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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的反序

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在這個二十一世紀的後冷戰時代，當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已經出版五十年，如果要寫一本書，宣稱當年的批判主義哲學家波普其實是多麼的重要、其實遭受多麼不公平的待遇，並不容易。但是當今哲學界的一位奇人、哲學大師殺手、可以寫五百頁的大書放一千個註腳專為批判孔恩一個人的富勒，卻有辦法做到。為此，他加寫一本薄薄兩百頁沒有註腳的小冊子，號稱是他批判孔恩那本大書《孔恩︰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史》（Thomas Kuhn: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for our Times）的續篇。

許多人說孔恩的才幹之一，在於發明深刻有力的概念，如典範、常態科學、異例與危機、不可共量性等，但是一生幾乎以批判孔恩為職志的富勒，其實也是發明有力概念或論點（雖然有點譁眾取寵）的高手。在這本續篇裡，雖然有些概念早已出現在他的《孔恩》一書中，如作為小廝（underlabourer）之道的哲學、如托利歷史學家、如給孔恩戴上的冷戰戰閥（cold warrior，內文譯為冷戰戰士）的帽子等，但富勒在此書中也持續丟出一些引人反思（或讓人皺眉）的新概念或論點，如強調波普其實有個理性主義左派的過去，與法蘭克福的阿多諾十分相近；又如訴諸功利主義的「負面責任」，來替歷史上的贏家（如孔恩）或輸家（如波普）算算責任的帳，富勒算帳的結果，多少可以預料的，是波普其實是個堅持原則的頑固啟蒙英雄，而孔恩則是以「不作為」來坐收贏家歷史成果的狡猾業餘哲學家。甚至，除了半開玩笑提出的托利歷史感之外，富勒也提出了如抗議科學（protscience）這樣的概念，意在比喻歷史上天主教霸權與清教（protestant）的關係。

孔恩的《結構》一書，晚出於波普的幾本經典，而且《結構》1962年的出版，不見得就會威脅到波普的科學哲學。根據富勒這本小書的歷史敘事，是因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1965年安排了一個重要會議讓孔恩與波普辯論，而波普的高徒如拉卡托斯與費若本並沒有真正出手，導致波普落敗，因而使得《結構》一書的聲望大漲，而波普的哲學則逐漸式微。這個一消一長，促使哲學與科學的關係產生重大改變。哲學不再勇於公開檢討科學方法、甚至可以批判科學精神，反而回到如洛克所建議的，成為科學大師一旁的小廝，替大師排除在科學大路上的垃圾或障礙。60年代以後，雖然波普仍然發聲，但已成為歷史的輸家，他的原則性批判已被視為保守的過去，相對而言，成為歷史贏家的孔恩，面對60年代美國的社會動盪與冷戰禍害，鮮少發言。孔恩的不作為，在蘇聯解體、冷戰終於結束於美國的勝利後，似乎卻還讓他坐收了「不貿然批判冷戰」的美名。

但是，知識分子行動的歷史後果，究竟要算到哪裡為止？如果二十二世紀美帝終於解體，世界人民終於勝利，那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歷史功勞又要重算一遍？富勒認為，那還不如波普之道，為理念的當前後果直接負責對錯，而非如歷史主義般在曖昧的歷史終點才來算功績。特別是歷史的贏家，他們動見觀瞻，卻對當前社會的禍害「不作為」，這是要負嚴厲的「負面責任」的。正如沙特以此來指摘福樓拜之於巴黎公社的被鎮壓，富勒則以此來指摘孔恩之於冷戰。其他的歷史贏家，如傅柯、杭士基，面對負面責任，都有所作為（或說不敢不作為），甚至歷史輸家如波普，據富勒說，在越戰高峰期也呼籲科學家採行某種版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來禁絕他們的傷害傾向。

因為這本高度論辯性的小書沒有註腳，幾乎像一本社會運動的小冊子，許多富勒信手拈來的訊息，很難確認。如按照富勒的責任邏輯，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的作者，他一生的行誼究竟盡了哪些知識分子的責任，我們難以確認。但是，沒有寫馬克思、對佛洛依德閉嘴、更沒有評論古希臘哲人思想的孔恩，倒是留下很多檔案與訪談，讓富勒前後爬梳與四處蒐羅。富勒自己也說他很像是CSI劇中人。就富勒攻擊孔恩的巨著《孔恩》而言，我只能說，問題十分多、爭議也很大。關切此事的朋友，請參閱筆者將於臺灣《科技、醫療與社會》（STM）期刊出版的「回顧孔恩《結構》」專輯中的〈孔恩 vs. STS的興起︰《科學革命的結構》五十年的驀然回首〉一文，便可分曉。但是，作為《孔恩》續篇的這本書，似乎並沒有回應學界對原書的批評，反而繼續原書的論點或偏見，例如指稱作為所謂冷戰戰閥的孔恩，一生註定是他哈佛貴人康南特（Conant）的死忠，所以從頭到尾以不作為來支持康南特的冷戰科學意識形態。

除了冷戰戰閥外，前面也提到，富勒在此書對孔恩的一個新攻擊，是從倫理的角度指責孔恩沒有盡到一點該盡的負面責任。為此，除了波普外，富勒還請出了傅柯、杭士基等當代著名的知識分子行誼來和孔恩的不作為作比較（富勒其實還可以請出薩伊德吧）。突然間，孔恩成為了一個心有秘密的大知識分子，需要和當代其他世界級的知識分子來比較，令人覺得錯愕與奇怪。這就有點像傅柯怎麼和孟德爾、杭士基怎麼和冷戰時代美國哲學大師蒯因（Quine）比較一樣令人不知所措。在這本書裡，所有的學者或科學家都成了知識分子，都有社會責任，而且愈是歷史的贏家，責任就愈大，沒有選擇「有所不為」的權利。這是對的嗎？

我前後閱讀富勒的言論（他的行動就暫且不說），覺得他心中理想的「知識人」類型，大概就只有一種︰理性主義左派類型的古典知識分子。他連對左派的大科學家╱知識分子伯納（J. D. Bernal）都有不少意見，而只獨鍾某些特別時代中的波普。但是他在這本書裡提到的傅柯（於《權力／知識︰訪談選與其他文章，1972-1977》一書），卻曾強調當代有兩種不同型態的知識分子，一種是古典的一般型知識分子（general intellectual），他們關心所有人間的不正義、心嚮往成為社會或人類的良心。傅柯以沙特作為代表。但另外一種知識分子︰特設型的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他們常是學者或科學家，並不覺得自己是知識分子，但是卻占據著當代「權力／知識」網絡中的關鍵點，而他們的作為或不作為，卻在當代世界中有更重要的影響，其原型是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 R. Oppenheimer）。

知識分子的倫理問題，是富勒這本書的重點之一，但他需要好好再反思傅柯為何會如此說。不然，對所有的學者或科學家，不論有否作為，都要用古典知識分子的倫理標準來衡量，也難怪富勒會把孔恩和冷戰時代為五角大廈研發殺人武器的科學家放在一堆，都是冷戰戰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