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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正義、同情、復仇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不是你難行的，也不是離你遠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說︰誰替我們上天取下來，使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這話卻離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裡、使你可以遵行。

                             ——〈申命記〉，三十章 11、12、14節

正義，她以公正待人聞名，

並未因盲目失去她的感情。

                      ——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

                          《喧囂的蜂群》（The Grumbling Hive）

什麼是正義？蘇格拉底在25世紀前問了這問題，自此之後它就一直是西方哲學的主導問題一。但從柏拉圖至約翰．羅爾斯，哲學上討論正義一直傾向於「扁平」，意圖建立廣泛無所不包的理論和原理，或者專注於抽象或自以為普遍的概念，比方說「權利」。羅爾斯提到約翰．洛克（John Locke）沉思正義時比較有豐富的脈絡和歷史感，並驕傲地宣稱他自己的計劃就是要將討論提昇到「更高的抽象層次」。他按部就班地除去所有個人情感與歸屬感、還有命運帶來的所有好處與重擔—然而亞里斯多德卻假定這些事物會預先決定我們的生命觀。我們在「無知之幕」後面褪去一切，擺脫我們的個人偏好與偏見、個人的好處或缺陷、還有我們獨有的美德與惡德。想當然爾，正義的原理在這個非人化的、不帶激情的觀點下才會現身。

同樣地，柏拉圖則訴諸心智，一種特殊的「觀看」方式。其理念對象——也包括了正義——如此「扁平」，完全無法描述，在我們多數人看來似乎也沒有任何內容。從柏拉圖到羅爾斯，正義的哲學討論太過強調理性的優越，結果就沒有充分評價感受角色的空間了。柏拉圖確實堅持激情與理性間要「和諧」，但他也嚴正警告我們要小心情感，因此上述的音樂隱喻並不完全令人信服。羅爾斯則在書後一、兩個小節中處理「道德情感」並主張它們不能從人類生活中消除，但他所謂的「情感」似乎不過是指依據理性原則行動的某些傾向。當然，許多作家不屑情感，認為只是「感情用事」，並堅稱情感只會混淆或扭曲正義的理性裁量。最有名的就是康德貶低各種「傾向」，認為它在道德中至多是次位的，並語帶尖酸地打發掉「溶人的同理心」或「溫柔的同情」；而在對正義的報應觀解釋中，他也強烈地否認報復的作用。然而我要往前追溯倫理學中一失卻的傳統並論證，若不能評價或理解感情的作用，就不能充分理解正義。這些感情不只包括那些親切的「道德情感」，像是同情、關心或同理心等「共同體感受」，也包括嫉妒、羨妒、怨恨、特別還有報復這類更為令人不快的情感。

照許多哲學家的說法，正義是理性原則的問題，而且如果其原則或後果是「無情的」——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的前言中就這麼宣稱——我們感受的地位也就只會更糟。我當然不是主張要在考慮正義的時候不顧理性，但政治哲學中所謂的「理性」大部分時候就是冷酷無情、小聰明、遲鈍、不信任自己（或他人）的感受力、還有冥頑不靈。我們哲學家最為認同、也因之感到驕傲的不偏私還有客觀中立，也許特別不適用於社會哲學。我要論證，正義的本質是同理心還有其他人們眼中並無哲學味的激情—但由於康德還有許多其他苛薄批評者所謂的「溶人的同理心」還有「傾向」，人們對它已視而不見太久了。我還要論證一個恐怕更有爭議的說法：憤慨或復仇之類的「負面」情感，實乃我們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也同樣是正義的本質，不只是我們理性裁量中出現的不快擾亂。

人們常說激情宰制的社會觀是危險的。我們當然全都想得到很多突出的案例，提醒我們對此必須小心。但我的回應是，建立一門理性、無所不包的正義理論之理想，同樣是危險的。一方面，這很容易鼓勵被動心態，儘管它會激發智識爭議與論辯。它也容易不看好有建設性的行動。大理論容易讓我們立刻脫離世界，不牽連其中，沉浸於捍衛自己觀點的行為中，彷彿正義的實踐是別人、上帝、政府的事、或者該交由命運或歷史處置。把正義解釋成理論，它就不會是有待培養並實踐的個人美德。但另一方面，理論還鼓勵獨斷、暴政、遲鈍、還有冷酷無情。我們越是致力於擴大觀點還有建立其原則，就越容易忽略或不能用同理心看待例外狀況—也就是那些非常容易不合乎我們理論的個案。在這種狀況下，我們都會正確地下結論說，如果抽象理性與我們對於正確之事的直覺起了衝突，那麼出錯的其實是前者。

