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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的釣竿

李屹（elek）

在學院之外，卡爾・波普的名氣恐怕沾了索羅斯不少光。索羅斯自承為波普門人－－雖然2007年他倒打一耙，批評「開放社會」概念不敵公關與媒體操弄－－波普與右派似已結下不解之緣。反觀孔恩，其著作是晚近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研究（STS）課程的必讀書目，而且位置總是放在波普後一週。如此排序不只反映出版年份，更顯現出學術輿論市場的評價，即「典範論」的解釋力壓過「否證論」，或至少有所修葺。此外，歐美學術買辦論及「後現代」這一整掛鹹粽時，也三不五時帶到孔恩的概念，或像阿岡本那樣善用其「發展能力」。

輿論態勢如此，富勒這本小書可謂翻案文章。怎麼個翻案法？我們常讀常討論作品本身，但富勒觀察的重點是「作者如何觀察」：這些作品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寫出來的？當時作者身處社會上的哪個位置？－－初出茅廬、亟待獲肯定與晉升，抑是戰爭、政治迫害等原因，逼他從歐陸遷徙至大西洋彼岸？不管大家說這些作者彼此對立、互補，還是批判與克服，他們既學術討論上被連結起來，有哪些因素作用？為什麼有些作品剛面世時被批評得體無完膚，若干年後卻翻身登上該領域必讀的經典地位？為什麼科學史家寫的科學史，跟我們打小在故事書、課本或《天下》、《遠見》等媒體上讀到的故事，彷彿風馬牛不相及的平行時空？

諸如此類的提問，是富勒領我們重估波普與孔恩的線索。開篇頭一樁戲劇性的事件是「倫敦辯論」，由拉卡托斯搭台，讓相差二十歲的兩位學人，得以正面交鋒。他們十五年前曾短暫會面，辯論前後都無甚交集，若不是拉卡托斯拱出自己學說的野心，《批判與知識的增長》這本身為事件的後嗣的論文集，恐怕也不會誕生。富勒以此事件為楔子，除了討論當事人各自的社會學狀態（由上段羅列的提問所交織），也切入波普與孔恩學說的深層，帶出其宗教的向度。他們的學說更有政治向度，這是富勒著墨特別深的部分。

在孔恩這廂，關鍵的事件是冷戰；冷戰造成的敵我結構，讓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兩種「應用」得以發揮得淋漓盡致。常態科學包含大量需要專技又沉悶的工作，實際取得的進展，往往只是人類整體科學發展狀況的一片皮屑，於是科學家不能不掌握科學史的編纂與評價，反覆改寫，以激勵同儕，創造值得投身的理由，這對產學合作、募資或向大學爭取資源，也都會有幫助。孔恩在科學發展的理論層面懸擱了規範，導致面向科學家同儕與大眾的科學史，跟史家面向學院的研究，分化開來。

在這樣的條件下，史家、社會學家，或富勒語帶鄙夷的「後現代」各種家固然什麼都可以踢爆，但科學的發展，不斷在因果關係的網絡中投下深水炸彈，前者卻無從置喙起。富勒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孔恩的貴人、冷戰下步步高升的康南特，當初會推薦無名小卒孔恩給出版社：康南特賞識《結構》留給大學與軍工複合體的「合作空間」。富勒也提出一些書信記錄，揭露孔恩在冷戰時期鼓勵學生讓政治的歸政治，專心在學院裡「拼學術」才是正經。

反觀波普，富勒追溯他出身的理性主義左派，提點其思想中「為理念負責」的各種元素，並強調我們必須考察並理解理念的**起源**，才能確定我們對理念的評價並未受其起源左右。連出身都沒有弄清楚的時候，一味要求「不問出身」是鄉愿，因為我們根本無從得知出身有沒有影響、如何影響我們對事物的判斷。富勒以海德格為例，透過批評羅逖在「如何詮釋海德格」上的主張，好好比較了孔恩與海德格。這場本書後三分之一的重頭戲，無疑是波普的「手勢」。

這場富勒重新搭台、自導自演（也不乏自吹自擂）的翻案對決，讀到這裡，讀者想必已經猜到是誰「勝出」了吧！那麼，我們汲取本書的批判方法後，就有能力將矛頭轉向富勒本人。畢竟，就像當年為波普與孔恩搭起倫敦辯論之橋的拉卡托斯一樣，富勒也煞費苦心地下了工夫。搭橋不收過路費是慈善事業，但學術絕非慈善。富勒從1987年創辦《社會認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期刊與同名專書，行銷社會認識論，尤其將規範重新殖入科學的期望。在〈中文版序〉當中，富勒對他的事業有一番扼要說明，值得讀者參考－－尤其他自問自答為什麼重視科學史的段落。

本書能給讀者的，不只是透過孔恩對決波普而張立的不同科學觀；富勒的釣竿，亦可供讀者琢磨，甚至小試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