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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二○○二年間吧，弘任正在準備博士論文研究，我也正在思考要如何協助這位兼具運動經驗、學術思辨與宗教情操，既有敏銳的觀察力又有細膩筆觸的傑出學生。如何提出一個能將這些罕見的特長發揮出來的研究題目呢？有關社會運動的研究，應該十分合適，但當時社會運動的力道已經逐漸減弱，社區營造正蓬勃發展，台灣社會的動力看起來已經由街頭轉向社區。「社會如何動起來」這個大哉問，似乎應該轉向「社區如何動起來」，我建議弘任朝這個方向思考。眼前的這本書證明了弘任是處理這個問題的不二人選。

　　截至當時為止，台灣的社區研究大部分是靜態的，一方面研究的社區看起來都沒有多大的變化，另一方面研究者的觀點與問題意識也都是靜態的。要扭轉雙重靜態的社區研究，不僅需要看到歷經變化的社區，研究者自身更需進行認識論的革命，也就是必須將社區看成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更準確地說，這二者一體兩面：抱持靜態觀點的研究者即便看到了巨變的社區，還是會以靜態的觀點提問，最終得到一個靜態的圖像。提出「社區如何動起來」這個問題，不僅是研究者看到社區動了起來，而且是研究者自身的觀點也動了起來。採取動態觀點的弘任與發生變化的林邊遭遇，成就了這本有別於既有台灣社區研究的專書。不僅如此，弘任還繼續深化這個提問：如何「讓社區動得徹底、動得持久，甚至有方向、有意義」，這就遠遠超出我最初的建議了。

　　雖說一個深刻有力的提問是撐起精彩研究的阿基米德槓桿，但仍須後續踏實的研究工作與細膩的資料分析，才能提出足以說服人的答案。弘任辨識出林邊的三個重要團體：傳統村落組織（如自發掃街的老人團體）、公共行動團體（如民主促進會、文史工作室、慈濟等），與地方派系（如新派與舊派）。他指出前面兩種團體如何透過「文化轉譯」來一起執行「真正為公」的社區總體營造，並進一步與潛在的對手「地方派系」過招。這個雙向的文化轉譯讓兩邊的人「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讓雙方不同性質的知識（實作優先的知識與論述優先的知識）與公共想像（動機的公共性與領域的公共性）能夠交流，當中的關鍵機制是身體實作與功勞分享。這是一個貼近行動者主觀意義世界的細緻答案，任何想要進行社區營造的人都可以從這個答案中獲得啟發。

　　在上述三類團體中，公共行動團體是台灣社會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的成果，公共行動團體與傳統村落組織和派系間的互動，就是台灣大社會的力量與在地力量的連屬。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精巧地結合了林邊與台灣、在地與外力、個案與整體。更準確地說，這本書觸及了台灣社會發展的脈動，試圖解答台灣社會發展之謎：一九八○年代以來蓬勃的社會運動，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逐漸消逝，這些運動的力道轉向何處？它們是否在台灣社會留下任何持續發揮作用的遺產？換言之，這本書展現了「歷史感」。

　　從改革社會的淑世關懷出發，進入田野，淬鍊出嚴謹的學術研究，成就了這本精彩的專書，然後再回饋給社會實踐，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首先，成功的社區總體營造必須正視台灣地方社會既有的運作邏輯，並且與其進行文化轉譯。其次，這本書也指出了社會運動一向忽視的一面，那就是組織，但本書更指出了有別於列寧式的組織方式，亦即透過身體實作示範與功勞分享。最後一點，本書指出除了社會運動之外，另一條理解與改造台灣社會的途徑，那就是透過社區集體行動。

　　從提問、答案、歷史感到社會實踐，本書見證了「能動」的空間與體現。即便是派系這種看來像石頭一樣不可更動的「結構」，也會因為被歷經文化轉譯的社區集體行動鬆動甚至轉化。本書以紮實的個案研究，指出了由「不動」到「能動」、由「現實就是如此」到「另類可能」的轉變，是可以實現的。「能動」與「另類可能」的信念，將開創出嶄新的問題意識。

謝國雄 識於

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