我們對更為高遠的、哲學上的正義概念之質疑在於，它們似乎是憑空降臨的，彷彿「天外飛來」。就這方面說，哲學家堅持我們要為權利與正義的宣稱「打好地基」，就饒富深意。因為我們仍然無視於正義非常腳踏實地的、人類情感的基礎，也忽略了那些讓正義變得必要又可能的激情。首先，正義並不是一組原則或策略；它首先是一組個人感受，是參與世界的方式。這些感受——且其中某些絕不吸引人——若未培養起來，正義的原則就只是空洞的詞藻，而讓我們變得正義的策略，不管它有多正當，也都只會是過度理想化的，與現實無關。我們將情感重新注回正義的討論中，也許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讓哲學家開始能夠關心人事（且不會因為關心而感到羞赧）。寧願憤慨甚至充滿報復心，也不要沉思的客觀中立與冷淡無感。

正義與復仇：失落的典範

因此，若任何人告訴我們說，正義就是各得其所，且他的意思是正義之人會傷害敵人並有益於朋友—那麼說這話的人就不智慧，因為這不是真的。

          ——《理想國》，蘇格拉底向波勒馬可斯（Polymarchus）說的話

〔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正義最後的真面目，主要不是行動或政治制度的特質，而是psyches的。

            ——里弗斯（C. D. C. Reeves），《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s）

不管普遍或抽象程度有多高，也不管距離或我們結論的全體向度有多大，我們的正義感多少總是對某個情境或處境的個殊、個人、且帶有情感的反應。我們對正義的思考通常——即使並不必然——由察覺到不正義之事所激起，通常是目睹到不合、剝削或是不和諧之事。當然，討論、爭論正義的脈絡非常多樣，也可能根本不可共量。舉例來說，補償正義與分配正義的領域經常是分開處理的，儘管在用字方面存在一些叫人困窘還有意義含混之處。在分配正義的領域內，有平等主義、自由主義、需求導向、或各類以權利資格或貢獻為判準的正義概念；各方間長久的不合已經自成一學科了。然而也相有力的論證指出，這些不同的理論概念事實上奠基於歷史、脈絡、文化還有意識型態的差異。

正義的領域也許還可以比以上劃分得更為細膩，而且彼此間也可能不可共量。這裡我不打算論證這一說法，但我心底當然是贊同的。但我特別要就補償正義論證的是，正義起自於對某個多少具體的事態產生的情感反應，也由它所構成；它出現之處有文化傳統，也有一實質而具體的歷史（所謂「實質且具體的歷史」特別針對羅伯特．諾齊克所謂的權利資格之歷史，要比其「扁平」且有意的局限更為豐富，儘管後者反對「非歷史的」羅爾斯式立場）。連哲學家經常高舉的，上帝眼中的公平，也最好當作是在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脈絡下的特定反應。所謂的上帝眼中的觀點有個問題：它傾向於變成全然扁平的觀點，掩蓋了所有對文化或地方的習俗、傳統與期望的指涉。這無疑也是哲學家深受其吸引的原因。

為了強調這一點，我要提出一個乍聽之下驚世駭俗的說法：我們不但可以論證報復是正義中的重要成分（最有說服力的當然是補償正義），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在泛論正義時，依報復的模型來解釋也是更好的。我想主張的是，正義有兩個根源：首先是報復的渴望，意圖「取消」某個傷人的怠慢或侵犯之舉；再者是更為困難的感激，即承認自己得到了一些不配得的好處。後者又會激發同情，它不只是像某些哲學家說的是個「自然的」情感，而是高度世故、教化和反思的激情。報復和感激的反應都涉及功績的問題，前者關心的是責備，後者則是欠負，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兩者間也有不對稱的地方：報復試圖造成傷害以便扯平，但感激不必以獎賞回報（表示「感謝」不能當作這種回報來解釋）也不必強裝要扯平的樣子。正是這種感激會直接（但不必然）有益於一更為敏銳的同情心，即意識到（因為發現自己有不完全應得的好處）他人缺乏他們應得的好處。但這一切的重點仍是要堅持，正義並非從天而降，而是起自於生活的具體事件，還有我們根據自身文化的習俗與典範對這些事件產生的個人反應。它不是抽象思考的產物，而是靠在家中和鄰坊間的經驗學得的，而且我們最早得到的道德與宗教教導也無疑扮演重要角色。

