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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正在熱烈進行，相互爭奇鬥妍的各個國家館固然是世博會主角，但最重要的主角，仍是上海自己：趁此機會，它要讓全世界肯定。

從博覽會歷史觀之，各國博覽會的最興盛時期，確實與該國朝向高度資本主義的轉變時期相應。近日出版的「博覽會的政治學」（群學出版）書中，作者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學環教授吉見俊哉就舉例，世博（也稱萬國博覽會）屢在巴黎開辦的時期，正是法國資本主義成熟、並轉變為消費社會時期；到了20世紀，隨著美國大眾消費文化發展到顛峰，萬博中心又移向美國。

1970年，萬博在日本大阪舉行，吉見俊哉指出，那確是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在日本開花結果的時刻。此一榮光，顯然讓日本人戀戀難忘：漫畫家浦澤直樹的「20 世紀少年」，就是以大阪萬博為背景。這場以「未來都市」為主軸之一的萬博，也是日本展現自我實力的場域：日本不僅是此刻光耀，還要光耀到未來。

以此看來，世博在上海舉行，本身就具高度象徵，彷彿透露「世界重心轉向」的訊息。然而在另一方面，世博代表的意義其實也多有變遷。

在吉見俊哉看來，世博隨著時代變遷，經歷三個階段：一是作為帝國主義宣傳機制，二是作為消費文化廣告機制，三是作為大眾娛樂性質。

以1851年在倫敦舉行的首次萬博來說，英國首先想到的就是規畫殖民地館，展現大英帝國國威；其次，政府也藉萬博會的良機，將「現代中產階級的視線」宣傳到所有其他階級，好讓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機構融為一體。

影響所及，當時不少勞工階級也節衣縮食，好存錢去看萬博，這在以英國女僕為主題的日本漫畫「艾瑪」，就有相關描述：省錢不吃飯，只為看「一生必得看一次」的萬博。一次萬博，萬民歸心，再方便也不過。

19世紀後期，隨著美國成為萬博中心，萬博成為百貨公司的推手。吉見俊哉指出，1876年費城萬博隔年，美國就出現首家百貨公司的原型。當時報紙甚至報導，看到這棟百貨公司，就讓人想到萬博。

在日本，1907年舉行一場博覽會時，三越百貨也出現類似標語：「有人來東京卻不看博覽會嗎？有人來看博覽會卻不看三越嗎？」在在顯示此時期博覽會與消費文化的緊密相似。

然而隨著二戰終了，博覽會的政治文化影響力變小，「作為引導大眾看向商品世界的功能，漸被純粹的商品展覽會或電視廣告取代」。世博越來越像大型遊樂場，在宣揚國威外，更負擔吸金的關鍵使命。

究竟世博是剎那的光華喧囂，或能留下不滅印記？史上每場世博命運都不同，且看這回上海世博將寫下如何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