發，作為探索背後社會建構的起點。

但這一切都不如此理所當然，而且都在痛苦中摸索。Smith試圖要提出以女人為主體的社會學（sociology for women），她以女人的立足點作為對社會學的批判。Smith認為我們的文化是社會建構出來的，我們文化中的符號字彙都反映男人的立場，而這樣的觀點連女人都深刻地內化，所以女人無法用自己的聲音說話與書寫。這是因為男人的立場以一種普世與客觀的權威觀點呈現。在Smith的觀點，權威是指用語言讓事情完成的能力或權力。語言具有意義，作者扮演重要角色。Smith指出：男人的身體使得他的說話具有信用，而女人的身體讓她的說話失去信用。Smith指出傳統社會學試圖建構一套客觀知識體系，將社會學者自身真實存有經驗加以排除，造成社會學者無法從自身出發，分析自身所處的社會建構世界。更甚者，這種自外於自己經驗的知識生產方式往往不自覺地在支配關係中進行，Smith稱之為「客體化知識」。

接受男人觀點成為普世立場的結果，就是女人被排除並被噤聲。歷史上，女人一直被邊緣化。她認為要反抗社會學作為「男學」的困境，就是要有「為女人而存在的社會學」，這成為後來的建制民族誌。這種研究路徑的基點就是研究者要從聆聽、旁觀的外來者的位置，重新移到受訪者的位置，跟她們肩並肩站在一起，為她們勾勒一份她們所處的權力地圖。

要在日常生活中覺察權力如何透過知識運作，代表研究者要能夠分辨不同類型的語言。Smith的重要貢獻在於她把語言補充進入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她擴展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把後現代觀點的語言與文本分析納入，賦予馬克思分析新的生命。Smith從少女時期就對語言極有興趣，對Smith而言，語言是權力的載具，因此生活語言與建制語言是完全不一樣的語言，人們的生活經驗會被建制的語言加以重新命名，並將人編織進入不同的權力結構之中。所以，「he killed himself」（他殺了自己）與「he committed suicide」（他自殺了），雖然就字面上都是同樣的意思，但Smith說這兩句話背後的權力機制不同，前者是生活語言，是人們在生活中溝通的語言，而後者是助人專業語言，將引發社會自殺防制機制的啟動（Smith, 1987）。掌握語言背後的權力機制，是建制民族誌從日常生活看見權力運作的關鍵。傳統馬克思主義將人依照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分為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在Smith的概念裡，權力已經不再由可以被指認的統治階級所掌握，而是透過客體化知識的生產進行跨地與跨時的遠距操控，但這種支配關係往往不被人們所覺察。

隨著科技的進展，權力形式也有不同面貌。建制民族誌的基本預設是︰支配關係是透過可以複製的文本進行跨地運作。意識形態的想法透過文本被組織與鑲嵌，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常規。這些客體化知識透過「文本」滲透進入生活不同層面，組織與建構我們的閱讀與理解，並複製特定的權力關係。這些理解已經成為常識，以至於我們連獨立形成這些想法都不需要就脫口而出。這種以文本為媒介的統治關係是Smith對當代社會運作的重要觀察，也因此解釋為何權力可以跨地運作在每個角落，而參與者卻往往不自覺。

很多建制民族誌的初學者都感到要掌握建制民族誌很難，我自己的學習歷程也印證這樣的觀察，但我覺得它之所以難，並不在於它是很深奧的理論，而在於它要求我們拒絕使用既有理論與概念的慣習，因為這些都可能是既有權力結構的複製機制。這個堅決反抗使用既有理論概念的立場，對我們這些畢生學習專業科目的學者而言，是何其困難，等於是自廢武功，放棄使用學術語言，等於放棄學者的權威與權力。直至今日，我仍不時經驗到使用既有概念的習慣與方便，而不易與它們抽離並產生批判距離。無怪乎，Smith在她的自我敘事說「至今我仍在unlearn社會學」。

在翻譯與校正這本書的同時，我也重新再學習一次建制民族誌。尤其在翻譯過程中，對於語言的轉換，我們數度遇到瓶頸，畢竟英文與中文有著不同的語境，如何適切表達給中文讀者，成為很大的挑戰。我們希望讀者至少可以從中一窺建制民族誌的思考架構，至今我仍不敢接受翻譯Smith原著的挑戰，一方面是因為她的思想濃度超過我可以掌握的，另一方面，我總認為建制民族誌最好的翻譯應該是在地運用建制民族誌進行權力的分析。透過案例的呈現，讀者更可以看到建制民族誌與自我經驗的關連。但在台灣建制民族誌案例尚未出版之際，這本方法論的書籍問世，至少提供中文讀者一個閱讀的管道，實際運用則有待我們一起努力，如同Smith、Cambpell與Janet Rankin薪火相傳般，走出一條台灣批判知識分子的學術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