不用多說，我不打算太深入探討這個命題；但正義已經太過一般化、抽象化，人們也太常像例行公事般打發報復，認為它既野蠻又與正義無關，因此我相信，這一論證即便以不當真的方式提出，也會有所啟發。我的想法如下：我們的正義感通常起自於對怠慢或傷害之舉而生的個人的、激情的反應，這一怠慢或傷害又是個多少特定的、歷史的事態，置身於文化的脈絡與多樣敘述中（我針對諾齊克的「扁平」歷史和羅爾斯的「非歷史」立場所欲提出的，正是這種「豐富的」敘述觀，比方說英雄和惡棍的神話和傳說，共同體多少合乎事實的敘事與歷史，或是某個不公不義之事的背景細節）。之後，我們才會將之普遍化、發展個人的敘述、在看到他人遭受類似的怠慢或傷害時也能學著發揮同理心，我們也許也會學習怎麼為之建立理論，並將討論提升到「更高的抽象層次」（怎麼可能不呢，我們這些性好普遍化、理性、有原則、能溝通、會論證的存有者？）。儘管如此，忽略個人的、激情的反應，彷彿它不過是個觸媒、偶然的傾向、原初的驅力或者只是尋求正當理據的動機，仍然是個錯誤。因此同樣地，感恩和同情的催促也會變成普遍化的觀點，探討需要以及對人世不公的注意（或者將之合理化），最終則會投射為一個宏大的平等觀念——當然，這種觀點一向只在理論中更有吸引力，在現實的實踐中則少得很。

正義是個人的、激情的、座落於社會中的、預設了社會上既定的侵犯、傷害與怠慢之舉，以及典型的榮譽和侵害榮譽之事—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持的就是這種正義觀。當然，在柏拉圖之前，「正義」（或是diké的各種變體）一直都有無可消除的個人和報復面向；舉例來說，《伊利亞德》提到這個字時，通常都將之描繪為涉及個人（或部落榮譽之事。荷馬不朽的兩部史詩交織著複雜的義務與道德，而正義每次登場，都直率地以個人報復的面目現身，伴隨著恰當的獎賞或是要求匹配自身的回報。在柏拉圖的著作裡，理解正義的用詞變化甚鉅，且特別見於蘇格拉底的核心教誨：任何狀況下都不該傷害他人。但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斯多德，都認為正義是個人美德，不管它是否也是（這是在講柏拉圖而非亞里斯多德）抽象的理想。正義並不消滅，而是運用激情。即使他們斥責報復本身（或者照亞里斯多德的說法，它受到義憤的制約），也仍然認為正義應視具體狀況而「各得其所」，不管蘇格拉底以及之後的柏拉圖如何粉飾這一觀點，或在存有論上掩蓋它。

然而古老的、荷馬式的正義觀，卻在《理想國》中重見天日，儘管篇幅不長。卷一裡，克法洛斯（Cephalus）的兒子波勒馬可士（Polymarchus）試圖捍衛「各得其所」的正義觀。必須承認，他的嘗試不很成功，蘇格拉底每一回都有辦法摧毀他的論證並羞辱他。他多次重述他提出的定義，其中一個版本是「扶友損敵」，但蘇格拉底靠著慣有的小聰明和辯證技巧打發了它。這引發了特拉西馬可士（Thrasymachus）惡名昭彰、但在哲學上飽受低估的惡霸戰術，他反對哲學致力於將正義理解為理想，與人際關係中的混戰全然無關。蘇格拉底幽默又反諷地打發了他。他也論證反對克法洛斯，認為即使應該把武器還給一個瘋子，我們也不會這麼作。但照我看，蘇格拉底反對這三人——波勒馬可士、特拉西馬可士和克法洛斯——的論證終究歸結為一點：對正義的判斷本質上是脈絡的。這些判斷要依特定處境，還有一個人與其他相關團體的關係而定。如果蘇格拉底的反例顯示為正義提出的這些「定義」不夠充分，那原因可能是因為，只要企圖為正義提出獨立於脈絡的普遍規則，它就必定是不完整或空洞的。正義必須參照脈絡才能定義。

然而若從更為同理的視角重新詮釋，我認為波勒馬可士有很好的理由反對蘇格拉底。「扶友損敵」也許不妥，但仍然頗富洞察力地強調了具體的歸屬感與關係在正義中的重要，也突顯了會觸動我們的相互與共的感受。但這裡沒有明說的則是更大的問題，即我們選擇並維持友誼的標準是什麼，還有朋友是否是「真的」。我也猜想，敵與友並沒有這篇對話所展示的那麼截然對立。更一般地說，波勒馬可士堅持個人脈絡與「榮譽」的重要，是要與蘇格拉底針鋒相對，後者更為理想化也更為抽象地堅持剔除脈絡的、非政治的美德。蘇格拉底反對的恰恰是「以惡報惡」的懲罰觀。波勒馬可士明智地承認，有人錯待你的時候，有回敬以傷害或至少威脅的必要。蘇格拉底則反對在倫理學中訴諸情感。波勒馬可士正確地堅稱，個人感受不但是重要的動機，還是道德行為的重要理由。若據此認為，波勒馬可士心裡想的就是正義結合了報復與感激這一主張，恐怕引申得太過頭了，會讓對話變得難以理解，但儘管蘇格拉底的辯證招式如斯精湛，也還是有為這位年輕的對話丑角辯護的可能。個人感受與脈絡在倫理學中至關緊要；但這裡的「個人」可以不斷引申，涵括了像同志之情、忠誠、同情、還有報應式懲罰的社會（超個人）觀點一類的感情。重點在於，桂冠不能蘇格拉底一人獨得；跟其他的對話一樣，我們還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

蘇格拉底似乎要教我們兩件相當不同的事。首先正義是個人美德，是回應世界和他人的方式—這顯然比我們用這個詞的意思更為廣泛—而這同時體現在他的人格和討論中。如此設想正義，它就是高度個人的、且總是置身於特定的社會脈絡。當然，甚至可以認為《理想國》的政治視野正是要擘劃出一社會脈絡（在很多方面類似於柏拉圖自己的社會），以便最有效地在每個公民身上體現並培養這一美德。第二件事涉及更為哲學的視野，即正義的單一理想型相；翻譯成今日的字眼，就是要尋找一全面的哲學理論（但柏拉圖到底有沒有想出這樣一個理論，則絕非不言自明）。表面上看起來，這兩個教誨並不相容；但不管怎麼說，它們肯定將我們推往兩個很不一樣的方向。英美哲學選擇的方向完全不成疑問。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人們提醒我們：正義是抽象、不帶激情、不涉個人的理性原則，它自對社會極端的非個人化理解中推導而得。

正如報復總有個人的、激情的反應，並針對多少具體的事態而來一樣，正義感一般而言，也至少部分包括了文化規定的反應，並針對豐富的歷史敘述以及多少具體的事態而來—像是懲罰罪犯，在某團體遭受不公的奴役或壓迫數世紀後進行的補償，在承受外來統治者的虐待時建立新國家，在物資缺乏時分配財貨、在供不應求時能接濟的服務，在富足的時候怎麼分配獎賞或盈餘。我承認復仇作為正義的範型易生誤解也太過局限，畢竟它只強調了補償正義特別注重的酬報觀念，且實際上忽略了分配或補償式正義（比方說忽略了需要的問題），除非後者涉及賞罰。但我想提出的正是，人們以往都太過強調另一方了。甚至連下筆暢談分配正義的哲學家，都常常出乎意料地對報復的問題保持沉默。只消觀察美國還有世界近來的政策，大概也只有給意識型態矇了眼的人才會宣稱，在分配世上並未平等分配的財貨時，報復概念沒有任何作用。但不管世上貧富差距的增長到底應該讓我們感到羞愧、自慚、驕傲、怨恨、義憤填膺、害怕還是要起身捍衛，關於正義、權利、酬報、剝削還有公平的全面宣稱和理論都起自這些感受。

（摘自群學《哲思之樂》2010.07.01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